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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06 立报
面对青年贫穷化：两种社运观的政治关系
林柏仪 （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社会运动和政治的关系应该是什么？社运团体的自我定位为何？面对这些在实践中屡屡引
起焦虑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透过区分社运的政治目标，将其粗略划分为“左翼社运”
和“自由派社运”，来进行一个更深层的讨论。
左翼社运vs.自由派社运
对“左翼社运”来说：
－社运的目的，是要团结受压迫者的力量，根本地改变资本主义政经体制；
－为了根本改变，社运和政治是无法分离的；
－这样的改变，没有办法单单在既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框架下彻底完成；
－表面上异质的各种社会团体，在相当程度上遭遇着共同的压迫来源；
－社运需要透过启蒙人民和群众运动，来在社会、国家、以及国际层次终结这些压迫；
－压迫的根源就来自于社会内部，特别是资本与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
相对而言，“自由派社运”，可能有着不一样的观点。自由派社运倾向认为：
－社运是各种特殊利益或意见群体的集体行动，之间没有共同的目的，也未必要挑战政经
体制；
－社运和政治可能是可以区隔开来的；
－各个社运的目标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修法或政策变动下达成；
－各个社会团体有着各自异质的利益、意向和压迫来源，应靠各自努力来改变；
－社运可以透过群众运动，但也可以透过菁英游说，来达成特定的目标；
－主张发展“公民社会”，不认为社会内部有着根本的对立关系。
两种社运观的划分，其实是基于其根本目标和分析的差异而来。对于左翼社运而言，他们
清楚地理解到，不论是当前我们遭遇到的劳动弹性化、女性贫穷化、公共服务私有化、压
迫性教育的延长、全球生态危机、国际战争频繁等趋势，实际上是有着共同的问题来源─
─资本主义的内在积累逻辑，它无法顾及人民或环境的利益，而需要这些压迫趋势以维持
自身。要终结压迫，必须要根本改变资本主义政经体制。
反对这些压迫趋势，可能可以化为一个又一个的“议题”以及“团体”（劳工团体、妇女
团体、环保团体、教改团体、人权团体等），这在两种社运观的实践形式上，可能是相同
的。但差别在于，自由派社运就停留在此，他们视各个议题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应由各个
群体“各自努力”，自行倡议自身期望的价值。但对左翼社运来说，形式上分散为各个团
体或议题，不代表压迫是没有共同根源；甚至，有必要有一个先锋党，来将这些运动予以
“政治集中”，以组织人民和夺取政权为手段，共同改变政经体制。
当然，“反资本主义”无法同时保证所有社运目标的一并实现；但对左翼社运而言，反资
本主义是社运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要消灭妇女与少数种族在劳力市场遭受的歧视对
待，必须要瓦解结构上需要此种次级劳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又例如，学生在教育体制中遭
遇的竞争压迫与自由剥夺，若无法改变学生身为劳动力商品相互竞争的处境，恐怕任何的
教育改革都将寸步难行。
重访社运和政治的关系
那么，这两种社运观中，“社运和政治的关系该是什么？”
广义来说，社运当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不论是诉求资源分配或价值上的改变。这个问
题其实要问的是：社运和“主流政党政治”的关系该是什么？放在台湾的具体脉络来看，
就是：各个社运团体，和蓝绿政党势力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各种的合作或资源传送，
是否适当？
传统上这个问题的辩论，往往集中在“形式层次”上，被划分为“社运该和蓝绿政党策略
合作”以及“社运不该和蓝绿政党有任何关连”。可惜在于，这样的划分可能没办法触及
“形式上相同”、但“目标上不同”的部分，而掩盖了最重要的辩论。“两种社运”的区
分，或许才能指出关键所在。
对自由派社运而言，基于只是要追求“自身议题”的进展，他们的社运目标和主流蓝绿政
治势力，将是一种策略性的互动关系。在这之中，各个NGO们对主流政治势力进行游说，
并选择其中的友善者进行政治联盟。蓝绿势力需要这些社运团体为其加持统治正当性，社
运团体也能透过这过程达成目标，对双方都是合乎理性的作法。
在一些的状况中，自由派社运选择一种“不蓝不绿”的姿态，居处社会中尚在蓝绿斗争之
外的道德高地，透过“等距外交”或者“保持距离”，来强化道德正当性以实现自身的目
标。但这种姿态的“形式”，不代表他们认为和蓝绿势力有着根本“目标”上的差别或对
立。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批评这种作法是种“政治洁癖”，但换个角度想，他们就是策略
地透过这种姿态，来取得超出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这其实相当地“政治”。
尽管有些自由派社运主张其追求的是“由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和主流政治势力的“
由上而下”模式不同。然而，因为其默认了改革目标要在既有的政治体制内完成，是故尽
管表面上“路数不同”，现实上则有着“同谋关系”：再如何由下而上，到了“上”的阶
段，也仍须和主流政治势力斡旋及妥协，改良这个体制，而非要取而代之。
左翼社运和主流政治势力的根本对立
但对于左翼社运，就有着相对清楚的原则。原因在于，他们知道自身和主流政治势力的根
本对立性，而不只关注“自身议题”的短暂改良。例如以台湾为脉络来看，蓝绿政党的根
本属性，都是明显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党”──各自依赖著不同的政经集团来统治台湾，
但巩固著同样的资本主义政经体制。图利财团、践踏人民的作为，有何差别？在最终的反
资本主义目标上，蓝绿政党不可能是左翼社运的盟友。
是故，对左翼社运而言，要做的并不是“不蓝不绿”──展演成中立的“公民社会”领域
，以获取道德影响力──相对地，左翼社运要做的是“反蓝反绿”，为取而代之做准备。
因为他们很清楚，只有透过对抗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并且让人民清楚认识其中的对
立关系，左翼的政治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
这种“根本上无法合作”的观点，和自由派社运不同，并不是一种“政治洁癖”的策略；
相反地，是一种“政治对立”的立场。
在具体的实践中，左翼社运或许在少数特殊情境下，可能会谨慎地和部分主流政治势力，
有着短暂的结盟利用可能。但这都必须和群众说明清楚：这种利用关系能换来的改良成果
有着的必然侷限的，而且，千万别因此而相信主流政治势力；否则，政治结盟为特定资产
阶级政党带来的统治正当性，往往将远比社运能获得的真实利益大得多！
超越自由派社运的侷限
从历史来看，自从1980年代伴随新自由主义、以全球为范围兴起的“公民社会”浪潮，将
传统高度连结阶级斗争的社运部门，软化为一种自由派的利益团体政治。这转变日益模糊
了社运的根本政治目标。
关于自由派社运自绝于政经体制根本改变，只关注单一议题的的侷限，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曾提过一个生动的说法：“举例来说，基于普世人权而
倡议禁止童工的NGO，当他们成功后，他们可能会摧毁掉有些地方的家庭，特别当童工是
他们家庭赖以维生的关键时。在没有别的经济替代可能下，这些儿童可能将变成被贩卖成
雏妓（但这就留给另一个NGO去追求根绝它）。”我们要永远停留在这样的社运模式吗？
解决之道还是在于，我们需要辩论社运的“根本目标”和“根本压迫来源”。在这越辩越
明的过程中，其他问题也将自然被清楚处理。就这一点，香港近来网络上有许多关于“革
命左翼”和“社会民主”派之间的辩论，相当值得我们学习；而台湾可能连“社会民主”
和“自由派”之间的差别，也还有待补课。
所以，在讨论“社运与政治”的老问题前，我们需要根本地问自己：我们想弄的，究竟是
哪一种社运呢？
（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