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取径东亚儒家社会的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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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威人格”倾向强的人·对已经存在的权威会无条件无批评的服从
中国人之能视为当然地对权威─特别是道德、年龄、地位上的权威─服从、谦顺，便是“
权威人格”的具体表现。这种人格上的特点，对于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的维繁也许有其价
值，但表现在学术界─特别是科学界─便会产生很大的流弊。在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中，
学生对于老师、年轻的新手对于功成名就的老学者，大都盲目的崇拜与依赖，而造成这种
崇拜与依赖心情的因素却往往并非纯粹是学术性的。事实上，开始时，年轻人对学术界的
老前辈之所以产生依附的心理，多半是基于道德上、年龄上、或地位上的理由。但是，这
种权威关系一旦建立起来以后，便会被“概化”（generalized）到学问上去，仿彿凡是
年高室重的“长上”必然也是饱学之士。道德、年龄、地位之所以能“护航”学问，主要
原因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前三者与后一者系处于未分化的状态─一项权威社会中的附
带产物。
对于年轻人，学术界中这种老少两辈间之含混的权威关系，起码有两点相互关连的影响。
一方面，在这种关系下，年轻人可以得到心理上与实质上的安全；另一方面，在这种关系
下，年轻人却又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与无知。
就前者言，年轻人根据其过去的经验已经习知从权威关系中获取安全的重要性，而且习知
要想继续巩固及扩大这种安全，最好的办法是乖乖地照着权威的意思及权威所接受的规范
行事，不可任意逾越。年轻人既需安于陈知旧识，自然缺少推陈布新的动机与独立思考的
能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当然不能期他们能早早从事独立性的研究与创作。
至于在老少两辈间的权威关系下，年轻人所具的渺小感与无知威，其对开始从事研究与创
作的早晚所发生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当年轻人与理想化了的现实权威两相比较时，知识与
创作能力上的差异往往因道德、年龄、地位上的悬殊而被过分地放大了。在深沉的渺小感
与无知感的笼罩下，个人的信心与成熟威势将因而大为减降。影响所及，使学术界的年轻
人们总觉得自己距能从事正式的独立研究与创作“还差得远”。于是，“准备期”被一再
地继续下去，直到老大或熬成权威为止。在漫长的“准备期”中，年轻人当然会有若干创
造性的灵感。但是，对于从小在权威关系中讨生活的人来说，经由过去的“制约”
(conditioning)，就念头的本身就会引起焦虑与不安，更何况创造性的灵往往是跟过去的
陈知旧识相冲突的。身非权威而揭橥新意，发表异说·轻则要冒“幼稚”、“轻率”、“
不学”的骂名，重则会受到来自他人─特别是权威─的惩罚。为了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有意无意地把任何创造性的新念头都予以压制或拒杀，以恢复原先心安理得的寂静
状态，继续其不知所终的“准备工作”。显而易见地，“准备期”愈长，开始独立研究、
创作的年岁便会愈晚。
二、“权威人格”倾向强的人，易于责难丶排斥，与惩罚破壊陈规旧的人
“权威人格”倾向强烈的人，一方面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无条件、无批评地服从，另一
方面却又喜欢责难、排斥、与惩罚破坏陈规旧矩的人。后者的主要心理苛景是“厌变”。
在维持社会安定上，“卫道”与“卫旧”也许有其功用，但是在促进学术的研究上，却一
无是处。在中国学术界，大大小小的“卫道”、“卫旧”事件，是屡见不鲜的。这些事件
中，被攻击的对象，往往不是被提出的创意本身，而是提出创意的人。被攻击者以年青人
居多，“卫士”则老与少，权威与非权威兼而有之。在大家的心目中，彷佛由年轻人提出
来的创意都是恶的，而提出创意的年轻人都是存心不良的。在中国的学术界，一项由年轻
人提出的研究成果，若非受到责骂，便是被人淡然置之，要想博得相当的鼓是不容易的。
对于提出研究成果的当事人来说，这足以使之失去继续从事研究，创作的动机与信心，当
然更无迅速到达多产阶段的可能。对于其他年轻人来说，也足以产生杀鸡狗的效果，使大
家暗自警惕，不敢轻言研究与创作。到头来，年轻人也只能假借“准备”以自保，充其量
干点儿“说权威所已说写权威所已写”的勾当，自无贡献之可言。
─ 杨国枢，1964，〈时不我与─中国民族性与中国科学化的关系〉，《思与言》，2（1
），页 17-21；收于：瞿海源（主编），2018，《杨国枢文集‧第四册：国人性格与现代
化》，页 33-42。台北：华艺学术出版。
权威性人格倾向服从传统的规范，以及实行规范的权威，借此来规避自己被归类为社会中
劣势的一群所造成的焦虑。为了测量出权威性人格带有偏见及反民主的倾向，阿多诺等提
出了 F 量表──“F”代表法西斯──根据“反闪族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及“政治经济
的保守主义”这两大面向设计出 30 项问卷题目，其中包含九项特质：
保守主义：对于传统社会规范及中产阶级价值的墨守成规；
权威性的服从：对于团体内的权威采取被动的服从及非批判性的态度；
权威性的强加：倾向对于不服从传统规范及价值者采取谴责、排挤与惩罚；
缺乏自省：对于自己内在的心理状态缺乏察觉，抗拒主观的、想像力的、有弹性的思考方
式；
迷信与刻板印象：相信神祕主义及命运对于人有决定性的力量；以僵化、刻板的思想方式
考虑问题；
权力与刚强：“支配──顺从”、“刚强──懦弱”、“领导──随从”的二分法判断，
过分强调自己的社会化，来加强权威的认同；
破坏性与犬儒：藉著轻蔑他人而合理化自我的偏见及攻击性，例如“人性本来就是自私”
、“社会就是这样，你又不能改变社会，只能适应”等；
投射作用：倾向相信世界是野蛮及危险的；会将自我的无意识情绪冲动投射到外在世界；
对性的偏执：对性行为有过多的关切，对之夸大其辞，认为应该透过惩罚来规范。
在 F 量表的“权威性人格”测量上，得分高者只能显示出其潜在的反民主倾向，并不能
直接解释为该人即是民主政治的威胁。就心理学解释，在上述九项特质的综合表现下，权
威性人格一旦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便很容易倾向支持如法西斯政党这样高度权威性的政
治主张，甚至付诸言语及行动。虽然权威性人格对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有很深的影响，
但 F 量表一直受到质疑及批评。随后，加拿大心理学家 Bob Altemeyer 曾于 1981 年
将 F 量表改良为“右翼权威性格测量”，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左翼是否也有保守
倾向等。1992 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美国国家选举研究”则提出权威性人格的四项测量
特质：“独立vs. 尊敬长辈”、“靠自己vs.服从”、“好奇vs.安份”及“体贴vs.听话
”，算是目前较为常用的测量标准。
权威性人格的社会因素
上述几种测量权威性人格的量表研究，都指出家庭养育方式会造成权威性人格的形成。如
果受到的是支配性的家庭教养，在“阶层的、权威的、剥削的”的亲子关系中成长，则比
较容易发展出权威性人格。金耀基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家父长制，强调君臣父子的社
会阶层结构，在这样的伦常关系中，个人的发展依附在从属的权力结构，从而造成权威性
人格的发展。举例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养育方式会以“乖”来当作行为标准的正面
评价，若从美国国家选举研究的测量特质来看──尊敬长辈、服从、安份及听话──都是
权威性人格的倾向。
- 吴冠纬，2018，民主政治中的反民主因子：浅谈“权威性人格”，菜市场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