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报导，多个消息来源证实失明的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已经进入了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
使馆，事件引发了美中两国外交高层的重视，并正在商讨如何妥善地解决，然而事件已经
影响了近期两国关系的互动。在这之前，陈光诚在山东临沂的住所中已经被政府监视拘留
长达四年，美国的《纽约时报》用"extralegal"来形容陈光诚长期以来所面临形同软禁的
处境，那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那根本已经是“不受法律支配的”侵害。
非常讽刺的，今年二月曾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最高荣誉称号的原重庆公安局
局长王立军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被中国国安单位带走，初期宣告（被
）接受“休假式治疗”后来却接连引发了一连串涉及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政治风暴至
今尚未平息。
一个是因为揭露计划生育野蛮情况而被殴打、软禁的失明人权律师；另一个是因为知悉太
多疑似洗钱、谋杀、贪污、政争的公安局长；前者手无吋铁，后者大权在握，他们却同样
都感受到来自国家血腥的暴力、人身的极度威胁，最终都选择逃亡。而在那之前，许许多
多中国异议人士、知识份子，诸如近月过世的方励之、知名作家哈金、刚抵达美国的余杰
等人同样被迫地选择与自己的国家决裂，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
如果说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对于台湾社会仿佛隔了一层距离，让我们有事不关己与冷漠
的堂皇理由，其实“逃亡”对于我们的上一辈人来说却并不陌生。1970年1月，曾任台大
政治系教授、当选“十大杰出青年”的彭明敏，因为与学生谢聪敏、魏廷朝发表“台湾自
救运动宣言”而被捕判刑、监控软禁已经长达五年，在外国朋友的协助下彭明敏戴上假发
、黑眼镜、蓄著浓密的胡子，从当局二十四小时三班轮流监视的温州街台大宿舍中脱逃，
最后经由香港、泰国等地转往瑞典申请政治庇护。逃亡的日子是如此地孤独与痛苦，回家
的路却又遥遥无期，去国怀乡的彭明敏再踏上台湾的土地已经是1992年11月，整整22年
的岁月。曾经军事法庭上的叛乱犯，后来参选首届民选总统，在台湾的民主发展史上
留下深刻的纪录。
我不禁在心中思量著，是怎么样的国家让人们必须选择离乡背井、千辛万苦的逃亡？国家
存在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公民的幸福与尊严吗？是怎么样的国家让人们来生都不愿意做她
的子民？又是怎样的政治让人们被牵连因而受苦一生？如果政治的过程与结果只会波及家
庭与朋友，那还会不会有人为政治献身、为理想呐喊？而如果没有人愿意承担现实政治的
苦痛，我们又如何而可能地安然置身于外呢？
逃亡是一种心灵的解放，却也是一种人生的断裂；此时此刻，有许多人在国家的暴力之下
“出不来、回不去”。“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泛民主派的许多成员因为诉求“平反六四、
民主中国”而被拒绝或没收“回乡证”，回不了他们心中的祖国；流亡海外的民运份子更
如同失去战场的斗士。然而逃与不逃，理性又如何算计？哈金在小说《自由生活》中透过
主角武男的口，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对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国家是什么？”“如果
国家不能给个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如果国家对个人的生存构成伤害，难道个人没有权利放
弃国家、对国家说不吗？”在陈光诚选择逃亡的此时，无疑地更叫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