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近日中国乡土作家莫言再度获得此项文坛的珍贵
殊荣，反应当代华文文学受到肯定与重视。莫言的获奖同时也在两岸三地华人社会引起广
泛的关注与争议，质疑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作家协会（正部级）副主席的体制内背景
，对压制创作自由负有责任等等。然而，究其争议的根本其实是当代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
奖工具化的矛盾态度。
人们总是善忘。当高行健获奖时，由于作品异议的意涵，以及八十年代中流亡法国寻求政
治庇护的背景，其著作早在中国被查禁至今。当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瑞典文
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中国作家协会有关
负责人亦曾公开指责“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诺贝
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在中宣部的新闻统制下，严禁传媒
报导相关获奖新闻。然而，如今这个“服膺于政治目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将文
学桂冠颁给了莫言，《人民日报》却在文化版上刊登中国作家协会贺辞，并强调莫言是“
首位中国籍获奖者”；《人民网》网评指“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奖金丰厚、影响力大与权威
性而为世人看重”。
当代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充满工具化的矛盾态度，使得对于官方而言诺奖更像是一个继
入世、申奥后“大国崛起”的另一个点缀与肯定，但是前提是必须得到政权的认可。《人
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即指“中国是世界发展大潮中最活跃的那一部分，长期与中
国别别扭扭，这不是诺贝尔奖的光荣”。这种工具化的操弄，使得对于诺奖的态度如此地
翻转与矛盾，回避了文学与真实的紧密关联。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与高行健作
品的主要翻译者马悦然，在高行健获奖时曾被官方大肆批评为不懂中国文学，现在却仿佛
像为中国执到珍宝般受到正面的评价。
作为读者，我们或许难以要求作家在做为文学创作者之余，必须扮演公共知识份子的角色
；然而在关键时刻对于权势能说真话，或至少不要说谎、讨好，却也应是基本的期许。例
如，韩寒与村上春树虽然具有不同的文字表现，但是却一致受到广泛的阅读与重视，相信
除了他们的文字反应时代脉动，更是因为前者在熟悉“游戏规则”时仍致力推动新的阅读
与文学的可能，并曾讽喻当代中国仍是“没有高墙的院子”；而后者更坚持在“坚固的高
墙与破碎的鸡蛋”之间站在鸡蛋（无权势者）一边。高行健认为“只有可言说，而非说不
可时才写，因为只有这种言说才更真实”，因此曾经表示他流亡在外国所完成的作品，“
若在中国，一辈子也做不了”，声明永远不回到极权专制的中国；相对地，当低调的莫言
“莫言”（don't speak），对于什么故事题材可以写或不可以写非常谨慎、精明（或如
莫言所说他选择了不同的批判方式），被官方归类为体制内的“主流作家”，两者差异不
可谓不大。
百年中国充满苦难，过去的老舍、沈从文都被认为有资格荣获诺奖，但写作生命频遭打击
；将来北岛、李锐亦有望获得殊荣，尽管非属“主流”。如果政权对于文学的态度只是工
具与利用、甚至迫害独立的灵魂，文学的目的与意义必将受到恒常的挑战与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