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余英时教授，因为他从未对中共抱有一丝幻想。“我对共产党没有幻想。”我最喜
欢他总是这样子说。
近日读到“余英时回忆录”书摘，讲到中国人之所以拥抱共产主义，跟传统的“公、私”
概念有关系，只要听起来是“公，均”就是好，只要听起来是“私”就是不好。
但其实大家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公什么是私，没有先划清什么是“私”的范围，就会公器私
用，或是公权力介入私人领域。
余英时讲到清末中国知识人误读了来自西方的现代学说，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二者
之间的界限，如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说，他早年一听见资本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便马上
大起反感，所以宁可选择重平等、轻自由的社会主义。
他们完全鄙夷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关于私有财产是文明基础和个人自由的保障
之类的说法，根本不想了解“资本主义”先进的一面，只因有“公”和“私”两个价值在
心中，一听见“私”便义愤填膺，只承认“公”是正面价值。
余英时感觉最痛心的是：中国为这一选择付出了最可怕的代价，但在发现这是大错之后，
竟不得不走回头路。市场制度、私有财产、阶级分化等都回来了，但却出于不正当、不文
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败贪污竟成为这一畸形社会的内在特色。
我读过早期中共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活动记录，这些大人物如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
小平、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任弼时、叶挺、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等等，
他们留法，专事组织斗争，其实绝大部分时间没在读书，他们选择共产主义作为“救亡”
的药方时，主要是出于一种正义魔人的恨，对这套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他们压根儿
不曾深入研究过。
他们不懂美国的《独立宣言》，不懂什么样的自由会妨碍别人？不懂什么样的自由不会妨
碍别人？不懂什么样的平等会妨碍自由？不懂什么样的不平等会妨碍自由？不懂什么样的
基本人权会扰乱秩序？只是满腔愤怒要搞“平等”，搞到现在，不但权力极不对等，贫富
悬殊也比资本主义国家还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