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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群受困铁幕，却不愿低头的波罗的海孤军──“森林兄弟”
2017-09-06|分类：故事|作者：文火
1945 年 5 月 8 日午夜，纳粹德国向同盟国投降，标志着欧洲战场的战事正式结束，西
欧国家终于有机会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享受难得的岁月静好。但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这
个被西方世界有意遗忘的不起眼的角落，却有数以万计的人们拿起武器，妄图迟滞苏联红
军行进的步伐。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在十九世纪被沙俄陆续吞并，直到
俄国十月革命后才获得民族独立。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政权无力干预，不得不与这三个国家
签署和平条约，承认它们的独立。
可惜好景不长，1939 年苏德两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该条约的附加秘密协
定，波罗的海三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后来，趁纳粹德国征战西欧，史达林基本上就
靠着一纸最后通牒，兵不血刃地吃掉了波罗的海三国。
当然了，表面上这三个国家都是自愿投入苏维埃大家庭的温暖怀抱，史达林可能早就忘了
，他的祖师爷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里头明确说过：“波罗的海海岸没有哪一部分
实际归属过俄罗斯。”
苏维埃政权在扩张过程中的族群政策、社会改造措施实在太残暴，以致于纳粹德国入侵苏
联的头两年，苏联许多地方，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的民众，将德军视为解民于倒悬的救世
祖，民众倒戈纳粹德国的理直气壮，据说当德军开进波罗的海三国时，一些乡村妇女甚至
用木盘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跑出来迎接德军。
直到 1944 年，德军在东线节节败退，苏联红军的铁蹄再次逼近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许
多人对于 1940 年 1941 年间苏联占领时期的“美好”日子仍然刻骨铭心，不甘心再度沦
亡于史达林之手，纷纷自发组织成为游击队抵抗苏联红军。
反观德占时期，波罗的海三国的武装反抗规模却非常小，人们往往更倾向于采取不合作的
态度，像是抵制纳粹党卫军的征兵。但对苏德两国的不同立场并不能证明何者的元首较为
和蔼可亲，只是反应了人们对史达林更为恐惧与憎恶。
这些苏联官方记载里，这些妄图螳臂挡车、以游击战争方式反抗苏联占领的“土匪”自称
“森林兄弟”，其职业构成非常多元，草根色彩浓厚，有军人、农民、学生、工人、知识
分子、乡下教堂的神父等等，也包括极少数德军残留的散兵游勇。
人们加入森林兄弟的原因也很不同，有些是为了逃避苏军兵役、逃避流放、反抗农业集体
化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森林兄弟中鲜有旧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因为当官的绝大多数
在 1944 年就逃到国外去了。国难当头，肉食者逃得飞快，老祖宗说“礼失求诸野”诚不
我欺也。
许多立陶宛劳改犯被苏维埃政权发配西伯利亚修铁路，据立陶宛屠杀与抵抗研究中心统计
，大约有 118,599 名立陶宛人死在了西伯利亚，当时立陶宛人口大概是 200 万出头。
苏联官方喜欢骂森林兄弟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纳粹法西斯余孽”。据复国后立
陶宛的历史学者估计，该国的森林兄弟中确有 5% 以上曾与纳粹政权合作，合作形式主要
是参加二战期间傀儡政权组建的志愿军，帮助德军打苏联红军，但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森林
兄弟与德国人并无瓜葛。
在这三个国家之中，立陶宛人的抵抗最激烈，规模也最大。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显示，
仅在 1944 年到 1946 年短短两年间，苏联就在立陶宛消灭森林兄弟 13,502 人，逮捕
15,528人。而在同一时期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打死的和逮捕的加起来还不到6,000人
。
立陶宛森林兄弟的组织化程度也较高，绝非一盘散沙。
1949 年 2 月，各路游击队的领袖凑在一块开了个会，正式成立“立陶宛自由战士联盟”
，以全国最高军政机关的名义发号施令，建立指挥系统，划分战区，协调各地抵抗运动。
不仅如此，自由战士联盟甚至公开发表宣言，号召人们为一个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的
自由国家而奋斗。这个宣言后来在克格勃档案室的故纸堆里尘封了四、五十年，直到九十
年代，才被复国后的立陶宛国会追认为该国的独立宣言，当然，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复国
宣言”。
不是森林兄弟太无能，实在是苏联执政以来平叛经验太丰富，军事、情报力量太强大，各
种套路也太深。奉命到立陶宛剿“匪”的阵容极为豪华，在莫斯科派出的平叛专家的协调
之下，苏联红军与内卫军（相当于大陆的武警部队）齐头并进，凭借绝对的人力与装备优
势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围剿行动，不惜代价，一冒头就扑杀之，形成了高压态势。不过，军
事围剿只是开胃小菜，克格勃有更高明、性价比更高的斗争策略。
一方面，不管是被俘后惨遭虐杀还是战死的森林兄弟，他们残破不堪的尸体都会被克格勃
收集起来，拖到各个村庄、学校巡回展览一番，以震慑潜在的“土匪”。要是有哪个村民
胆敢再收留森林兄弟、或给他们报信，即刻处死并烧掉其农庄，甚至有时会对整个村子都
连坐惩罚。当然，这种残暴而不失光明正大的招数并不管用，往往只会激起更猛烈的反抗
，远不如玩阴招。
另一方面，通过严刑拷打俘虏，重金贿赂动摇分子，克格勃收获了一批变节者。这些接受
改造的叛徒有两条立功的途径，一是潜入森林兄弟，给克格勃当线人，提供游击队的行动
情报。这一招效果显著，森林兄弟的大多数骨干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于叛徒出卖。以
前苏联政府也试图派人打入森林兄弟，但苦于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情报员不懂游击队内部
“天王盖地虎”之类的黑话，很容易被识破，渗透工作成功率极低。
二是与克格勃合作，加入克格勃组建的假游击队，打着森林兄弟的旗号到乡下烧杀劫掠。
第二招也极其狠毒，使得村民们人心惶惶，大大瓦解了森林兄弟的群众基础。
克格勃非常清楚，假如没有村民提供粮食与藏身之地，没有村民通风报信，森林兄弟很快
就会变成吃不饱穿不暖的瞎子、聋子，只能坐以待毙。
苏联红军高层甚至提议一次性流放整个立陶宛民族，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森林兄弟，就像
在车臣所做的那样。当时苏联“头号理论家”、“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开玩笑说：“没有
立陶宛人的立陶宛才是个美丽的国家”。可以想象，倘若该项政策真的以实施，森林兄弟
别说发展壮大，连能否活下去都成了大问题。幸好领袖们没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便
不了了之。
随着生存压力与日俱增，森林兄弟对铁幕另一边的自由世界寄予厚望。但可惜，正所谓一
切失望皆来源于不切实际的奢望，对这些自由战士的最大打击，恰恰来自他们向往、信任
的自由世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