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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金鱼｜野生历史】揭开男性文人观点，白居易笔下琵琶女的真实生活样貌为何？
唐代灿烂光辉的文学史上，女性所占的比例相当低，而这些跻身于唐代文学史的女性，又
以后妃女官、妓女和女道士三类为最大宗。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唐代的仕宦千金不能
将自己的诗文外流，甚至是公主、郡主、县主.......等皇室妇女也不例外，上层社会中
，唯有后妃如武则天、上官婉儿或后期的女官宋氏五姊妹之流，能够以凌驾官僚系统的姿
态，留下她们的作品。
既然能识字的宦门妇女顾忌于社会观感而不能表露才华，那么文才就成为跳脱传统婚姻的
妓女与女道士们交游的利器了。晚唐曾经发生这么一件事。
长安的名妓与一位才子相恋，两情缱绻，但是不久后才子被授予官职，不得不离开长安前
去就任。他刚出了长安不久，来到咸阳地界，名妓的婢女骑着小矮马追了上来，递给他一
纸短笺，上面写着“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芳心，因
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
这段大胆的告白，随后在长安城中大为流行，我们不知道这段恋情的结果如何，但是这纸
理当只有两人知道的短文，却在长安城中散布，不得不令人联想：这是不是女主角替自己
宣传的手段？如果不是，那么这只是个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如果是，那么这位名妓炒作
话题、行销自己的手腕，不可不谓高明！
那么，唐代的妓女是如何养成的呢？这点，我们不妨请出白居易诗作〈琵琶行〉中的女主
人翁──琵琶女，以她的人生来观察唐代青楼的生态。
从户籍制度与教坊理解唐代青楼生态
白居易的琵琶女是这样自述她年少时光的：“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显然
这位琵琶女是以她的演奏才能来做她的卖点。十三岁，在现代人来说还很年幼，但是在古
代，十三岁的少年男女已经接近成人，因此，琵琶女十三岁就已经学成了琵琶、开始工作
。但是，她又是如何成为一名妓女的呢？这不得不从唐代的户籍制度与教坊说起。
唐帝国将人民分作皇室、士族与良人、贱人两大类，前者属于上层社会、后者属于中下阶
层。其中，良人指的是家世清白的百姓，贱人则是罪犯家属、奴仆与伎人。唐代的“伎”
并不全是卖身的妓女，也包括了善于歌舞、演奏、特技甚至是长于说笑的男女，他们的户
籍列于教坊管辖，在朝廷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征召。这类从户籍上属于贱人的妓女，也
称官妓，在中晚唐藩镇中则称为营妓，她们也拥有相当程度的技艺，并不全凭卖身。
唐代的户籍制度是父子相承，不过父母双方一良一贱的时候，则以母亲的出身来决定孩子
的良贱。如此说来，在理论上，妓女的母亲应当也是贱籍，但是实际上却非如此，妓女很
有可能是经过人口买卖而来，这类出身不明者，在一些研究中称为私妓，以此来与官妓分
别。
如唐传奇《李娃传》的女主角李娃，就以“二十年衣食之用”的代价来赎身，显然她从年
幼之时就被卖给了鸨母，长达二十年之久。在吐鲁番文书中，就曾有一户的纪录中有许多
少女，人口贩子在边境以较便宜的价格买下她们后，送往长安或者其他城市卖艺陪酒或者
卖身。
人口贩子与鸨母买下幼女或者少女之后，就要开始积极地训练她们，在〈琵琶行〉序中，
琵琶女自述曾经向“穆、曹二善才”学习。“善才”是唐人对于乐器名家的尊称，其中的
曹善才乃是一个琵琶世家的重要传人，并曾有许多弟子，因此，琵琶女自言向他学艺并不
奇怪。
琵琶女的学习过程，可说是一种投资，目的只有一个：让她成为一株摇钱树！
从“五陵年少争缠头”看晚唐的贫富不均
在白居易的诗句中，琵琶女回忆着她风华正盛的时代时，是如此描述的：“五陵年少争缠
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年少，指的是贵冑子弟；缠头，是给予伎人的赏资。而诗中
的“红绡”之所以成为琵琶女的赏资，不只是因为红绡昂贵美丽，更是因为丝织品本身就
是唐人常使用的货币。在长安的青楼里，客人也常以丝织品来支付酒资。
现代人往往很难想像布匹为什么能作为货币，这是因为我们穿惯成衣的关系，但是在古代
，布匹在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唐代的妓女而言，布匹裁制的衣物与配件，
更是她们展现自己的关键，如同今日现代女性的名牌包一样，都显示了她们的身价。
唐代的丝织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绡”是其中一种极薄的丝织品，经过染色后的价格也与
素色不同，红色更是当时的正色，基本上只有贵族与仕宦人家才能拥有，如此看来，琵琶
女的客户确实如她所言，是一群“五陵年少”。
白居易在另一首诗〈卖炭翁〉中，说两个跋扈的宦官以“半匹红纱一丈绫”的价格，拿走
了老翁重达千余斤的木炭，半匹红纱显然与木炭的价格不成比例，对比著琵琶女的“一曲
红绡不知数”，更显出长安城中严重的贫富不均。
“血色罗裙翻酒污”暗示的晚唐世况
琵琶女回忆着她的全盛时代，因为财富来得容易，所以她毫不珍惜地把昂贵的首饰拿来打
拍子，鲜艳的红裙被酒沾污了也不心疼。
唐代律令中明确地规定什么样的身分可以穿着哪些颜色、材质，而琵琶女并非士族，却拥
有理论上只有贵族才有的服饰，这可能显示了律令中关于服饰的规定已然渐渐消解，这是
因为中唐之后的藩镇割据，节度使们纷纷想壮大自己，这使得让商人有更多机会，商业繁
盛与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成就了一个崇拜奢华的时代。
中唐是唐代文化的成熟期，有才华的士人也常被节度使们破格录用为幕僚，在地方与中央
之间流转为官，此处作别之人，也不定何时又重逢。于是，唐代的笔记中出现了许多士人
与地方的妓女们一见钟情的故事，只是故事有时以离别作结、有时也能有美好的结局，悲
喜之间，常常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态度，若是遇到了豪爽明理者，通常会遣人成就良缘，但
是也有心胸狭小者，造成了爱情的悲剧。
然而，有时造成悲剧的不是人，而是时间或是距离。
晚唐有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位外交使节身上，这个使节奉命前往新罗担任册封新罗国王
的册赠使，他在山东半岛的青州登船，因为屡遭风浪，不得不暂留于青州，因此，与当地
的妓女段东美相恋。而后，使节前往新罗时染疾，屡屡梦见段东美出现在梦中，不久就病
死了，副使护送他的棺木回到青州，段东美闻知此讯，身穿素服来到驿站里致祭，哀恸过
度而死。（编按：见薛宜僚诗《别青州妓段东美》）
或者像文章开头说的，也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不过那些发生在地方的故事里，士人们
的追求或者钟情是主动的，官妓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甚至被当地的官员作为礼物赠予别人
。但是身在长安的名妓，却派出婢女追上她的恋人，并以她大胆缠绵的诗文风靡了长安，
如果把她的故事与《李娃传》或琵琶女联想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长安的私妓拥有较
多的自由，当然，这取决于她们的能力，毕竟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些“成功”的案例。
“老大嫁作商人妇”，唐代青楼女子最终的归宿？
在风光之后，琵琶女因为年纪渐长而失去客源，她的亲人也离她而去，最后，她嫁作商人
之妻，在丈夫前往浮梁买茶时替他守着空船、等他回来，在夜间弹琵琶时被白居易等人听
见了乐音，因此有了〈琵琶行〉一诗。
琵琶女的婚姻并不幸福，远离了长安，意味着她也离开了欣赏她音乐的人，有些人坚持，
琵琶女只是“伎”人、而不是“妓”女，认为她是一个崇高的艺术家、不可能卖身，这或
许是一种现代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唐代不是性开放的社会，士族男子在婚前很难与未来的
妻子恋爱，妓女是他们在爱情游戏中的玩伴，却常常只是逢场作戏。
所以青楼女子通常很难与她们的士族情人结为连理，她们要嘛嫁作商人妇，又或者收养其
他的少女，或者让自己的女儿也成为妓女，如同宿命一般复制着她们的人生。在晚唐的敦
煌壁画中，就有一对母女出资画了佛教的壁画，希望这样的功德让她们母女来世可以“舍
贱从良”，舍弃贱籍、成为一般的平民。
在我们阅读唐代的诗文时，常常把青楼女子想像得妖艳灿烂，那是因为我们只能阅读到男
人们的文字，是透过他们的眼睛在看这些女性，她们既是美丽神秘的仙女，也是放荡无德
的浪女。然而，她们其实是被唐代的阶级社会所束缚的最底层，这是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
时，必须要具备的怜悯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