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对德育与国民教育科的呼声愈演愈烈，9月7日晚间在政府总部前广场的抗议集会更
吸引了数万名的市民参与；在群情压力下，特首梁振英旋于9月8日晚间宣布取消在2015年
正式全面推行该科的规划，转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展、是否独立成科与如何开展该科。
然而，不少当地舆论对这样重大的政策转向与让步表示怀疑。其中，国民教育家长关
注组已宣布正式成为注册组织，并且将公开募款、聘请职员；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
也表示不会加入政府的开展德育与国民教育科委员会，批评其没有正当性且代表性不足。
尽管广场上的占领与绝食行动已宣告结束，但相关争议已转型为持久战，香港仍深陷“冲
突螺旋”（spiral of conflicts）的困境中。
“冲突螺旋”指的是政府在特别是涉及“中国因素”的政策，例如边境开发、自由行乃至
国民教育，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渐上升而广泛的社会争议。“冲突螺旋”的恶化首先呈显
于对政府满意度的不足，因此亲民动作与民生措施的成效亦极为有限，若缺乏妥善应对最
终将迫使政府面临严峻的管治危机。
“冲突螺旋”的根源在于香港政治本质上的正当性（legitimacy）缺陷：至今行政长官仍
是由小圈子选举委员会选出，并且受到北京的指挥与干预；而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废争议
已久，在制度变革的侷限下，短期内看不到于根本上修补正当性的可能。相较于殖民地时
代除了政经环境的变迁之外，今昔有两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差异：
第一是中港互动下政府角色的变化，香港社会有不少舆论质疑特区政府在中港融合的过程
中究竟能不能以本土利益为先。这种质疑并非无的放矢，在制度上行政长官必须同时向北
京与香港负责，但是由于特首在施政上主要受北京及其在港力量支持，因此当存在利益冲
突时，港人对特首捍卫本土利益的信心就会受到挑战。九七前香港在经济上犹能维持相对
的自主，在商业与金融方面避免牺牲自己的利益，港督一方面做为英女皇的权力象征代表
，但是通常更多地在私底下扮演了捍卫殖民地利益的代言人角色。七十年代的英国解密档
案显示，当面对英国外交部与政党的干预时，港督往往最终会选择捍卫香港的利益，更不
用说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国内与北京的双重压力下仍执意推动回归前的政治改革。然而九七
后北京不但主导了香港民主化的方式与速度，更使得香港在经济上也需要向其寻求融合与
支持，加重其依赖。
第二是咨询政治的裂解，这一种源于殖民地时期为达到政治吸纳与改善施政的制度工具，
早已面对重重批评与挑战。香港社会已经不甘于被吸纳进官方的沟通渠道，也不相信这一
种平台能够反应意见甚至影响决策。回归十五年以来，香港政府的问责架构日益臃肿，各
类咨询委员会也庞杂不堪，历次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于各类问责制的评价长期不理想，然
而政府却仍以为邀请几个知名度较高的人士加入闭门的委员会，并确保其组织意见与利益
受到保障就可以缓和多元利益的诉求，明显忽视政治参与模式的变化。
在此背景之下，有舆论尖锐地质疑特首“卖港”、国民教育只是北京下达的政治任务；市
民不愿意透过各类委员会帮政府政策背书，也不承认咨询过程具有代表性，国民教育冲突
于是愈演愈烈。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日前接受访问时曾含泪表示：“有一班人，对政府猜
忌、没有信任”、“为何政府尽心尽力，勤政为民，但他们就是不信任，无论说什么都不
相信”，反映出政府高官至今仍不了解市民对他们是否会捍卫香港利益的质疑。梁振英政
府上台前后社会抗议的次数与人数均大幅攀升，乃是“冲突螺旋”恶化的具体表征，绝非
部分偏颇传媒所谓“少数人被别有用心人士与势力误导”的结果。
尽管特区政府在群情压力下的让步似乎标帜了公民社会暂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然而
要强化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特首应以民意为依归、捍卫香港的整体利益，有理有
节地向北京坦承部分施政的实际困难，避免北京的误判与直接干预；在咨询政治被批评为
样本戏与代表性不足的局势下，政府尤其不应该忽视甚至曲解民意的走向。唯有如此，存
在于香港政局的“冲突螺旋”方能够在正当性先天不足下避免最终走向管治危机的再次爆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