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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考古不断挖到宝！学者：经济开发挂帅，国人不认同本土文化也没用
BY VANESSA LAI · 2015/12/24
苏花改工程因汉本遗址挖掘工作延展工期，近日公路总局在缺乏与考古学家协商的情况下
，决定上网招标新考古团队，让民间业者加入，此举使率领考古团队的中研院史语所研究
员刘益昌痛心地说：
“我其实要很沈重地呼吁，他（公路总局）既然已经上网招标，台湾的考古学界
应该要共同抵制。”
花莲县长傅崐萁斥责刘益昌是“考古霸权”，要求中研院考古团队必须尊重公路总局，而
刘益昌面临公路总局质疑他是“文化资产至上主义者”，他坦然接受，却非常感慨工程对
文化资产的粗暴。
政府文资维护意识不够，有文资法也没用
1980年曾因为南回铁路的兴建，为设立卑南铁路新站（现台东站）与站内火车调车场等工
程建设，对卑南遗址造成严重破坏，政府单位才委托台大考古队进行抢救，而此事件也成
为后来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实施后，第一件因破坏史前遗址而被起诉与判刑的案例。
“台湾考古学界的大家长宋文薰在面对卑南遗址时是无奈，工程单位不理会我们的挖掘，
我们中午休息回来挖的都不见了，被拿去填土。”1990年十三行遗址的挖掘，刘益昌当
时也是在媒体论战的协商，好不容易让工程单位保留一点时间进行考古挖掘。
《文化资产保存法》（下称“文资法”）为何一再被工程单位忽视？
此法于 2005 年三读通过，系属“特别法”，在考古遗址方面有明确规范，例如：
“…… 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进行中，发见疑似遗址时，应即停止工程或开发
行为之，并报所在地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处理。”（《文资法》第 50 条）
“政府机关策定重大营建工程计画时，不得妨碍遗址之保存及维护，并应先调查
工程地区有无遗址或疑似遗址……”（《文资法》第 51 条）
“遗址之发掘，应由学者专家、学术或专业机构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经审议委
员会审议，并由主管机关核定后，始得为之。 ”（《文资法》第 45 条）
可是，由于政府机关或相关部门对于文化资产维护经验的不足，即便是提供了保护考古遗
址的法律基础，在执行上仍频频受到阻碍。
为何文资是特别法，约束工程建设？
如今汉本遗址似乎正重演“抢救考古”的困境，刘益昌说：“我总觉得台湾的考古学界应
该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大规模地取得资料，多少拜文化资产所赐。”
他指出，因为《文资法》是特别法，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所以框限了工程必须受文
资法的约束。但他也曾经撰文写道：
“在经济与开发挂帅的社会体系之下，（人民）很少思考台湾这块土地的文化资
产，也很少思考多元文化未来的方向，（但）假若文化资产是一个国家或人群
自我认同跟主体意识强烈的元素之一，那么国家或者国人对于土地不认同，自
然不会认同存在在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资产。”
在呼吁台湾社会应正视考古遗址在书写历史重要性的同时，对于当前仍以文字历史作为主
要历史书写方向，刘益昌也提醒我们不应忘记台湾的确有两大文化体系 ── 南岛民族文
化及汉文化：南岛语族人口占 2%，时间却占了 98%，其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恰恰可以
反映在汉本遗址已挖掘出的三个文化层。
“台湾就是这样书写历史事件的场所，”刘益昌说，在自然灾害以后，这群原来居住的人
群短暂离开之后再度回来定居，表示此位置的选择深具意义，自日常生活的场所、农业的
场所，到面向海外重要的交通、贸易据点。
透过此挖掘工作可拼凑出原来住民社会的新技术人群，还原东海岸到北海岸的史前样貌；
从聚落遗址可见其严谨、有组织的社会结构，而从挖掘的重要标本如阿美族的铜铃、人面
青铜刀柄，可说明外来遗物、高温技术及交通体系等复杂因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刘益昌认为，桥墩实际上并非影响通车时程的关键因素，“现在的通车时程不是文化资产
造成的，文化资产只是其中一个影响，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包商倒闭要重新发包。”
然而，历史书写关乎于整体台湾社会，如今公路总局面对汉本遗址的态度，难保也会使
其他文化资产遭受波及。1992年，考古学家张光直在 〈台湾考古何处去？〉 一文点出
考古资料保存对于考古学界的重要性。
当考古工作量很大，人手却不够时，各种工作的先后顺序对考古学家来说，往往是困难的
抉择，“这个问题在经济开发加速前进的台湾尤其严重：筑路、建照房屋、修水坝等等工
事都不免引导到古代遗址的破坏与遗迹的湮灭。”（张光直 1992:77）
不禁想问，台湾社会要走到什么时候才不用“抢救考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