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的成立和不断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
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什么时候正
式提出的，由谁最先提出，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
所接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
艰辛探索。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作过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
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过马
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但是他也没有明确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
题。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
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
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
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
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202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其他一
些领导人也在讲话中运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总的来看，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党内运用
比较广泛。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才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
成果——毛泽东思想，并把它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此后一个时期中使用较少？
　　党的七大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种提法，开始同时使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1952年，毛泽东同志在审定《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民
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改动虽然只是字面用语上的变化，
但此后大致三十年中，几乎所有著作、文件等，都很少再见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字样，而多使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相结合”的提法。
　　关于较少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原因，有些学者做过考察和分析，
认为这主要是“由外部原因的影响造成的”。具体来说就是：1948年6月，共产党
情报局通过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中
共中央可能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容易被误解为所谓民族主义倾向，
而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的问题，所以在提法上作了改变。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两党的论战中，苏共中央曾点名对刘少奇在中共七大
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进行指责。面对苏共的攻击，毛泽东曾在1961年1
月中共八届上说：“‘马列主义中国化’，恐怕不是你（指刘少奇）的专
有权，我想我也讲过嘛！文字上有，我记得好像有，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
国化，我记得我提过，所以发生这个版权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
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
叫中国化。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一样。比如拿树来作
比喻，一棵树同一棵树，它的根本一样，枝叶总是不同的。杨柳跟松柏是不是一样
的？是不是有特点？总有些不同。而且同是杨柳，这一棵同那一棵总有点不同。”
这说明，尽管《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所改动，但毛泽东
本人并不认为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相反他认为“中国化”是必须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统一”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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