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
能也。”（〈中庸‧第九章〉）
〈中庸〉这一章可以呼应到孔子说的：“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
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冉求擅长理财，“冉求之艺”便是“天下国家可均
也”（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公绰之不欲”（孟公绰的清心寡欲）
便是“爵禄可辞也”；“卞庄子之勇”便是“白刃可蹈也”；“文之
以礼乐”对应到更进阶的“中庸不可能也”。同时这也呼应到《论语
》和〈中庸〉后文说的三达德“智仁勇”，“天下国家可均也”属于
仁，“爵禄可辞也”属于智，“白刃可蹈也”属于勇。
为什么“天下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或者说
“智仁勇”还达不到“中庸”的境界呢？这需要我们对于儒家的道德
有更准确的理解。原来儒家的德行或中庸之道，并不仅从表面行为来
判断。中庸之道包括内圣和外王两面，内圣如同〈中庸〉首章说“慎
独”，内心要做存养省察的工夫，除去内心隐微的偏见和私欲；外王
则是治国平天下，创造优美的礼乐文明。总之是“致广大而尽精微”
的。
“天下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也难能可贵，
但未必是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可能只是出自天生遗传的禀赋或
性格，具备政治、经济的才能，或是生性淡泊、勇猛，使他比一般人
更容易表现出这些行为。但如果将这些行为直接订成道德标准，仍然
有所不足。“天下国家可均”是让老百姓都能够吃饱饭，但吃饱饭以
后要进一步提升精神生活。“爵禄可辞”、“白刃可蹈”是不计较个
人的得失生死，但也不是消极无为、白白牺牲，贫贱可以用另一种方
式行道，在民间从事教化，死亡也可以彰显人格尊严，总之都应该有
更积极的理想。以“天命之谓性”的天道或性善为根本，才能够超越
表面行为，做到真正的内圣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