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与空气泵浦》导读︰显而易见 (下)
王文基，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知识确定性的历史
本书的目的在于铺陈两种论述样式与生活形式各自具有的性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一
如作者在结论处所言，书中并没有问“为什么最后波以耳赢了”这类的问题。在一六六○
年代初期，霍布斯与波以耳双方的生产知识的纲领都可能成功。作者的关切点在于将问题
复杂化、去熟悉化，而非便利地根据当下的标准判定对错。不过两人利用法国科学研究者
拉图（Bruno Latour）的论点，约略提及实验社群高度动员的能力：“结交的盟友最多、
与之结盟者也最有力的人，就会取胜”。实验自然哲学家在后复辟文化中制造需要，将自
己的关切转换成社会上其他成员的关切。他们宣称，任何人想要解决自然界或人世中的种
种问题，都可以从实验社群这个理想政体中找到答案。接着两位作者关于争议如何结束的
讨论嘎然而止。退一步想，若真要循著作者的思路解释波以耳最后为何胜利，或许必须再
将本书讨论的范围延长，分析之后的数十年或数百年之间实验的生活形式在不同的时空脉
络下逐渐被挪用、修正、适应的整个动力过程。不过，整个图像的描绘需要更多、更细致
的个案研究方才可能。
借由几位学者对“事实”历史的研究，我们或许可尝试回答实验样式如何获得正当性与权
威性的问题。这个相对而言较新的自然哲学样式虽然以伦敦的皇家学会为中心，但并非仅
侷限于英格兰。科学史家狄迩（Peter Dear）指出，皇家学会的成员并非发明了“事实”
，而是利用它来达到特殊目的。在当时的欧陆，也有其他类似的科学团体与耶稣会的自然
哲学家们环绕着实验与事实运作。在此之前，“知识确定性”大多来自于对权威性文本（
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立基于日常经验的普遍性宣称）的评论与注释，而后逐渐被在
特殊时空下生产的个人经验的见证与记录所取代。换言之，波以耳等人与事实的关系必须
放在“知识确定性”典范上的转变这个更大的脉络下来理解，而非仅涉及他们的高度动员
能力或三种技术的巧妙运用。
此外，“事实”的生命史也是学者夏琵若（Barbara Shapiro）关注的焦点。不过与其他
学者相较，她分析的范围更广。她指出，“事实”的概念最先来自于现代早期的法律领域
。在英国的习惯法中，“事实问题”（matters of fact）由陪审团确定，而“法律问题
”（matters of law）由专业的法官负责。陪审团必须透过文件记载或目击者的证词确认
特定的人类行为或涉及人类的“事件”（例如谋杀、抢劫、叛国等）的真伪。“法律脉络
下的‘事实’因此并非指已被证实的真理，而是某一据称存在的行为，而其是否发生仍有
争议”。这些在法律领域中所讨论的与事实相关的特征（如真确、亲眼见证、公正不偏）
之后产生影响，形塑了其他的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形式，其中包括历史、游记、方志，乃至
于博物学与神学等。到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事实”的概念与重要性借由不同管
道已经被普遍接受，成为英格兰思想的一部份。而正是在这一整个“事实的文化”中，实
验自然哲学家的所作所为才获得正当性。夏琵若便以此质疑事实的概念是否真如谢平与夏
佛所言与绅士的特殊身分紧密相关。
与上述两位学者相近的观点，也可以在研究怪物、珍奇、奇闻异事的科学史家达思顿（
Lorraine Daston）的著作中发现。她指出，培根式的事实之所以在十七世纪取得认识论
上的胜利，在于为学界解决充满理论上莫衷一是、各自为政的窘境。此种（至少在原则上
）强调谦冲温雅之道，以平和讨论而非教条主义者间的激辩来达成共识的团体，早在十六
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法国、意大利与日耳曼地区便已存在。达思顿也以此铺陈“客观性
”在当时的特殊含意：价值中立、不可知论的要求诉诸的是理论，而非国别、阶级。
空间的政治解剖学
虽然谢平与夏佛以一六六○年代初期的英格兰为讨论的焦点，但本书并非单纯的历史研究
，或两人所自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操练”。《利维坦与空气泵浦》的寓意在促使包括
科学家在内的读者认识一般自然知识生产的过程，以及科学家的行为，进而反思甚或置疑
当前不证自明的景况。为达到这个目的，作者运用了相当多的分析策略，之前提到的书面
技术、物质技术以及社会技术便是其中极为明显的例子。除此之外，本书中反复出现的“
空间”与“地图学”的隐喻也十分重要。
空间的隐喻至少在两个层次上操作。首先，是自然知识的“在地性”（locality）或“所
在性”（situatedness）。虽然两人于此处关于空间、知识与权力三者关连性的论述不如
法国思想家傅柯般有系统，但是类似傅柯以深植于实际“空间”中知识与权力的相互扣连
，来取代“时间”所象征的连续性与抽象的意识进程的手法，在书中处处隐约可见。对傅
柯而言，知识一如人类的历史，并非依循既定的内在逻辑有机地发展，一再地自我否证、
超越、纯化。傅柯的研究纲领在于纪录权力的轨迹，而“论述”所铺陈出的路径正是他得
以将权力结构体拆解的着力点。跳脱纯粹对理论等人类认知产物（譬如孔恩所谓的“科学
教科书”）的爬梳，反之致力于描述自然知识实际生产的空间，分析相关人员的实作与社
群中的各种成规，厘清知识、仪器与人员得以流动的“强健社会网络”（socially
robust network），也成为谢平、夏佛以及其他科学史学者批判本质论的实际表现。环绕
著空间意象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因此成为利器，剖析科学知识如何经由特定社会行为从“
在地”转变成“普遍”的过程。“地图已经取代了纪事”。换言之，自然知识不再是孤独
面对真理的个人思维运作下的产物（例如笛卡儿著名的独自在火炉旁的沈思，“我的身体
，这纸，这火……”）。反之，自然知识的所谓“客观性”或“普遍性”是各种社会组织
的方式（本书中所谓的“技术”）在实际空间中运作下的结果。“不证自明伴随着从私密
到公众、沈思到名声的转变而来”。
其次是“划界”或“疆界分割”（boundary-work）的问题。书名中利维坦与空气泵浦的
并置同时也点出，在我们这个科学已成为强势论述的时代中，“社会”与“自然”这两个
领域之间存在着相当的鸿沟。对本书作者而言，如今科学家自成排他性极强的团体，独自
为自然界代言。相较之下，社会一般大众只能被动地收受、认可、同意或支持科学家的诠
释与决定。这种科学家与大众的区隔、自然与社会的二分，实际上是十七世纪的自然哲学
家与之后的科学家划界的结果。谢平在其他地方也提到，“科学”与“公众”这两个范畴
并非“当然”、“不可避免”或“与生俱来”；“它们是巨大的历史成就”。傅柯的空间
权力观也促使谢平与欧弗（Adi Ophir）对这个主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他们引伸出十六
、十七世纪以后科学社群、 学科、实验室等地作为“异质空间”（heterotopia）的看法
。例如，在强调观察与实验的空间中，唯有那些被授权的人才能看到不可见、但却也同时
“显而易见”之物（“大气压力”、“细胞”、“粒子”等）。在一篇自称为“实验哲学
的‘政治解剖学’”研究中，夏佛也提到：“权力的建立意指对空间的管理”。不过，这
空间的政治地理技术也不仅只适用于局外人。有限的民主必须放在两个层次上理解：“我
们可将〔行动者的文化疆界〕理解为文化空间中一套被建构及维持住的标记，这让集体能
够有力地告诉成员他们在哪里，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在这地方允许怎样做事”。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在傅柯的著作中虽然清楚看到权力实际操作的机制与场域，但无
法确定权力的单一来源时，那么谢平与夏佛在勾勒十七世纪欧洲自然哲学与其仪器传递的
路程的同时，描绘出的是立场相左的哲学家旗帜鲜明的知识与社会关切。相对于傅柯分析
中权力的无名，至少在本书中，不管是主体（不管是个人或是拟人化的社群）的利益与关
切，或他们殷切地试图左右或动员的权力关系，是相当清楚可见的。相形之下较为微观的
“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如何与上一章节中所提的文化史、思想史，以
及傅柯所谓的“思想系统史”，甚或是“系谱学”式的分析进行更有建设性的对话，的确
值得深入的探究。
对话与划界的未来
这股夏佛所谓“丧失显而易见”（the loss of the obvious） 的研究取向的确具有强烈
破除偶像的味道。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揭开与分析自然知识的在地性（包括科学家或自然
哲学家的社会、知识与道德关切，科学所具有的国家或地方特性等），以及自然知识生产
与流通的过程，并非意图反科学或诋毁科学家。晚近科学史的这个研究走向目的，在于促
使逐渐失去纯真的我们以比较切合实际的态度面对目前影响社会甚钜、且性质日趋复杂的
科学活动。
在此脉络之下，科学的历史、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者究竟在当今社会中能够、以及应该扮
演什么角色？对话的对象为何？是否应该划界？于何处划界？如何划界？如何评估划界后
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效应？之后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些生产出的知识与所谓的社会“秩
序”之间，又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在“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与“科技与社
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等相关领域急速发展、研究者关切间的
差异使得对话越发困难的今天，这些方法论与实际操作层次上的问题很难轻易地一一厘清
。二十年前谢平与夏佛在这本如今已成为科学史重要经典之作中的建议或许还是可行：“
你可以争论知识社会学是否可行，或就开始动手做。”
＊ 本文写作期间先后同陈传兴、周易正、祝平一、雷祥麟、陈瑞麟诸位先生交换意见。
文中谬误及力有未逮之处，自当由作者一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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