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研院吴介民博士的〈2012是中国因素元年〉一文，指出中国借由财团或亲中组织等
“跨海峡政商联盟”力量介入台湾的选举，进而影响决策、舆论与政治秩序。吴文发表后
，引发了不少关注，然而相关的讨论内容却颇为模糊，形成各说各话的趋势，使得这一个
反思“中国因素”及其影响的契机似乎稍纵即逝，相当可惜。
目前针对“中国因素”的讨论不仅焦点不同，涉及范畴亦各异。有从“恶势力”等泛道德
的角度为出发点；有回溯百年来中国对台湾的影响者；较深入者则指出了“中国因素”的
正反面影响，以及“中国因素”与“北京因素”的辨析；更有进一步参照香港社会近年来
在“一国两制”下的发展等。
事实上，若使用新闻数据库从事初步的检索与统计，将发现“中国因素”作为一个分析词
汇，自2000年以来确实历经了数量上的攀升以及内涵上的转变。在数量上，有些人或许会
以为由于2012年总统大选，“中国因素”才产生作用，因此是个被炒作的“伪命题”，事
实上不然。过去12年来，“中国因素”一直在台湾的公共讨论中逐步占据重要的位置，而
每逢总统大选前后也确实引发了更多的探讨。在内涵上，早期对于“中国因素”的讨论主
要是“外部”的，并且集中在北京对于台湾外交空间的打压，以及台湾在中国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机会与威胁；然而，晚近对于“中国因素”的讨论则转移到“内部”的，并且直接
影响到台湾的传媒、人权与民主巩固等面向。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去十多年，“中国因素”
在台湾（至少在公共讨论上）历经了一个“从外而内”、“由少至多”的影响过程。
如果我们借用吴介民的定义，将“中国因素”视为“中国政府侵蚀台湾民主的作用力”，
按照上述的趋势，他关于“台湾香港化”忧虑其实并非无的放矢。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
来香港民主化的步伐固然在北京的干预与阻扰下崎岖颠簸，在经济定位上也不断忧心流失
自己的优势，沦为一个中国二线城市，人们更必须上街捍卫核心的法治与自由等价值。“
中国因素”对于香港的影响可说是无所不在且日益显著。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审查早已经是
行内普遍的压力来源，更不用说中联办对于香港选举与政治的公然介入。北京极不愿意看
到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壮大，因此对于有助于彼此沟通、协调组织的机制（例如，传媒
与电台等）无不尽力打压，甚至可以透过一通电话，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施压政府官员、
影响决策。
那台湾如何因应“中国因素”？我认为应该区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应该结合既有的公民社会力量企图有效地参与政治决策。在美国，为了对中国政策
提供建言，事实上早在九十年代就已经成立了“中国因素论坛”，成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重
要参考依据。我们也必须借由持续讨论、纳入更多民意关注“中国因素”对台湾的影响。
其次，台湾应该更为关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发展。尤其未来的五年将是香港的关键时
刻，是否能够恪守《基本法》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双普选以及继续
捍卫言论自由等，都应该为台湾所关注。理由无他，香港正是“中国因素”影响下台湾的
前线与最佳参照。
最后，重拾“跨海峡公共领域”概念，增进两岸相互了解，支持中国社会的集会与表达自
由等公民权利，避免广大民意被排除在制度化的决策过程中，同时为难以避免的政治谈判
预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