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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然“宣战”：剿灭上亿只麻雀之后，人们付出了什么代价？
作者 史蒂芬．摩斯（Stephen Moss）
译者 赖皇良
出版 台湾商务
刊登日期 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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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13日周六，中国上海
新的一天刚破晓，群众就开始齐聚街头。众人涌入城市，挥舞著成千上万
象征中国共产党的红旗，空气中充斥着可怕的战吼。噪音高亢震耳欲聋，
孩童、学生、农民、工人以及人民解放军一律动员来抵抗共同敌人。
日出后，屠杀很快就开始。最年长和最年幼的负责警戒，其他人则大肆杀
个痛快，一份报纸称这叫“全面战争”。
这支松散的军队带着竿子、网子、捕捉器还有枪，一个劲儿无情追赶着他
们的目标。其他人则大力敲锅打盆，干扰并迷惑猎物，不断呐喊、尖叫、
欢呼和大吼。
起初他们的敌人试着群聚在一起，以数量求取安全。不过显然已无处可逃
。渐渐地，牠们一个接着一个掉落地面，或被射杀、或被勒毙，或单纯筋
疲力尽而死。
这些无助的受害者，死在全中国的街头、田野、公共公园、私人花园、屋
顶及沟渠中。有些甚至在集体被杀前就直接从天上掉下来。到了夜幕低垂
时，单是上海就死了近两万只。
虽然我们都很熟悉那些骇人的残暴屠杀故事了，但在上面的故事中，被屠杀的受害者不是
人类，而是麻雀。[1]
或者说，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党主席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们给这些受害
者冠上了一项罪名──“四害”中的一害。
这场运动是“大跃进”这个广大政治社会运动的第一场，始于1958年1月，目的是根除四种
被斥为“害虫”的动物。当时张贴的各种色彩缤纷的海报中有一张特别毛骨悚然，那是一
张画著四种目标被刀子串起来的海报，用来敦促忠诚的中国人民“除四害！”里头有传播
鼠疫的老鼠；散播疟疾等各种疾病的蚊子；无所不在的恼人苍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
是会吃掉珍贵种子与谷物、威胁收成的麻雀。
四害当中，麻雀被单独挑出来成为主要目标，而中国领导阶层向来喜欢口号，所以这场运
动很快有了名字：“打麻雀运动”。根据政府科学家计算，一只麻雀每年会吃掉 4.5 公
斤的谷种；因此他们推算，每杀一百万只麻雀，就够额外喂饱六万人。这道数学题理论上
正确，但结果却彻底事与愿违。
自毛泽东1949年首次掌权以来，中国人民已经先经历了十年的可怕匮乏，因此他们急需任
何可以吃的食物。想当然，这场活动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肯定受欢迎，而且也有助于将
整个国家团结在至高无上的领导人之下。成千上万的麻雀，以及大量的蚊子、苍蝇和老鼠
等三“害”纷纷被射杀。[2] 麻雀巢被捣毁、麻雀蛋和幼鸟被砸碎、打死在地上。一位目
击者如此写道：
那些麻雀即使在最初的大规模杀戮中幸存下来，在村民和镇民从早到晚的
追逐和敲锅打盆下，也根本无法繁殖与栖息，最终力尽而亡。杀死麻雀的
方法有许多种，在这场生死搏斗中全都用上了。
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被期待参与这场活动。某张海报上就画了一位拿着弹弓的孩童，笑
著瞄准毫无防备的麻雀。毛泽东也表示：“所有人民，包括五岁小孩都该被动员来消除这
四害。”这场杀戮不限于城市，乡村的麻雀也同样被毒饵诱杀、设陷阱捕杀，或被涂在树
枝上的胶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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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这场屠杀，甚至还举办了竞赛，拥有最多鸟尸的人可以获得奖赏与褒扬。一位来
自中国云南省的16岁年轻男子杨舍盟（Yang She-mun，音译）独自杀了两万只麻雀，消息
上报后成了全国英雄。他趁这些麻雀白天筑巢时先找出这些树，到了晚上再爬上去徒手勒
死牠们。
伦敦北部马斯韦尔山（Muswell Hill）一条繁忙的主要干道后藏着一座舒适小屋，人们不
会预期在这里能找到什么仅剩的“打麻雀运动”见证人。不过，住在这儿的周瑛（Esther
Cheo Ying）却一直过著不寻常的生活。
周瑛是位身材矮小、整洁、衣服讲究，年近九十的女士。她在那本痛苦、诚实又值得一读
的回忆录《红色中国的黑暗乡村女孩》（Black Country Girl in Red China）中讲述了
她人生的前半段。她生于1932年，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六岁前都在上海度过。
1938年父母离异后，她与母亲和两位弟妹回到了英国。然而回到英国并不意味着她年幼时
期的动荡就此结束。我们一面喝着咖啡，一面听着她就事论事的叙述：“我母亲爱着她的
孩子，却无法照顾他们。”三位小孩因此被送去寄养家庭，在英格兰中部（Midlands）的
斯塔福郡（Staffordshire）由她挚爱的养父母“姨父姨母”带大。
1949年，十七岁的周瑛决定回中国加入红军，当时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
她燃烧欲望以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作为，我们今日看来似乎有点天真（尤其她又只认识她自
己中文名的那两个中文字）。
她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轻世代开始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开始质疑各种事
物；当时我们意识到，这个社会并不公平……。”
尽管她在反抗毛泽东僵化的独裁政权时，有时还是会显露出英国的那一面，但在接下来的
十年间，她还是做到了。当整座城市都在扑杀犬只预防狂犬病时，就算她将因此失去宠物
而心碎，一度不愿服从，但最后她还是杀死了自己心爱的狗。
然而渐渐地，周瑛被迫违背意愿行事，而她也不再缄默。“我一直很叛逆。起初我也像大
家一样着迷。之后我开始质疑一些我不该质疑的事。”在下达杀麻雀的命令时，她的叛逆
之心已然沸腾。当时周瑛任职北京英语广播电台，她回忆道：“这一切都该停止”。隔天
清晨，成千上万的民众蜂拥上街，开始杀戮。
她是电台员工中唯一没参加的。就连她聪明受过教育的同事好友林薇（Wei Ling，音译）
也加入了。周瑛回忆，“她像个野蛮人一样跑来跑去，眼神呆滞地敲著钹”：
我坐在窗前，一脸厌恶地看着我的同事。每当筋疲力尽的麻雀摔落地面、
被歇斯底里尖叫的暴民踩死时，一些人就激动得嘴角泛白。林薇得意洋洋
地捡起一只扁掉的麻雀，笑着扔向我。
周瑛给我看了张褪色黑白照片，上面的她抱着一只翅膀受伤的幼燕，牠是这场屠杀中数百
万的无辜受害者之一。“我发现这只可怜的小鸟时，我才真正想开始破坏这场运动。我只
想说‘去你的毛主席──我才不参加！’”
除四害运动的细节在世全界激起余波荡漾，《纽约时报》揶揄称这些麻雀为“有羽毛的‘
反革命分子’，毫无例外是五年计画的威胁”。《时代》杂志的态度则较为严肃，他们引
用北京《人民日报》的胜利报导，报导中的语调就跟战时的对敌宣传如出一辙：“战胜前
每位战士都不该撤退。所有人都该勇敢热烈地投入战场；我们必须锲而不舍地保有革命者
的顽强态度。”根据《时代》杂志报导，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一天就有三百万人参与这场
屠杀：[3]
清晨五点钟，号角响起、敲响钹声、哨声四起。聚集的学生敲着他们的厨
房器具前进著，一如北京广播电台所述，他们唱着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这场活动发起不到一年，华裔医生兼作家韩素音（Han Suyin）写了篇文章刊登在1959年
10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周刊上，极其生动地描述这场屠杀。她忆起当时与
已故父亲的老仆人薛妈起了争论，他坚决反对杀这些麻雀，但两人的对话被屋外突然响起
的扬声器打断。
韩素音回忆起扬声器高声说道：
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发现，麻雀飞行两个小时后就会筋疲力尽从天上掉下来
，这时就能轻松捕捉。
在对抗公敌的崇高斗争中，我们的策略是不让牠们在任何地方休息，无论
是屋顶、墙上还是树上。让麻雀一直飞！
隔天早上破晓前，韩素音亲眼目睹了一场麻雀对抗战，一队队的男男女女聚集在街头准备
作战。她回忆，起初麻雀一小群一小群的四处飞，但很快就开始散开，不是停在树上，就
是停在电报线上。每当这些麻雀要降落时，众人就会用长竿驱赶或接连发出噪音大喊把牠
们吓飞。牠们实在无处可躲。被噪音骚扰到的还不只麻雀：韩素音也看见雨燕、乌鸦和喜
鹊等一群鸟儿也近乎疯狂的四处乱飞。
这也难免，被杀掉的不会只有麻雀。鲁晓鹏（Sheldon Lou，这场屠杀运动进行时他还是
个北京青年，之后成为加州大学教授）在他 2005 年的回忆录中想起曾对一位友人提出的
疑虑：“我们怎么确定只会杀到麻雀，不会杀到其他鸟？”
想当然，他们确实无法确定。周瑛也想起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在北京几乎没看见什
么鸟。“雨燕好多年都没回来。我会仰望天安门和天坛，想着这片美好蓝天之中少了什么
，之后想到：原来少了雨燕。”
对于身陷屠杀核心的韩素音来说，事情之后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她回到她父亲的家时，
居民委员会的翁同志跟她打招呼。他郑重告诉韩素音，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但他们碰上
了障碍：她父亲的仆人拒绝让捕雀队进屋。并说她必须合作对抗麻雀，薛妈则驳斥，据她
回忆老一辈都以慈善容忍的态度对待这些麻雀。“在我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打麻雀这种事
。我是个乡村妇女，我们只有在饥荒时才抓麻雀吃。”
翁同志的回答则简洁有力。“现在不会再有饥荒了。”以事后诸葛来说，这些话听来实在
相当讽刺。
还是有一些鸟差点就能逃脱。一群飞入波兰大使馆的麻雀起初还得到外交人员的庇护，当
时使馆人员斩钉截铁地拒绝暴民入馆的要求。不过麻雀也只得到短暂的庇护：使馆很快就
被这些不断敲锣打鼓的群众包围了两天两夜。最后，使馆人员还是得铲走馆内上百只的死
麻雀。
从表面上看来，这场打麻雀运动取得了莫大的成功。据称有十亿只麻雀遭杀害，虽然这数
字可能有点夸张，不过毫无疑问，确实有上亿只麻雀丧生。在这场大屠杀后，该物种在中
国马上就濒临灭绝。而整起事件最扭曲的部分是，几年后中国却不得不自苏联进口二十五
万只树麻雀，以弥补那些被蹂躏的数量缺口。
这场大屠杀后不到一年，可怕的后果降临。1959年6月至7月的稻米收成沦为一场灾难。当
时产量会骤降，理由很简单：虽然麻雀秋冬确实以种子与谷物为食，但繁殖季节的成鸟得
用几百万只昆虫喂食幼鸟。现在所有的麻雀都消失了，因此包含最具破坏力的大批蝗虫在
内，许多昆虫都能把珍贵的谷物洗劫一空。[4]
然而，就算全国性饥荒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最终将导致上百万中国人死亡，但整个 1959
年还是不断在推广鼓励杀麻雀。最后在该年年底，毛泽东突然宣布打麻雀运动结束，并将
“四害”中的麻雀改为臭虫。因为这次政策急转弯，许多国营媒体开始撰文谴责人们激情
支持过的大屠杀行动，那也不过才一年多前的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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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害”后期的海报，可发现其中已不见麻雀的身影。
周瑛还记得，她曾一边给她的朋友林薇看《人民日报》的影本，一边表示她是对的。
林薇简短反驳道：“我会记得你是怎么说我们挚爱的主席的，你违背了党的命令。那不可
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