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政经局势犹深陷冷战氛围之中，共产中国受欧美各国围堵禁
运，第一代中国通于是以香港为主要的田野研究地点，通过访问当地的难民与华人所取得
的蛛丝马迹中来建构当代中国的样貌。其中的佼佼者不得不提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
究中心主任，今年已届八十二高龄的傅高义（Ezra F. Vogel）。
借由《日本第一》（1979）在美国与台湾掀起一股希望能够解读与借鉴日本崛起经验热潮
的傅高义，其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1969）、《广东改革》（1989）同样深刻地描
述了当代中国的变化。自2000年退休后，由于认定“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
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傅高义再倾十年之力透过深入访谈并援引大量文
献注释完成了《邓小平时代》（2011）一书。
在傅高义眼中的邓小平可以由个人、党与中国的发展等三个面向来解读：
在个人方面，年轻时在法国与苏联活动的经验不仅影响了邓小平的嗜好，也使邓有较同代
人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遭受妻小去世的打击，使邓产生内敛寡言、冷静坚毅的性格；在
日后的政治低潮中他的家庭虽然亦受到牵连，但是他仍竭力保护家人并保持紧密的关系。
在党内路线与权力斗争上，与毛泽东作为革命的浪漫派不同，邓一生都是务实的现实主义
者，他重实权而不重虚名、表现听话与“果断”，深获毛的信任，负责忠诚地执行一连串
毛所交代的政策，包括土改、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跃进等，他未能阻止毛犯下错误的政
策也因此为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毛缺乏安全感、善变与猜疑，最终邓也在文革期
间受到毛的软禁报复。在对毛神化崇拜的政治环境底下邓的姿态一直很低，他不断地等待
机会并且知道何时低头配合效忠。
在中国的发展上，对内邓早已清楚地认知经济落后的现实，相对于毛借由各种运动敌视知
识分子，邓则试图振兴中国的科学、恢复高等教育与文艺活动，并深信此举有助于现代化
事业的开展，然而政治风向变化莫测一切都必须在包装下小心地进行；对外邓是文革后少
数能够展现国际影响力的领导人，他扩展了共产中国的外交、强硬地处理了与英国关于香
港前途的谈判。对比于被官方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摸著石头过河”的具体
政经情势中，傅高义更认为邓事实上应是一个改革的务实支持者，他为中国找到了富强之
路。
在邓小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角色与责任上，傅高义认为邓为了恢复政府的权威
因此采取了强硬的行动，他批准了杨尚昆的“清场”方案，但是低估了对抗的强度；而抗
议群众缺乏经验，对政府抱有幻想误判了形式，学生领袖也无法控制局面，最终导致了流
血镇压。傅高义有意识地希望隔开更长的距离去谈论邓的镇压决策与影响，这使他和他的
著作遭受严厉的批评：有中国学者认为镇压与后来的经济发展无关，邓把政治改革留给后
人也徒增风险；香港的学者则认为傅高度赞扬邓小平，吹捧了权力至上的意识形态但却缺
乏道德判断。
在一场座谈会中，我曾询问傅高义对于目前的中国研究者有什么建议，他坦率地承认
现在的学者除了花时间寻找教职并且巩固学术地位之外，并不容易从事这样长时间的研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瞩目的经济成就，今日的研究者却较少进行扣连总体结构与脉络
因素的论述。傅高义的知识养成有其特殊的背景，这使他能兼具丰富的党史知识、学理与
实务经验，然而他的观察或许同样值得台湾的中国研究社群参考与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