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与空气泵浦》导读︰显而易见 (上)
王文基，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自明的事实之学
一九一七年，曾任日本大阪精神学会华人教授主任的鲍芳洲，为提倡催眠术，在上海成立
“中国精神研究会”。在会则中，鲍提及催眠学研究为当下急务。“以我国现时之程度，
比诸欧美各国固有悬殊……故凡医师教员有教养子弟之责者，与夫从事诸般业务之伦，此
际应起而研究之，庶几不致落人之后耳”。“研究会”设有“通信教授部”，以函授方式
提供地方会员学习催眠术，按照讲义指示进行实验，以验证催眠术的真伪。在若干会员寄
回的实验报告中，亦记载“立会人”（见证人）的姓名与身分，以证明实验确实进行及其
效度。实验的内容包括动物催眠、千里眼、人格转换、精神感通、模拟运动、以人为桥（
“强直状态”），以及各种疾病的治疗等。例如，第六一号地方会员、浙江慈谿的冯君翼
在报告中纪录多次实验结果，成功催眠了鸡、小狗、蟾蜍、大毛蟹、河虾。第两千四十号
地方会员、天津河北陆军军医学校的“催眠得业士”余斯清，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校内游
艺会中被推举为“催眠部长”。“举凡催眠种种现象均当众实验之。观者目停口呆、伸舌
作惊讶者比比皆是，谓予有邪术。操符箓者颇多抑知精神现象乃根据科学之理而来。苟明
斯理，亦何奇之有哉？”
同时期，日后对中国科学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中国科学社”，也强调事实的首要性。创办
人之一的任鸿隽于一九一四年痛陈：“为学之术，在由归纳的论理法入手，不以寻章摘句
玩索故纸为已足，而必进探自然之奥。不以独坐冥思为求真之极轨，而必取证于事物之实
验。”后来他更提及“‘二十世纪之文明无他，即事实之学战胜文字之学之结果而已’”
。在一九一六年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常年会上，他就“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为题发表
讲演。现代学社与之前以人为中心、偏重德育的传统中国学会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现代
科学分科极细，故需不同领域之人通力合作。一是现代科学重实验，而实验设备及器材等
所费不赀，因此“非有一种公共团体，替研究学问的人供给物质上的设备不可”。之后他
详细描述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柏林科学院等机构的历史，得到要“自己设立实验
室以研究未经开辟的高深学问”的结论。而在他为中国科学社会址所构想的蓝图中，除图
书馆与博物馆之外，更需设立几十个实验室。“请了许多本社最有学问的社员，照培根的
方法，在实验室研究世界上科学家未经解决的问题”。
虽然在当时某些中国知识菁英眼中，鲍芳洲或许假科学之名，行旁门左道之实，但在核心
点上，上述双方确有相通之处。在清末以降几波西学东渐的冲击下，“实验”与“事实”
的优先性对拥抱科学以图存亡继绝的知识份子而言显而易见。胡适在将实用主义（
pragmatism）引介入中国时，强调的也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the laboratory
attitude of mind）。真理并非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而是“实在的
，是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借由建立知识／人际网络，成立
专门机构等社会组织方式（不论是鲍芳洲的函授网络，抑或是任鸿隽等人的中国科学社、
《科学》杂志、科学图书馆、研究所），知识分子们希望借由鼓吹实验方法与事实的重制
，将科学的心态与新知传播到中国各地。对当时的知识菁英以及现在的我们而言，这一切
似乎都不证自明。
本书正是从历史的角度，拆解了实验与事实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这种不证自明。
争议研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利维坦与空气泵浦》一书作者所关切的是“现代科学”—更正确地讲，一种“实验性”
的论证样式—的诞生与某种特定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关系。简约地说，整本书想要以历
史研究方式回答的问题是：“现代科学”与同时在西方诞生的新政治秩序之间有何关连？
对作者来说，此二者是一体两面的过程，目的都在解决“秩序”（order）的问题。
一六六○年代初期的英格兰，不管是就自然知识应该采取的形式（经院哲学、笛卡儿式的
机械论哲学、或实验方法？），或者政体应当具有的结构（君主专制或共和？），都是处
于争议不休，亟待厘清的状态。其中，波以耳及其皇家学会的同侪以及霍布斯，两造分别
勾勒出的新自然哲学，目的不仅只为了单纯知识论上的需要，更为了重整英格兰后复辟时
期混乱的政治秩序。在现代科学假定的“起源”处，我们发现自然知识在特定时空条件下
所具有的特殊性。而正是这些特殊性，而并非科学哲学家所关切的某些放诸四海皆准的价
值或思考模式（“客观”、“精确”、“证明”、“实验”），构成了特定自然知识的样
貌，同时也成为二、三十年来科学史学家关注的焦点。
对波以耳等人而言，建构一个具有共识的理想社群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因为它可作为英格
兰社会的范本。换句话说，维持知识社群内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将确保国内社会秩序的和谐
。这个理想的社群由主张实验的自然哲学家所组成。成员或许在宗教、甚至自然哲学的理
论上意见相左，但是众人一旦同意以“事实”（matter of fact）（“对于现象本身所作
的理论中立的陈述，与某人确实经验之事相关的‘事实’”）为本，并以实验方式验证之
，再加上合格成员的集体见证，一切争议皆可解决。作为实验器具，生产事实的气泵因此
便成为社群最佳的标志。这同时也是两位作者讨论的核心。波以耳等人不断地改善气泵的
功能，不厌其烦地将之展示，并以文本方式纪录并流通其操作细节与实验结果，以资证明
。根据本书的分析，实验哲学家们围绕气泵所进行的理论与实作（practice）上的修正，
并非单纯地力图达到一种运作无碍的状态。对当时地位尚不稳固、亟欲建立知识与社会权
威的皇家学会成员而言，捍卫气泵的完整性同时也在捍卫一种维根斯坦所谓的“生活形式
”（a form of life）。实验哲学家通过书中所谓的书面技术、社会技术以及物质技术，
目的在扩展知识之得以复制、实验得以重制与见证的空间，使实验生活形式得到认可。不
过，虽然知识的可共享性与公开性在十七世纪成为自然知识的特色之一，但原则上民主、
开放的实验哲学社群在实际上却将不接受实验论述模式，以及事实在知识论上所具有的重
要性的人被排除在外。“唯有社群性的行为方能确保适当的道德确定性以及适当的知识”
。换言之，自然知识的生产之所以可能，在于对社群的疆界进行控制与管理等动作。对实
验哲学家而言，实验室中所生产的事实既然来自于自然界，又经过具有特殊身分的社群成
员成员的见证，其知识论上以及道德上的确定性必然高过于可信度可议的人。
实验自然哲学家逼迫自然、以人为方式强力介入来展示自然的这一切作法（培根所谓的“
扭转狮子尾巴”）对某些人而言并非天经地义。当时心存疑义并起而攻之的人包括霍布斯
。霍布斯一般被认为是哲学家，他在英格兰内战时期为巩固国家最高权力（sovereignty
）所著的《利维坦》（Leviathan，圣经典故，本意大海怪、巨兽）常被认为是马基维里
以降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不过这种现代的学科分类（科学／哲学，自然／社会），并
不适用于以机械论研究自然现象的霍布斯。他认为，要理解与人、社会与自然界相关的一
切，唯有借由几何学与力学的知识。换言之，几何学既是政治哲学，也是自然哲学的基础
。霍布斯深受欧几里德与伽利略的影响。在欧氏几何学的架构下，若要认识万物，必须由
其性质的定义（如“点”、“线”）开始。文字正确，定义明了之后，万物的性质可由推
理、证明的方式一一演绎得知。而伽利略等人的数学证明着重普遍性与规则性，而非偶发
与变异。在此脉络之下，波以耳等人利用实验所获得的“事实”，对同样也主张知识公开
性的霍布斯而言，只不过是若干人感知自然界时所产生的“私密”、“个别”经验。而以
实验证据与见证的形式所展现的个人感官经验，并无法证明自然哲学理论的真伪。若每个
人都以自己的实验为重，诉诸各自的权威，则争执势必将再起。例如，对霍布斯而言，波
以耳等人极为重视的“真空”等概念实际上定义不明，易陷于荒谬，引发争论与骚动。再
者，“任何一个人或一定数目的人的推理都不能构成确定不移的标准，正如一种计算并不
因为有许多人一致赞同就是算得正确一样”。在此状况之下，确定性应当如何确立？在众
人有所争执，相持不下之际，“有关双方就必须自动把一个仲裁人或裁定人的推理当成正
确的推理。这人的裁决双方都要遵从，否则他们就必然会争论不休而动手打起来……”。
这众人公认之仲裁者或法官便是霍布斯理想中之“利维坦”，这集国内众人所让渡之权于
一身的统治者。因此对霍布斯而言，实验哲学家们自成团体，宣称可为自然代言，正如教
会人士一般意图瓜分主权，不啻成为社会动荡之源。反之，几何学之结论，便无可争议之
余地。
谢平与夏佛笔下霍布斯与波以耳间的冲突，并非是辉格史家笔下黑暗与光明之子间结果可
期的厮斗。在这个典型的“科学争议研究”（controversy studies）中，他们首先悬置
了波以耳与霍布斯双方究竟谁对谁错、谁是理性谁又是非理性的判断。两位作者由与实验
仪器操作相关细节的争论开始，进而铺陈两种截然不同“生活形式”之间的冲突，乃至于
双方在王政复辟时期对维持社会安定看法上的不同。这一切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事实与
因果解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疆界也因此并非波以耳与之后科学家们所宣称的如此截然二
分。一如书中一再强调，“知识问题的解决，就是社会秩序问题的解决”。谢平与夏佛所
承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重点不在于强调
科学事件的发生或科学理论的发展来自于“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例如清教徒革命，或资本与市场的发展之于十七世纪英格兰的自然哲学的兴盛。科学知
识社会学的主张是，生产自然知识的过程本身便是一种社会活动。无论自然知识的内容本
身，论述的形式，生产知识的过程，都是特定社会成规（social conventions）运作下的
产物，虽然此处的“社会”指的常是为数仅数十或数百的知识社群。换言之，社会是“内
在”于实际的科学活动之中，而非以外在因素的方式“影响”、“决定”、或“左右”了
自然知识的内容。自然知识与活动既然一如人世中的其他日常行为，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便可以透过历史、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方式加以分析。这或许正是作者在书名中将《
利维坦》这部所谓的政治哲学论著与“泵浦”这具所谓的科学仪器并置的理由。这看似突
兀的举动一方面带出之前科学史与政治史研究中较为人忽视的面向：霍布斯的自然哲学与
波以耳的政治哲学。利维坦同泵浦一样，都是以严谨的自然哲学知识为根基。如此一来，
科学史也同时是政治史。另外一方面，借由策略性地运用霍布斯对实验式自然哲学的诘难
，作者带领读者窥见，泵浦同利维坦一样，都起始于人类意志，需要结合众人为一体，透
过社会约定的方式形成，用以解决知识、宗教与政治等纷争所引发的社会动乱。所谓的“
事实”并非早就存在，静待发现，或者本身与理论或诠释无涉。事实需要共享同一种生活
形式、并被管理得当的众人努力生产而成。如果实验与事实在现今社会中的地位变得如此
不证自明、显而易见，问题在于整个自然知识生产与社会秩序解决的历史过程变得隐然不
见。
＊ 本文写作期间先后同陈传兴、周易正、祝平一、雷祥麟、陈瑞麟诸位先生交换意见。
文中谬误及力有未逮之处，自当由作者一人负责。
http://stssonata.blogspot.tw/2017/07/blog-post_5.html
https://www.facebook.com/stssonata/posts/464740273892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