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4日星期一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问题在哪里？── 一个局内人的观点
(本文原刊于《人籁论辨月刊》，第86期（2011年10月），页54-59）
作者：陈弱水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
长年以来，台湾的高中国文课存在着独特的布局：除了一般的国文课本，还有一个名
为“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独立科目。“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在2006年被取消，改称《论
孟选读》，成为选修。今（2011）年六月十六日，教育部改弦易辙，决定恢复“中国文化
基本教材”，虽然号称必选，实质上是必修，名称则变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一字之
差，反映了政治情势与政治策略的微妙变化。教育部恢复“中国（华）文化基本教材”之
举引起了不小的批评声浪。对这件事，我也是站在反对立场的，但就阅览所及，我的一些
看法并未见于已发表的言论中，因而愿意略抒己见。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在试图阐释
教育部措施的涵义，一方面也借机反思我们文化局势中的若干深层问题。
本文要表达的，可以算是一个局内人（insider）的观点。所谓“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其实就是四书选本，即使2006年之后改称《论孟选读》，其中仍有《大学》和《中庸》
的内容。我个人从大学时代以来，即研究中国思想史，直到现在，这还是我最重要的专长
，对于四书的性质和意义，具有专业性的了解。再者，由于特殊的机缘，我在八岁和十二
岁时各念过一次《论语》，而且刚好是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本，而非全本，至今大部
分仍能随口成诵。四书之中，至少《论语》对我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身内物。这样一个
局内人的批评性意见，应该有值得参考之处。
作为高中国文课的必修科目，“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出现于1962年，2006年取消，主
张恢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说法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四书是经典，经典应该所有人
都读。我并不反对经典的观念，也不反对基础教育中有经典的成分。问题是：什么是经典
？四书是什么样的经典？
经典是很多文化中都有的现象，意思虽然不十分复杂，但也不单纯。在中国，“经”的观
念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意思大概是根本文献，使用很广，并不限于儒家，连医书都可叫
“经”，《黄帝内经》就是一例。西汉中期以后（约公元前一世纪），儒家思想成为正统
，在没有特定所指的情况下，“经”代表儒家所尊崇的若干特定文籍，这些文献取得圣典
的地位，“经”因此有了神圣的意味。在印度，佛教徒把记录释迦牟尼所说的话的文本称
为sūtra（原义是格言集），佛教传入中国，sūtra被译为“经”，充分显露了这个概念
的圣典涵义。
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经典或经典教育，其实意思不完全出于中国传统的“经”。这个
概念更多的成分恐怕来自西方──我们活在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到底是在欧洲开始形成，
而向世界其他地区传布的，任何现代社会都不免带有浓厚的从西方输入的文化成分。西方
概念中的scripture和canon，中文都说成“经”或“经典”，classics也常被译为经典。
经典教育理念中的“经典”，来源是canon。这个概念形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或稍早，是相
对晚近的历史现象，它有两个基本涵义。首先，canon指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教育中的必读
作品；其次，canon是世俗性的，它是人文文化的产物，内容可以涉及宗教，但不同于宗教
圣典（scripture）具有天启的来源。经典阅读原本是西方教育的根本信念，近几十年来受
到挑战，因为不少人认为，所谓经典，并不是由任何超越的标准所决定的，它基本上是代
表极少数人的统治阶层的产物，观点往往狭隘，尤其无法反映现代受教育者的社会背景与
文化渊源。这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但并非本文的要点。
我在这里解释经典教育的意思，是想指出，尽管有支持者如此相信，经典教育并不是
企图恢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确切理由。现行的国文课已经是经典教育了。国文课本
中，至少近代以前的作品，大多数是经典──文化积累中公认的杰出作品。如果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苏轼的〈赤壁赋〉、黄宗羲的〈原君〉不是经典，什么才能算经典？退一
万步说，有人若对《论孟选读》列为选修不满意（其实教的学校非常多），大可要求把部
分内容直接放入国文课本，何须另立一必读科？何须在经典教育之上另建经典教育？两层
楼的经典教育举世罕见，说不定是独一无二，其中显然另有蹊跷。在进入这个问题前，我
想先谈一下四书的性质。
前面说过，儒家是在西汉取得文化正统的地位，作为圣典的“经”与经学也在此时成
立。四书是“经”，有人说它是“经典中的经典”，以之为要求恢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的理由。那么，四书在儒经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简单说，儒家的神圣文本虽然在西汉
（公元前一世纪）即已获得普遍承认，四书是宋代理学大兴的产物，要到南宋朱熹（1130-
1200）撰著《四书集注》才成立。四书之中，《论语》在西汉即具经典的身分，但思想的
重要性要到三国之后才明显。至于《大学》、《中庸》，本来是《礼记》四十九篇文字中
的两篇，《中庸》到唐代中晚期才在儒学中开始有特殊的地位，《大学》更晚。《孟子》
原是子书，到北宋才入列于“经”。四书的确在南宋以后成为儒经的核心，后来更是官定
的科举读本，到现在还有人相信（至少是宣称）它的绝对价值。不过，本文已经展现，儒
家的“经”形成于西汉，四书则是在南宋，如果四书的价值真是绝对的，亘古不变，何以
儒者花了一千三百年的时间才“发现”？原因无他，即使就儒家传统而言，四书的成立也
是个特定的历史现象，一个特定思想运动的产物，这种人为的建构，很难说是绝对的。
以上所说，大都是学术思想史上的常识。但教育不是历史或思想的学术问题，教育的
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中学生更是在成长中的年轻人，一套文本要以法令规定举国学子必读
，是很严重的事，考虑这个问题，还必须检讨文本内容在教育上的适切性。四书的内容繁
多，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也没有必要在此详论。以下姑以《大学》、《中庸》为例
，表达我的一点看法。
《大学》首章是所有四书选本必有的，该章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虽然
文中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话，但全文的论述是从统治者（包括
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这也是通贯《大学》的观点。台湾的现代社会性格已经成形，
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的参与者，所有成年人都有公民的身分，大家各尽其责，进而服务人群
，是这种社会所需要的基本伦理观。依此，《大学》的观点是否适合当前的基础教育呢？
再谈《大学》修身一章。该章的意思只有一点：修身之本在正心。以个人之见，讲修养忽
略实际可见的行为，而强调看不见、摸不著、难以证实、易于隐藏的心，是近世中国道德
观的偏颇之处。《大学》所言是否也值得检讨？又如《中庸》哀公问政章说，为天下国家
有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这种
说法以先秦的环境来说，或许无可厚非，但放在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不是过于飘渺而有反
教育之嫌？
四书中不少内容具有超时代的价值，毋庸置疑，但其中受限于言说者的历史处境乃至
原则上可商榷者，也斑斑可见，从实际教育的立场来看，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单独立科？原
因到底何在呢？个人以为，有一点原因是：信仰。四书虽然在孔子身后将近一千七百年才
取得核心的经典地位，但有人相信，这个地位不可更易。这样的“经”，已经不是经典教
育所谈的“经典”了，而近乎宗教性的圣典。简单说，半世纪以来，台湾的高中国文教育
中涵藏着两种经典，一种是文化中的杰作（国文课本），一种是具有圣典性质的四书。这
是双层国文教育的主要来由。于是，我们的问题变成：把特定的信念体系埋藏在基础教育
中，合理吗？
台湾高中的圣典教育还有另一层隐蔽性：它并没有四书之名，而叫“中国文化基本教
材”。这个名称其实和“经”是相矛盾的。至少就原则而言，“经”应该是放诸四海而皆
准，历经百世而不易，这种普遍性，就如《中庸》所说：“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即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经”怎么变
成只是一国的真理了？就我的初步考察，“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之名在1950年代即已出现
，1962年订为高中教材。什么人订此名？为何订此名？尚不得而知。不过，从近代中国的
心态演变看来，这个名称的出现并不令人惊讶。十九世纪中晚期以后，西方文化东来，取
得绝对优势，中国的地位与自信一落千丈，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出现了一种对应此情势的
潮流，或可称为“中国文化”建构运动。这个潮流的一个特点是，许多人把他们相信的事
物和观念，以“中国文化”为名，界定为自家的宝藏，以此卫护其价值，也以此建立民族
主义的内涵。四书改称“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虽然发生在战后台湾，无疑是这一潮流的
逻辑产物。在那个时候，圣经贤传早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中国
文化”则有很强的正当性。
在我个人看来，类似“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说法代表了一个很有问题的观念，我称
此为“文化本质主义”（英文可叫cultural essentialism）。中国文化这个词语，照道理
，应该是指：自从中国这个群体形成以来，其中所有的人关于价值和意义的经验之总合。
但文化本质主义不重视人们的实际经验，文化只能被归结于本质性的几个点。中国所在的
欧亚大陆东端，长久以来是人类密集居住之处，一切估计显示，从公元纪年之初到二十世
纪中叶，中国的人口一直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到三分之一弱。如果遵循“中国文化
基本教材”的意念，过去两千年四分之一以上人类的文化是非常单薄的，它有特定的核心
，这个核心只能由四份篇幅不长的文本所代表。这既不符合事实，就价值而言，也是对于
异已观念的排斥与边缘化。
除了儒教（特别是理学）的信仰以及文化本质主义，恢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为独
立科目背后的另一个力量显然是中华民族主义，至少是文化民族主义。有人相信，年轻人
如果接触中国文化的精粹，有助于形成或强化他们的中国认同。这个因素恐怕在“中国文
化基本教材”编制之初就已存在，现在就更强烈了。由于看出这个因素的人很多，这里就
不多说了。
总结本文的要点，个人以为，恢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要求，涵藏了某种宗教性
的信仰因素。在宋代以下的中国，这套信念藉著科举以及其他官方、半官方管道，渗透人
心，成为绝对的正统思想，多少已是胜之不武。在当前的自由体制中，更有违反政教分离
原则的嫌疑。至于文化本质主义，容易导致对人文多样性和实际生活经验的忽视，对于文
化的生机与创造，也是弊多于利。
从正面表述我的看法，我并不反对在基础教育中阅读《论语》、《孟子》的篇章，但
应该置于一般的课本，四书不宜独立成科，也不应再挂“中国（华）文化基本教材”之名
。国文课本内容的编选，视野可则更开阔，也应再多一些现代和当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