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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崩盘代表中国已经走上了王朝周期律中的衰退期!放下爱国情节，尊重国家命运！
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大规模衰退
这似乎都标志着中国地产行业已经完蛋了
当然销量下跌并不代表房价一定也会下跌
但是它一定代表土地财政的崩溃
政府的地已经越来越卖不出去了
而背后的土地财政更关乎共产党的存亡
每次一说到资本主义
共产党老是喜欢把它描述成不稳定的经济体
但其实我们能发现美国自从08年开始已经15年没有系统性危机了
美国每次危机更像是一个修补的过程
而中国其实才更像是一个具有周期性危机的政体
中国历代王朝总是经历著几个不变的步骤
就是从建国到盛世之后再灭亡的循环
而这过程就成了大家口中的王朝周期律
为什么房价崩溃代表着中国走入了王朝周期律的衰退期呢
其实王朝周期率并非一直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存在
也并非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存在
王朝周期律的出现其实是伴随着中央集权制度而出现的
大家一般理解下的中国是从夏朝开始的
而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中国长期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之下
这个制度下其实就不存在什么王朝周期率
这点我们从王朝时间表上就能发现
中国前三个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国家
它的时间长度和后面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目前夏朝的起始时间还只能靠猜测
我们就不讨论了
但是确定的商朝存在了近600年
西周稍微短一些300年
而东周则达到了500年
但是自秦之后王朝都迅速进入了短命期
比如仅仅只有十几年的秦朝
200年的西汉 200年的东汉
而其中比较长的唐朝也不到300年
很显然中华的转捩点其实就是从秦开始的
当然把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全部赖在秦身上也是不合理的
中国完成从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制度的这个转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一般认为一直到汉武帝才算完全结束
这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当年的秦朝虽然通过武力建立了大一统的制度但是该体制很快破灭
在秦朝灭亡的过程中我们最熟知的应该是陈胜吴广的起义
但是他们的起义只是打响了第一枪
真正推翻秦朝和建立新秩序的是项羽还有刘邦
其实当年刘邦和项羽之争现在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一种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战斗
认为项羽输在了傲慢和自负之上
认为当年如果项羽在鸿门宴杀了刘邦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但其实我们在项羽和刘邦之争背后看到的应该是当时中国两种制度之争
项羽打了胜仗
他做的是分封了十八路诸侯
这对于当下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
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项羽会那么蠢
把地都分出去然后导致自己最后被刘邦打败
如果项羽能像传统的皇帝一样把权力握在自己的手中
做到飞鸟尽 良弓藏
不就能完成自己的统治了吗
也就没有刘邦什么事情了
但是其实这是因为项羽只是个传统的保守主义者
他所追求的只是想恢复几千年来的分封制
而在这一过程中项羽自己甚至连周天子都不想做
但是刘邦不同
史记中记载过刘邦的一段事情
就是当刘邦看着秦始皇出使的仪仗队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大丈夫当如是也
这个事情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他经常被和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相对比说项羽狂妄自大
刘邦在这边能看出一些谦虚
但其实我们反观历史就会发现真正想取代秦始皇的是刘邦
刘邦他追求的目标一直就是成为秦始皇而不是像项羽那样恢复祖制 恢复家族的荣耀
当然为了完成这样的转变其实并不简单
如果我们带入当年的视角
你就可以理解
对于当时很多华夏土地上的人们
那十八路诸侯所在的土地就是整个世界
而刘邦的行为放在现在等于自己立志要统一整个地球
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国家
这个你敢想像吗
更何况在刘邦面前还有个失败的典型案例
那就是二世而亡的秦朝
所以项羽的想法其实还符合当时大家的认知
这就导致中国完成中央集权的过程也很漫长
首先在刘邦建国之初整个国体理论上还处于分封制的情况
那时候还有大量的诸侯王存在
但是在白马之盟之后
刘邦定了一个新规定 非刘氏而王者 天下共击之
希望通过宗族维持中央的大一统制度
但是血脉其实也靠不住了
之后出现了七王之乱再到最后汉武帝推出了推恩令让整个封建诸侯王彻底消失
当然伴随着封建制度消失的不仅是诸侯王还有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经济与政治秩序
那新秩序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是中国彻底抛弃了小政府的传统转而走向大政府
这点在思想上最有体现
在汉武帝之前汉朝政府强调的是黄老之学 无为而治
这个和胡温时期有点像
除了基础的赈灾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
基本上政府不会插手任何事务
这就是典型的小政府特点
但是自从汉武帝完成了中央集权之后中国的政府就开始走向了无限膨胀的道路
此外经济上也出现了转变
当权力开始中央集权化之后财富也开始了中央集权化
而古代剥削的手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实现在也是)
它们分别是土地公有制 必需品官营以及铸币权
当然这些手段并非在汉武帝时期就都被发明了出来
它是经过不断强化的
比如土地公有制
现代认为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要悠久的多
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
北魏时期规定成年男子满15岁就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40亩地然后女子减半
当然这个土地肯定不是白送给你的
你每年要向朝廷纳税
而当这个人死去之后这个土地就要重新收归国有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唐朝
而必需品官营的开端则是从盐铁官营开始
当然盐和铁显然并不能满足皇朝的需求
之后王莽时期还出台了五均六管
五均指的是谷、布、帛、丝、棉 政府限价
而六管指的是酒、盐、铁、铸钱、名山大泽
五均赊贷 实行官方管控
也就是所谓的官方经营
就和现在一样
这种规定在古代出台的时候都是美其名曰国家要掌控支柱产业
防止商人逐利剥削人民
但是它其实本质就是税收不足
官方补充自己收入的一种手段
我们现在很难查到汉朝盐铁官营之后的价格变化
但是我们可以查到唐朝的盐价变化
在唐玄宗年间并没有实行盐铁官营
当时每斗盐只值10钱
而到了实行盐铁专营的唐肃宗时期
每斗盐就涨到了370钱
翻了整整37倍
而这种盐铁官营放在当代有两个具象的体现
一个是国家通过国企控制着大量暴利行业
比如说烟草比如说两桶油
第二个就是中国通过土地财政去进行二次收税
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了以前的盐
中共的房价基本上土地成本要占到了其中的40% 有的地区还达到了50%以上
等于你买房子一半的钱其实就是在交税
而房产又和教育医疗资源绑定
强行使房子成为了生活的必需品
而这种官方的控制必然导致价格的上升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企效率低下
而是这些机构这些企业这些制度存在的本身目的就是越过税收来收取民间的财富
而中央集权制下的政府剥削人民的第三个手段
则是通过铸币权
古代通过铸币权收割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修改货币的价值
古代货币价格往往是锚定金属价格本身的
比如说铜钱
它花多少铜去制作铜钱 决定了其自身价值以及和其他货币兑换的比例
但是皇帝通常会强制修改汇率
比如王莽时期的金错刀
它的制造成本仅仅是一般铜钱的50倍
但是其官方规定价值却高达了正常铜钱的5,000倍
大量铸造金错刀可以迅速帮助政府积累财富
而中央彻底掌握铸币权也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
在汉武帝之前各地方诸侯其实是自己有铸币权
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到来
这些铸币权全部回归了中央
当然虽然中央集权制度为统治者带来了无上的权力及金钱
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副作用
那就是王朝周期率
所有的王朝都进入了短命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王朝周期率呢
这其实是中央集权带来的必然矛盾
人民根本无法供养一个消耗如此巨大的大一统王朝
为什么大一统王朝的消耗都十分巨大呢
消耗巨大的原因有很多
历代王朝主要有两个支出
一个是政府人员支出
一个是无节制下皇帝的好大喜功以及贪图个人享受
我们先说说政府人员支出的问题
大量的冗员问题基本上困扰著每一个朝代
每个朝代伴随着其自身发展
自身的人员数量都会飙升
在唐朝初期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时期
刚上任的时候内外的官员定额是730但是很快这一编制就完全无法满足李世民的需求了
官员数量开始快速激增
到了显庆二年也就是唐朝第三个皇帝李治在位的时期
根据旧唐书刘祥道传记载
官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3,000名
而到了开元二十一年也就是李隆基时期
官员和吏的数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了7万多
当然激增也并非全部是官员数量
像宋朝时期除了官员数量激增
另一个激增是士兵的数量
在宋代士兵的数量在宋真宗时期达到了125万人
为了维持这样庞大的军队
当时宋朝4/5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支付军饷
而在如今的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目前在编的公职人员数量一直在上升
到了2018年广义财政供养人员达到了5,140万人
而没有编制的人数是有多少
我们就不得而知
但从党员数量上也可见一斑
目前中共党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了9,804万
相当于1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了
而刚建国时期党员的数量为448万
那个时候人口为6亿人也就等于那时候100多个人里面才有一个党员
当然这种公职人员的数量的上升在发达国家也会有
只是他们并不是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比如二战时期
美国官方雇员的数量就开始急剧攀升
但是1960年到21世纪初
全体政府雇员与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7.5%下降到了约6%
为什么每个王朝到后面
吃官家粮的人数都在不断扩张
这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使命问题
不论是民主制度还是封建制度
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是小政府
在小政府的状态下
其实就并不需要太多的雇员
但是中央集权王朝则不同
他是属于大政府他什么都要管
而管这些事情自然也需要人
第二点原因则是因为大一统王朝的效率问题
在当代我们都知道有大企业病
越大的企业内耗越大效率越低
而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效率低下也是必然
在这样的低效率下自然要雇佣非常多的公职人员去解决问题
比如说宋朝的士兵虽然多
但是作战能力却非常拉垮
而其实在封建时代 这个问题就要小很多
你可以把封建王朝理解为由一个个小公司组成的商业联盟
这样虽然整体的力量相对较低但是每个公司因为都比较小
它自身的效率也比较高
并且不高的也会被历史淘汰掉
当然不论是使命问题还是效率低下问题都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开始王朝的官员数量都不多
但是到了后期都开始激增的一个现状
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原因是因为中央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敌人
中央政府其实一直有敌人
比如大家可能认为
宋朝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西夏人是他们的敌人
所以宋朝需要激增士兵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中央面对的敌人是自己
皇帝的敌人并不是造反的农民也不是边疆的少数民族而是中央的其他官员
是皇权和其他官员之间的一个对抗
这些官员其实是有无限的离心本能的
说白了就是这些官员都有想成为诸侯王的冲动
甚至在某些时刻想要取而代之
而皇帝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需要不断的增设官职分割权力以达到监督官员的作用
比如汉武帝把尚书的地位提高来制约三公九卿的权力
而到了曹操时期又通过中书来制衡尚书的权力
这种频繁新增的部门都是朝廷巨大的负担
当然另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明朝时期的东西厂锦衣卫制度
这是一套非常繁琐的流程
皇帝建立了非常复杂的特务机构
让他们来互相监督
消除内部可能存在的敌人
而在现在的中国就是激增的纪检群体
伴随着习近平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
纪检的地位一下被提高了很多
纪检的队伍也一下被扩大化了
当然如果按照历朝历代的规律
应该过不了多久
监督纪委的机构就要出来
当然除此之外 冗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选官容易裁官难
中国一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独裁体制
虽然皇帝一直防著各种大臣
但是他想要完成一项指令
也需要通过官员把任务分发下去
皇帝虽然理论上有无限大的权力但是他不可能完全触怒整个官僚群体
这导致官员并非一直是大家心中想像 任皇帝宰割的羔羊
他们是和皇帝共同分享权力的
而你又怎么可能要求一个具有权力的人进行自我裁撤自我限制
就算有人提出来
他也会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对
最终也只能无疾而终
比如说范仲淹 比如说司马光
范仲淹在1043年提出了新政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裁撤冗余的官员
一开始新政能够实行是因为当时宋朝边疆问题比较大
这种巨大的财政压力导致宋朝的官僚集团不得已断臂求生
牺牲少部分官员
但是危机刚过官员就开始迅速反弹
到了新政二年
面对同僚的巨大压力
范仲淹以及当时的改革派同僚富弼 石介就主动请辞去镇守边疆了
而新政自此也作废了
在发配边疆的途中
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诗岳阳楼记
其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至今流传
其实体现的就是他当时的一个心情
面对这种改革失败的无奈
范仲淹的离任自然标志着宋朝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
之后当宋朝再次遇到边境压力的时候
当时又出来了两个不同道路的改革者
分别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他们针锋相对
王安石强调开源而司马光则强调节流
很显然节流又会触犯皇帝的利益以及官僚集团的利益
最后胜出的呢自然是王安石
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这种冗员的问题并不依照个人意志转移
即使在官僚集团中出现了一个明智的人
他可以做到大公无私
但是他也无法彻底改变结局
当然你可以说范仲淹或者说司马光的政治智慧不够
但是即使出现了权倾朝野
具有所谓政治智慧的大臣
能以比较柔和的方式削减官员队伍
比如说像张居正
但是只要其一死
所有的政策也都化为了泡影
因为这种没有权力限制的官僚集团本身就像癌症一样
他们具有自我无限繁殖无限扩大的本能
当然有人说了那还是皇帝不行
要是有个明君就解决了
但是即使出现了一个权谋十分厉害的皇帝
可以以非常高效的方式掌控整个国家
也依然避免不了巨大支出的趋势
因为没有权力的限制
皇帝即使完成了控制
他也要进行一系列劳民伤财的行动
比如说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
明成祖朱棣时期的郑和下西洋
乾隆时期的七下江南等等等等
当独裁者完成了比较完善的独裁统一之后他就会开始想办法花钱
那是因为大家站的视角不同
比如拿下台湾的问题
拿下台湾对于普通人民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
即使你不会因为打仗而战死也会因为制裁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
但是对于独裁者就不一样了
收复台湾等于独裁者直接获得了新的土地
而这些土地其实就是独裁者的个人财产
这等于直接增加了他的财产数量并且除此之外还大幅度的增加了威望
所以习近平若有能力会不会想着收复台湾 那是一定的
他现在不收复台湾
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实力不够
那这种巨大的花费又是如何拖垮一个帝国呢
如果说到王朝周期率的转折点
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唐朝的安史之乱这样重大的事件
但其实这些王朝的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远比我们想象来的要早的多
其实最早应该追溯到他们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
也就是剥削民众开始变得困难的时候
安史之乱其实只是剥削困难之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安史之乱的起点是平卢节度使史思明和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的叛乱
而汉朝的衰败则是从各地方州牧开始脱离管控
那么为什么会有节度使和州牧这样的角色
其实他们并不是在建立之初就有的
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个阶段中央通过正常的税收手段已经收不上来钱了
当然税收手段不绝对还包括盐铁官营之类的
他需要具有军政钱一体的官员去地方收税才能维持中央的花费
只是这些节度使和州牧最终在地方坐大才开始叛乱
这个就相当于总公司现在利润实在太低了
都已经难以为继了
若想要维持运转
只能给你们分公司更大的权力
结果其中一个分公司做大了
就开始挑战总公司了或者说自立门户了
所以其实王朝的转捩点并不是在分公司造反的时候而是在总公司难以为继的时候
是当他放权给分公司的时候
当中央收不上来税的时候
当中央收支不平衡的时候
才是这个王朝的转捩点
如果我们复盘一下历代王朝都能发现一个比较典型的规律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在建国之初人口都是锐减的
这时候官员体制也比较简单
同时百废待兴
政府只要正常收税就可以满足政府的需求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会有一些皇帝想出来做一些事情
比如上面说的汉武帝还有乾隆和朱棣
即使你像宋朝那样不瞎搞
正常的官员冗余也会使得财政出现问题
而且因为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导致具有权力的人都是官员
人民也会不自觉的想加入官僚体制
即使加入不了也要成为其中的附庸
就像现在中国要想有出息的话
你要不然就做大官
要不然就成为这些官员的白手套
这都极大的增加了体制维持的成本
而为了维持这种高消耗
中央就必须加强对于人民的盘剥
但是盘剥不是那么轻松的
人民也是会反抗的
到了某个时间点盘剥就会达到极限
政府就开始收不上来钱了
而为了更好的盘剥人民
能收上来更多的钱
以前皇帝就会开始放权
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力
而如果一方地方政府出现失控
则会开始威胁中央
但是后来宋朝理论上把这个补丁给打上了
大幅的加强了文官的地位
同时不允许地方官员拥兵自重
理论上给这个bug修复了
但真的到了王朝末期也没有人管这个了
比如清朝当时面对外患
李鸿章等一系列权臣开始做大
最后甚至出来了个东南自保协定
这本质上就成为了一个个节度使和州牧
但是不论是中央进行统一的剥削还是放权给地方去进行剥削
改变的只是谁做剥削者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被剥削的终究还是底层人民
而底层人民还分为两种
一种是手工业者
这个在当代可以理解为商人
一种是农民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种地了
在当代这可以理解为各位打工人
剥削农民会使得农民生活变得困难
从而导致民变
而民变的增多又会增加军队维稳的费用
而这个费用又需要更强大的剥削才能获得
而剥削手工业者会直接削弱市场的活力
从而抑制社会的经济发展
这会进一步催垮社会的经济活力
底层人民虽然在史书上都是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但是其实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抗政府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就陷入了一个闭环
就进入了王朝周期率的末期
而话说回中国
首先中国现在就处于一个剥削困难的状态
中国土地财政的到头就是中央财政的一个转捩点
这标志着中国这个庞大的企业收支出现了问题
而习近平能打破这个王朝周期率吗
显然是不能的
习近平的政策和历代王朝下的失败改革者是没有区别的
这点我们从他具体的政策上就能看出来
习近平上台之后基本上没有缩减财政支出的想法
反而开始大大方方进行了开源
比如在支出上面
习近平上来之后重金打造了雄安新区
各个地区的基建只增不少
通过一带一路大撒币增加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而在收入方面
习近平希望通过金税四期加大对于商人的一个税收
这实际上就是加大了对于手工业者的剥削
此外在习近平的任期内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上涨
而土地财政实际上就是剥削新时代农民的主要手段
而且习近平在任的这几年
国企是越做越大
国企现在一年的总利润已经超过中国一年的个人所得税总额
很显然习近平是和当年的王安石汉武帝一样想通过一条加强剥削的方式满足政府的需求
有时候很多人怀念胡温时期
这种怀念在网上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其实大家怀念胡温时期并不一定是怀念胡温这两个人
而是怀念胡温时期那种无为而治的情况
胡温时期更像是尊崇黄老之治的汉朝文景时期
而习近平则更加像是壮志勃勃的汉武帝
当然习近平是汉武帝有点抬举他了
汉武帝穷兵黩武但是他至少赢得了战争
而习近平则没有
粉红说又要黑我们总书记了 我们又没有打台湾
其实战争不一定总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方方面面
比如花费钜资的新冠其实就是一场仗
打的是个大败
不仅没有通过新冠防疫证明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反而草草收尾
留下一地笑话
还有像芯片战科技战等等可以说是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屡战屡败
这种方式终于在这两年遭到了反噬
对抗政府的方式有很多种
最直接的就是让他收不上税
而中国最大的额外税种土地财政基本上已经要崩溃
其实土地财政崩溃的背后不仅仅是中国房地产卖不上价格的问题
而是中国这个王朝衰败的问题
中共现在想要续命就必须找到新的盐铁税来替代传统的盐铁税 也就是房地产
但是其实不论哪种盐铁税
本质上都是在剥削人民
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垮了暂时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有这样的想法
主要是大家没有意识到
房地产价格高 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没有意识到它本质是一种税收
中央在房地产这个税收上收不上来
他一定会想其他办法去进行收税
就比如扩大国企的占比
不过按照传统皇朝的规律
还有一个杀招没有用那就是金融体系
这在未来可能是一个重灾区
其实有时候 一个社会的资源就那麽多
共产党消耗了巨大的资源
在他不倒之前
大家的日子是不可能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