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STS所专题演讲系列场记］为什么纸盘推不动？
作者：黄献纬
2017年5月5日，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有幸邀请台大社会系的简妤儒老师讲解他所关
怀的禽蛋产销结构与塑胶蛋箱、围网等技术物相关议题，演讲题目为“塑胶蛋箱的用与禁
—产销结构与技术物政治性”。
本次老师所要对话的对象为科技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领
域的几个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及社会世界理论（
Social Worlds Theory）。精彩的理论对话总需基于精实的经验资料。故事是这样的……
当2016年12月24日禽蛋一次性包材正式上路，各式舆论拥至，其中不乏阴谋论。事实上这
个政策在2014年就已通过，经民代抗议后，给予业者两年缓冲期，这两年中，农委会以印
制有QR code的溯源贴纸替代， 并标出一箱箱的鸡蛋出于何蛋场。但实际情形却是一个箱
子上往往贴有许多张溯源贴纸，因而必须从标示的日期来判定蛋箱最新的来源处。对于业
者而言，不管是拿掉贴纸或是清洗蛋箱都需要耗费一道步骤，所以业者多半省略掉这些事
简妤儒老师的研究将纸蛋盘以及防鸟围网视为是“无法登场”或“快速退场”的技术物。
她从2004年到2016年的时间轴，说明期间发生了许多有关禽流感爆发及防疫措施等事件，
因而铺排出一个主要的问题：为什么纸蛋盘、围网等防疫措施无法生根呢？这些科技物已
经是相对简单的科技，具备小规模、便宜的特点而相对容易在现场维护，可以说是一种适
当科技，且加上台湾农户不太有能力投入高成本防疫设备，因此围网与蛋盘已经是农委会
面对防疫措施的最后妥协。
简妤儒老师认为“产销结构”是故事的关键，其中经济、法律、政治等制度性因素亦占
有重要的影响份量，因此需要从产销结构的形塑理解行动者的互动和权力关系。他所使用
的概念是Garrett Hardin公共财的悲剧及Langdon Winner技术物的政治性。先从惯行技术
物来谈起，技术物塑胶蛋箱与台湾禽蛋产业30年来的运作及“包销制”息息相关，可以视
为容器“标准化”的历程。从一开始所使用的竹篮到装鱼的木箱。然而，木箱因受潮后会
变重， 在以秤重计算价格的禽蛋业容易造成交易纷争，再加上当时随着铁路转为高速公
路的交通运输方式改变，最后转变为使用塑胶蛋箱运输。在技术物与人的配置下形成的包
销制度，也就是产业的分工形成之后，塑胶蛋箱的地位就更为牢固了。在包销制中，盘商
不分鸡蛋大小、不论鸡蛋品质，全数收购，收购价为报纸刊登之统一价格（由握有市场供
需状况资讯蛋商来制定价格）。在塑胶蛋箱所有权归于蛋商，使用权属于蛋场的流动性下
，于是在蛋场与下游(蛋商、蛋农、盘商、运输业者、零售业者…等)之间流通的塑胶蛋箱
变得具有暧昧性，到底属于谁的？且当蛋箱脏了，经手的使用者们谁也不愿多花一个工夫
与时间清洗塑胶蛋箱，这就是发生在塑胶蛋箱上拟公共财的悲歌。
有人或许会疑惑蛋鸡如此，那么，肉鸡产业方面又是如何？简妤儒老师从产业型态切入
，指出白肉鸡有外国进口对手的压力，养殖方式多以一条龙的企业主导，鸡农为赚取微薄
的“代工费”，在意的是如何提高育成率，且饲养规模越大越好，且由于白肉鸡品种上脆
弱必须在封闭系统里养。相对地，蛋鸡则因为包销制度影响，不管以何种方式饲养，鸡蛋
价格都相同，因此，蛋农会希望投入的成本越少越好，使得蛋鸡多为开放式饲养。因此，
产销方式会决定禽农业者如何饲养。当禽流感病毒变异后，开放式养殖即被指认有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惯行科技物和产业结构分化息息相关，惯行科技物后来被定义为防疫漏洞
，惯行科技的风险不只是物本质，也是社会性的。农委会后来搭配新技术物─围网─的“
10亿围网”政策失败，亦是受到成本的考量、围网不符合鸡鸭生理、围网破坏禽场生态、
围网需要不断清洁与修补……等因素导致，可见围网并不符合家禽产业尽量压低成本的经
营逻辑。
农委会所推行的纸蛋盘的成效呢？农民们仍然考量经济成本因素，且相应的设备，如：
运输台车，也得因纸蛋盘更改设计，对身为使用者的蛋商与运输商来说，搬运工作效能会
降低；相对地，蛋农则是得增加人力与时间，也面临了工作效能降低和纸蛋盘的成本增加
的问题。然而，消费者买不买单又是个问题。改变的效益看不到，而物也不好使用，从这
样可以看到产业结构的分化会影响着行动者的投资理性以及每个行业对投资和收益的分配
计算。
回到理论层次，简妤儒老师分别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及社会世界理论再次对话。他认为ANT
比较少解释网络中人与人的权力关系，以及人与物的互动如何受到制度的影响。而社会世
界理论则较少解释行动者的有限能动性，也就是简妤儒老师想要描绘的为何行动者的行动
能力如何被框架在特定的互动结构中。因此她觉得科学的新政治社会学（The New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ience；NPSS）较能看见权力如何展现在行动者彼此之间及技
术物的运作上，权力是深植在制度、政治经济的结构当中。
最后如何将此研究回馈到政策上？首先，得先了解到防疫虽是具有公共性的，但往往与
逐利的市场逻辑不相容。再者，政府的多重责任也导致尴尬立场，即一方面要防疫，但同
时又常宣称尊重市场机制。而在这故事中有一群模糊的行动者是消费者，由于防疫成本与
商品价格无关，以消费者角度而言，价低才是消费首选，无形中导致了量产与薄利多销的
市场生产型态，也这反映了社会集体的选择。因此，简老师认为，防疫政策的下一步应该
正视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风险，以及正视产业结构和法律制度的影响，透过法规、
市场或技术等机制打破结构性困境，发展出落实防疫需求的禽产业运作方式。
到了Q&A时间，阳明科社所的杨弘任老师回应与提问一组精彩的问题。杨老师从经验层次
发问：为何称塑胶蛋箱为惯行科技物，它真的这么坏吗？或许塑胶蛋箱经过适当的联盟后
就能成为好的科技物。延续著问下去，由于简妤儒老师所对话的是初期Michel Callon的
ANT，物会被误读为有主动的意志，但之后ANT已经将此校正回来了，物的关系是在与人或
非人的连结之中产生的。后期Madeleine Akrich处理物的被脚本化之后，也需要经历对物
的特性进行重新界定[注一]。而ANT很早就讲到，物的特性不是本质的，社会也不是本质
的。简妤儒老师处理上选择社会跟结构是一个本质，因此处理权力，会从制度性安排里的
权力探讨。可是ANT比较想讲转译，转译过程可以用物质机制，用强力，用诱惑，用说服
，用各种方式，可是必须说明重新安排组装关系到什么状态，才能使对方跟过来，改变兴
趣。
简妤儒老师回应道：农委会事实上做了很多事要改变塑胶蛋箱特性，如：设置冲洗站，
但需花费人力、油料等成本。于是协请中兴大学团队研发清洗蛋箱机器，但因为蛋农不认
为需要这样做因而失败，另外提出薰蒸消毒方式，然而，薰蒸也因为要多一道手续而不被
接受。在这么多的改善措施下，为什么大家都不理会农委会？在各式各样的方法下想要改
变物，但却没有办法被改变，因此显示物的特性难以被改变。老师不认为风险是本质的，
但想强调物或行动者看似难以被撼动的这个经验现象；只要有人愿意洗，可是鸡蛋产业里
有人如此固著于利益，包销制本身使得很多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难以被改变。
简妤儒老师的演讲发人深省，大家也可以一同从生活中的种种物品来思考背后一群与其
相关的人，或许可以看见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依著另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运行着。另
外，之后还会有更多阳明专题演讲的场记，以及科技与社会的有趣文章，欢迎大家随时关
注STS多重奏。
[注一]杨弘任老师对ANT物的能动性进一步解释。早期的Michel Callon的ANT对物的能动
性，一般而言会被误读成物有主动的意志或者以意志、意识来决定物的能动性。这个很快
在ANT内部就已经校正回来了，双向的校正，一是说：物的能动性是在它的关系中，人跟
非人连结的关系中被界定，以此物才有能动性。白话的说法是，在某一个物能出现或不能
出现的过程你把物拿掉会怎么样。以简妤儒老师的故事，把蛋盘拿掉会怎么样。另一个
Callon扇贝的文章处理比较精彩的点是，如果大家那么相信有人跳出来就说我是科学家，
我就代表所有的人，我可以发表说这是海洋渔业科学这代表事实，而那些渔民代表就那些
事实。所以Callon同步比喻，扇贝可以附在集贝网上就是一种代表，那如果你对扇贝这一
件事觉得有一点荒谬，那请你想一下前面那两者，所谓我们认定事实是怎么一回事。这是
Michel Callon扇贝的文章比较长远的部分。而中晚期ANT也处理失败的科技物，可是中间
其实已经设想到一个技术社会网络已经形成的时候，研究者一定要先敲定主要转译者是谁
。以Callon著名的法国电动车失败为例，在这个课题中转译者可以是法国电力公司，也可
以把转译者设想在雷诺汽车，可是如果关键性出不来，联盟出不来的时候，Callon说他会
选择在众多可能的叙事情节里面的其中一组，让那个物的特质比较彰显出来。
作者介绍：
黄献纬，阳明大学STS所研究生，目前研究聚焦于台湾咖啡生产中的知识、技术与物。
本文感谢讲者简妤儒老师、主持人陈嘉新老师、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杨弘任老师以
及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吴柏瑢、王子铵同学给予写作上的建议及校对，惟文责由作
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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