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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
第四章 黄册攻防战
那么一册黄册，是怎么出炉的呢？
造册之年，户部会提前半年备好标准黄册的格式，得到皇上批准后，分别下发地方。地方
官府会按照黄册样式进行翻刻。不过他们需要刻造的不是黄册，而是“清册供单”。
“清册供单”和黄册不太一样，它是一种针对单户的调查表格，用来蒐集一户人丁、事产
等信息，和户帖差不多。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黄册的预填草稿。
官府会把印好的“清册供单”下发到里、坊、厢这一级，让现年里长亲自送到甲首们手里
，甲首再分别送到本甲的十户人家，一一填写清楚，一户一单，签上自己的名字做保，以
确保真实性。
工作完成之后，里长会把本里的一百一十张“清册供单”合成一册，递交给当地衙门。
当地衙门收到辖区内所有里、坊、厢的“清册供单”之后，并不忙着合册攒造。先让户房
官吏并书手、算手进行磨算覆核，尤其还要调阅上一期数据来比较，看是否存在问题。
如果审验无误，衙门会重新排定下一期的里长、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编次格眼”，与
确认的“清册供单”一起送回到相关的里。里长要把这些资料誊写成正式文稿，造出两本
里册，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你没想错，每一里的黄册，由本里一百一十户自己掏钱攒造，朝廷没这笔费用。一直到州
一级，才有专门的政府预算来造册。
朝廷虽然不掏钱，要求还挺多。
黄册的尺寸和户帖一样，宽一尺二寸，长一尺三寸。对于册内文字，书手必须以范本格式
来抄录，字体尺寸都不许出错。字要抄在原册纸上，不许涂抹或额外浮贴，以避免篡改情
形。弘治三年，为了增加作弊的难度，还把原来的小字楷书改成了大字。黄册的制造材质
，统一得用厚实的棉纸，不得经过粉饰或漂白，因为那样容易让纸张变脆发黄。甚至连订
册过程，都必须用绵索来串起，不许使用浆糊。就算万不得已要用到一点，浆糊里也得掺
入有花椒、明矾等原料，以避免虫蛀。
不过黄册制造毕竟是个专业活，普通人干不了。在大部分情况里，里长们都是找到官府指
定的纸铺去攒造装订。
接下来，州、县衙门要把所有的里册以及总册送到府一级衙门。府衙也要单造一个分册，
记录各州县总数，一并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单造分册，记录各府汇总数据，再与府册
、州册、县册以及记录到每一户的原始里册一起，一起呈递给户部。
一级一级汇总上去，户部最终拿到手里的，是几万本里册、几千本州县册、几百本府册和
十几本司册。中枢决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个地区的宏观数据，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户
的状况。宏微两便，天下透明。与此同时，各级官府也都会层层留底，用青册来办理日常
民政之需。
不过黄册呈递到户部之后，并不是直接运进后湖黄册库，它还有一道关要过。
朱元璋在推行户帖制的时候，曾经放出过狠话：“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
里下著，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 他把军队作为独立会计师，对地方数据进行驳查，以
避免各级官员在普查过程中舞弊。
他来自民间，深知弊情，必须得核查这些黄册真伪。国初诸事未备，只好动员军队进行驳
查。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了，再找军队当审计就有点不合适了。
可不找军队，找谁好呢？
驳查是个专业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检查人员必须识文断字、精通算学，且具备一定
的政务经验。更关键的是，黄册的数量太大了，这些检查员还得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活。
大明哪个部委，也没有余裕抽调一批精干官吏扑在这上面，正事还干不干了？
想了一圈，最合适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
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
他们要做的”驳查“，从户部总册的数字往下查，层层验算，从司册至府册、州册、县册
乃至里册，验算其旧管、开除、新收、实在的四柱增减。如果民间有飞走、洒派、埋没、
诡寄、影射、团局造册等弊情，就靠这些名侦探来查出真相。
一旦查出错讹之处——这简直是一定的——监生会把问题汇总成册，做成“驳语黄册”，
里面开列某府某县某里的某项数据有问题，封面改一个“驳”字，并提交户部。户部会以
尚书名义，把这个册子下发给相关衙门，责成半年内查实重修。这个重新改正的黄册，叫
做“奏缴册”，再经二次查验无误，才会进入黄册库内。
大明平均每期攒造黄册的数量是六万，一千两百名监生人均负责驳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
五百户的量。一天算一本，两个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实、撰写驳语的过程，三个月可以
大体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说了，后湖一圈严密封锁，无人能近，办公环境非常幽静。监生们干累了，还能出去欣
赏一下湖景风光，多美好啊。只见眼前烟波浩渺，水色潋灩，湖面似镜澄澈，半条船也看
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干嘛要跑呢？
因为实在太苦了。
后湖驳查黄册，绝非想像中那样度假式办公。对于可怜的监生来说，不啻噩梦。
弘治十七年，国子监祭酒章懋这样描述监生们的工作状态：“彼处冬月苦寒，夜无灯光；
夏月盛暑，又多蚊虫。兼以土地卑湿，水泉污浊，监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几年后的正德十二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易瓒在一份奏疏里，说的更详细：
“白昼，严锁各号，不容出入；黄昏，黑聚一室，不见灯火。酷热苦寒，并无休息。加以
湖瘴袭人，湿气侵体，致疾者十常八九，幸免者百无一二。近日，监生邬凤病故湖上，虽
暴染之于平日，实出感发于一时。暴露数日，直待开湖，方得装回，罔不伤心。诸生过湖
，如蹈汤火，劳苦万状，不能尽述。”
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个小号里干活，晚上为了防火，还不能点蜡烛。夏天热冬天冷，蚊
虫叮咬、湿瘴之气密布。而且湖禁森严，你别说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曝尸岛上，等
每旬开湖之日才能把尸体运走。
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规矩。早在永乐十一年，御史张翼就上书皇帝，说岛上负责驳查的监
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离岛送医？永乐的批覆是：“但有病的，不要他过来，著太医院
带药，就那里医治。”
可见湖禁犹如天条，谁都不得违反，死人都不能通融。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监生们还得认真干活。一旦出现驳查欠详、扣算欠精的失误，轻
则责罚，重则拿问。
能请假喘口气么？也行。
《南雍志》里记了两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间，临到驳查日子了，监生张振上书皇上，说
今年轮到我们家当里长了，可家里除了我没有壮年丁口，请求归乡应役。朱元璋批准了；
然后到了永乐年间。监生饶观也碰到和张振一样的情况，上书向皇太子请假，归乡应役，
很快也得到了批准。
国子监的学生非要请假，没问题，您得自个儿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说去——皇上日理万机，
脾气还不好，你的请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环境差，工作多，假难请，按道理薪酬应该少不了吧？
对不起，没有，纯属义务劳动。你们这些大学生在国子监里求学，已经享受国家补贴了，
每个月有廪米养活，凭什么还要钱？
那没有酬劳，总有功劳吧？
对不起，功劳也没有……
当年朱元璋为了锻炼监生，订下规矩，要求他们要在各衙门实习历事，“实历”至少要做
满一年。《监生历事考覆法》里明确规定，一年期满，考官要根据监生的实习表现，分成
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补授实缺；中等可以随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学。
对监生来说，这一年的实习履历非常重要，决定了他未来在官场的位置。
这个“实历一年”的时间，绝不是你随便混混日子就能攒满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
部门干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甚至锦衣卫；其次你得负
责具体实务，比如抄录文书、查核仓储、清丈土地、监修工程、随御史出巡观风等等。只
有你满足这两个条件，工作时间才能折算进“实历”。
可惜的是，驳查黄册这项任务，却不能折算“实历”。
这事可以理解。你想，驳查黄册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个月，而且每次活动要动员一千两
百个监生。如果这也能折算实历的话，一次驳查，差不多整个国子监的学生都涨了三个月
“实历”，考核制度还有什么意义？
但对于监生个人来说，可就惨了。你忙活的这三个月，是没法写入实历履历的，还得去别
的地方干满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后湖驳查这件差事，对监生们来说，只有苦劳——事实上，官府正是把驳查归为一种
特殊的徭役。
好在从洪武到永乐这段时间，皇帝对国子监很重视，很多官员从这里直接选拔。监生们有
上升渠道，朝气蓬勃、前程远大，驳查这点辛苦活，忍忍也就过去了。
可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却越发不妙起来，因为大明迁都了。
永乐帝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以后，国子监本部也随之北上——称北雍——南京国子监沦落为
陪都分校，称南雍，影响力大幅降低。而后湖的驳查工作，总不能让北京学生千里迢迢南
下吧？还得南京国子监出人，这就有点入不敷出了。
更麻烦的是，在永乐之后，明代科举制度日渐成熟，成为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从国子监
选走的官员越来越少，地位一落千丈。监生们别说得不到好的官职，甚至连“历事”都很
难获得机会，只能年复一年地滞留在国子监里，看不到未来。
宣德年间，国子监淹滞人数将近五千人，年纪最大的甚至超过五十岁——距离永乐北迁这
才多少年？
驳查条件恶劣一如既往，大环境和政治待遇却每况愈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监生参与的
积极性大幅下降。
洪武、永乐以及后面的洪、宣两代，驳查监生基本能保持一千两百名。在此之后，监生数
量一路骤减。正统七年，降到八百名；景泰二年，降至六百零八名。到了成化十一年，南
京户部上书抱怨，说我们征招八百名监生查理黄册，过湖的居然只有两百余名。其他的全
跑光了。
这可奇怪了。国子监的管束那么严格，上课迟到都得挨板子，监生们怎么逃呢？
千万不要低估人类逃避劳动的主观能动性。
南京国子监为了节约成本，少发点廪米，曾经想出一个奇葩政策，叫做“依亲读书”，让
学生们回自己家去读书，学业时间照算——可以理解为函授课程。
监生们脑子转得快，算算快到驳查之年了，纷纷提出申请，主动回乡。等到国子监要调人
过湖驳查的时候，傻眼了，兔崽子们全回去“依亲”了，还得一个一个往回拽，催着他们
“复班肄业”。
放出去容易，拽回来就难了。监生们赖在家里，什么理由皆有，什么生病啊、奉亲啊、迁
葬啊，送幼子啊，这里面最好的借口，就是至亲病故。大明以孝治天下，赶上父母亡故，
以首辅之尊都得丁忧归乡，守制三年，我们这些穷学生更得遵从礼法对不对？
就算父母健在，祖父母万一有亡故的，我也得一体孝顺不是？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没了，
考虑到小时候人家还给过我糖吃，我伤心过甚，自愿守制，弘扬大明孝治精神文明，国子
监你好意思学圣上夺情吗？
就算是在国子监上学的学生，也可以装病，装病不行的就花钱请人冒名顶替，没钱的就干
脆逃跑。最终留下来等著应役的，都是必须要靠每月发放廪米过活的赤贫书生。
国子监能说什么？只能含泪去想别的办法。
可也没别的什么办法。
弘治七年，南京国子监曾经请求北京国子监支援，调一些南方籍贯的学生到南京。北京国
子监的反应很冷淡，你倒霉关我屁事啊？最后好说歹说，北雍挑了几个歪瓜裂枣送了过去
，虚应一下而已。
南雍一看北雍靠不住，又想了一个辙，动员举监生。
明代国子监的学生分成官、民两种。官生是官员子弟，叫荫生；民生则分成贡监生、例监
生、举监生几种。贡是各地选送来的学生，例是自费入校的学生，举监生则指那些通过乡
试获得举人身份、却在会试失败的人。有些落第举人会选择暂时在国子监内读书，在里面
自成一派。
参加过湖的监生，一般都是从贡生里选。人家例生、荫生要么出了钱，要么家里有官身，
用不着干驳查这种辛苦活，举监生好歹是举人出身，也不用干活。到了成化年间，贡生人
数实在凑不够，国子监决定把举监生也算进驳查队伍里去。举人们闻言大怒，我们是何等
身份，岂能跟那群贡生为伍，太辱斯文了！开始大闹。
官司一直打到了户部，最后户部判说：“举人与岁贡虽曰异途，及其到监均为监生，况查
无举人监生优免之例。” 于是举监生们也只能老大不情愿地去了后湖，但是……人还是
凑不够。
人不够，黄册却不会少，结果必然是工作时间无限拖长。
从宣德年开始，驳查黄册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三个月拖至半年，半年拖至一年，乃是两年
三年。到了正德五年，驳查工作已经拖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一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向皇上这样诉苦道：“正德七年攒造在迩，今改驳之册未完，攒
造之册复至，新旧相仍，事务冗促，册本浩繁，遽难查对。”
这封奏疏的意思是，上一期的黄册还没驳查完毕，眼看下一期新册就要来了，咋办？
上一期黄册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审；下一期是正德六年攒造，七年送审。也就是说
，从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后足足驳查了八年时间，服了……
但也不能怪国子监。这一期参与驳查的监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残。能干活
的不过半数，还时不时会跑散一大片。这种士气，叫人家怎么提高效率？
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
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
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
在正德年间，就连国子监授官都已名存实亡，这些监生孜孜以求的，居然还只是“折算实
历”这么点待遇，实在是太可怜了。
唐鹏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南京户部的支持，相关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再不改善，这活儿
真干不下去了。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
法：
“过湖查验黄册监生三个月满日，准做实历事三月。比例准历，以均劳逸。”
看着从善如流，可仔细一琢磨，实在太过分了。
按照这个规定，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如今
一次驳查动辄数年，但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
可想而知，一线驳查人员的士气，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大明朝廷的衮衮诸公，难道都是白痴吗？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
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
动，自有它的逻辑和动机。
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
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来说，经济
上天然具有优势。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
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
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
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正如海瑞说的那
样：“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
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
。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
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括清人口、查清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即
使他们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
更妙的是，让国子监驳查黄册，是洪武爷定下的规矩。虽然国子监的地位今不如昔，但他
们大可以用“祖制难违”用借口，拒绝改革，任谁也说不出个“不”字。
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著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
具体到个人，不乏有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
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
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
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黄册驳查就像是一个战场。一群苦不堪言的士兵们身处低矮简陋的战壕，长官漠不关心，
后方补给时断时续——偏偏他们的责任，又特别重大。
因为驳查工作要面对的，是一大群无比顽强而又无比狡黠的劲敌。
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一股力量来自中央，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
况；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
尤其是一涉及到钱粮徭役之事，人类的想像力和智慧是无穷的。上头有多少条政策，下面
就有多少条对策。汉代搞“案户比民”，民间就敢“舍匿虚田”；隋唐有“大索貌阅”，
民间士子就敢“冒籍取解”；宋代搞“衙前差役”，老百姓就会“析居避役、鬻田减户”
。
不说别人，那位“凿壁偷光”的鸡汤代表人物匡衡，他在朝堂上直言进谏、刚正不阿，刚
一退休回家，就利用地方土地档案的疏漏，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顷地。可见人类的天性，是
很诚实的。
明代的情况也并没什么不同。当年周铸前往浙西清丈田地，地方上的富户就纷纷把自家土
地转到仆人、佃户以及亲戚家名下，以此减少赋役——还有个名目，叫做“铁脚诡寄。
” 地方上对抗中央的花招，可多着呢。
朱元璋搞出的这个黄册、里甲与鱼鳞三位一体之法，别看纸面上的设计颇为完美，落实到
执行层面，仍有无数漏洞可钻。驳查驳查，驳的是舞弊隐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处，
正是为了减少民间干扰，尽量让中央掌握最翔实的数据。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编造黄册的命令同时，特意警告说：“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
团局造册、利敛害民，或将各写到如式无差文册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许老人指实，连册
绑缚。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处斩。”
反著一读，就知道民间舞弊的情况从国初就非常严重，非得皇帝亲自提醒不可。
那么，下面的人是怎么作弊的呢？
咱们还是拿之前出现那个休宁县人王叙，虚构几个例子来讲讲。
先从最简单最常见的情况说起。
比如在洪武十四年，王叙家的黄册记录是一家四口，父亲儿子两个丁口，外加一个老婆一
个女儿。当年年底，他老婆一口气生了仨儿子，人口增至七人。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又要
造黄册，王叙可犯愁了。丁口多了，负累也多，得想办法藏匿人口。
他提着四斤猪肉，买通了甲首。在造册时，甲首帮他报了一个假数字，只说是新增男丁两
口，全家六口人，瞒报了一口。
这样在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上，他家人口的四柱是：旧管四，开除零，新收二，实在六。这
个数据被汇总到休宁县，一路上报国家。
又过了十年，到了永乐元年。靖难之役虽然惨烈，但各地黄册该造还得造。这次王叙没钱
贿赂甲首，家里孩子也已长大成丁，没法瞒过别人耳目，只好老老实实把所有人口都报上
去了。
数字送到后湖进行驳查，某一位监生负责徽州档案，他磨算了一下，觉得休宁县的人口数
字不对，个位数有偏差，前后差了一个人。他一路再往下细查，发现其他乡的数字都对得
上，只有里仁乡差一人，这么顺藤摸瓜，一直翻开了二十七都第五图的黄册。
他调出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的第五图黄册，与永乐元年的黄册四柱做对照，立刻发现了
症结所在。
十四年王叙家户口“实在”四人，二十四年“实在”六人，永乐元年变成了“实在”七人
。从这个记录看出，王家添丁的节奏应该是：二十四年“新收”了两人，永乐元年“新收
”了一人。
可实际黄册里的“新收”这一项：只有二十四年记录了“新收”两人，永乐元年“新收”
为零。
数字对不上。
不用问，肯定当地有瞒报情节。于是这位监生提笔，把这一条写在另外的驳语册子上，注
明理由和数据来源。户部拿到驳语，一路下发到休宁县，要求查实第五图王叙家在洪武二
十四年的勾当。结果，王叙和洪武二十四年那个现年甲首，都因此而面临惩罚。
四柱之法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了。你作弊作得了一时，却很难每次都作弊。四柱之间，数
字增减彼此关联，前一期黄册与后一期黄册，数字增减亦有关联，只要有一次数字对不齐
，就会被驳查发现。就算你手眼通天，能把县里的青册都涂改了，也没用，因为上面还有
州里和府里的青册备份。你就算真能把这一串青册都改了，后湖还存有最权威的黄册。
你要是能把后湖黄册也改了……这么神通广大，你干脆直接造反好不好啊？
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容易被查出的案例。比这隐蔽巧妙的舞弊手段，还多得很呢。
正德年间有一位江西巡按御史唐龙，曾详细描述过地方上的作弊手法：“江西有等巨室，
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
，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
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撒，名为悬挂掏回者；
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色，捏做寄压者。”
为了便于理解，咱们接着拿王叙家举个例子吧。
假设他们家在正德年突然发财了，一口气买了两百亩地，成了大地主。王叙不是官身，又
没考中举人，没法减免税赋。等到要攒造黄册了，王家赶紧找到甲首、里长，请他们设法
遮掩。
等到县衙把册供清单送下来，里长开始一一填写诸家情况。他故意把王家的两百亩地，分
出去五十亩，分别写在五十户贫困人家名下。
这五十户穷人不识字，平日里都是甲首、里长代填，就算拿册供清单给他们检查，也是睁
眼瞎。只有到了交税时，这些穷人会奇怪，怎么交得比往年多一点？里长瞪着眼睛说上头
官差要求的，我有什么办法？反正平均每户只多交一亩，不算太要命，没人敢深究。于是
，这五十户人家就稀里糊涂地替王家扛了五十亩的税赋。
这种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诸人名下的行为，叫做活洒，又叫飞洒、洒派等等。
可王家觉得还是不满足，希望能进一步减免。里长说了，也没问题。
本管里一年前发生过一次疫病，结果张三、李四、赵五三家死光光了。按照规矩，里长要
把这三户人家列入“开除”，意思是这三户已经绝了，其名下田地荒废，自然也没法交税
。里长把王家的三十亩地，偷偷挪到这三户人家名下，自然也省下赋税之苦——此谓“死
寄”。
那三家旁边是朱六一家，也感染了疫病，家里死得只剩下一个老头。甲首充满同情地把这
一户划为畸零带管，从此不在一百一十户正管之列。里长看准时机，把王家的一个小儿子
，列在这老头的户下，打着分家的旗号带过去十亩地——此谓“花分子户”。
可王叙仍旧觉得不满足，他说能不能再减免？里长说这就不是我能做主了，得往上找人。
然后里长带着他，找到县衙户房负责黄册和鱼鳞图册的主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主事收了贿赂，一拍脑袋，有主意了。
明代土地交易，如果是两人私下买卖，签的地契叫白契。这个交易上报给衙门，由官府验
证后盖印，才算具备法律效力，叫做红契。
主事告诉王叙，你不是从杨七那买了五亩地吗？你们俩先签个白契，别着急上衙门办手续
，先留在他名下。这样衙门里没记录，黄册和鱼鳞图册自然也不必改了——此谓“全不过
割”。
王叙还从郑八那买了十亩地，刚给其中的一半地办了红契。主事说另外一半先别办了，你
跟郑八说一声，让他还接着耕种，定期给你交租子就成——此谓“包纳”。
王叙说：“我还有几十亩地，没买卖过，这咋办？” 主事说这也好办，你假装把一部分
田地卖给刘九，或者从高十那买田的时候，收田不收粮，补个假手续，把零头一抹，叫做
“有总无撒”——这个“撒”，是撒数，在明代财政术语里是小数的意思——这种手段，
叫做“悬挂掏回”，也叫“虚悬”。
户房一般会有专门的书手和算手。书手负责誊写档案记录，算手负责计算，把账簿调整做
平。这些人都是当地人，家里世袭做这桩勾当，彼此之间关系密切。由这些亲自接触账目
与档案的人配合，天衣无缝。
后湖驳查的时候，监生不可能去询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他只看里册数字有无出入，只要
比对无误，就直接核验过。王叙这么操作，可以安全过关。
有人可能要问了，这明显对卖家不合算，怎么会答应？再说如果卖家反悔怎么办，王家和
他们之间都是白契，并不受法律保护啊？
很简单啊，打到他们服软为止。
王叙家有两百亩地，钱一定不少，他们随便找十来个护院闲汉，往郑八、刘九、高十家边
上一站。三户人纵然不愿意，也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在本乡无法立足。白契这种东西，虽
然法律上没效力，可被拳头大的人拿在手里，一样管用。
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态。
尽管利用了种种手段，王叙家的田地还是不能全部避税。他继续贿赂主事，把自家二十亩
上好的水田，在档案里全改成盐碱地，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级，原本是重则，这下子变轻则
了——此谓“埋没”。
王叙觉得不放心，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个本乡籍贯的进士。那位虽未释褐授官，但已有资
格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他把自家五亩托献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税了——此谓“诡寄”
。
王叙想了想，光是避税赋还不成，徭役也挺讨厌的，得想办法避免。
按照大明规矩，每一户人家，都要按照丁口数量分等，多者上户、中户，寡者下户。上户
派出的应役丁口，要比中户多，中户又比下户多。
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帮助下，王叙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出去，分列在不同甲里。一个大家
分裂成三个小家，户口等级立刻就从上户变成中户了——此谓“挪移”。
可王叙仍旧不死心，又缠着里长，在黄册上硬把自家的“中户”改成“下户”，让服徭役
人数字进一步变少。里长说改好办，但每一里每年应役人数是固定的，你改成下户逃过去
了，我怎么办？总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
两人琢磨了一下，里长大笔一挥，把本来丁口极少的高十家，从下户改为上户了。
高十一听不干了，我家里一共就俩壮丁，本来一个应役一个耕种，勉强渡日，现在您给我
改上户了，两个都得去应役，那家里不就完蛋了吗？
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轮的正役，每年各种杂泛之役和临时之役十分繁重，
基本上应满一年得脱一层皮。
里长压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县里上告，可县里直接驳回了——想告状，先跟你们里的乡
老商量去。可乡老和里长是穿一条裤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无边的绝望。
这时王叙笑嘻嘻地过来，说你家田地反正也没人种了，不如卖给我。高十哪里肯卖，可不
卖家里就要饿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别无选择，只得沦为佃户。
王叙不光逃了徭役，还得了良田，贪心更炽，连下户的徭役都干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
到户房主事，把本里黄册涂抹一番，把应役次序给改了。
咱们前面说了，里甲应役是十年一轮，每一年都有一甲轮到徭役。王叙家本该是乙年服役
，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刘九对换了一下。刘九想也没差别，就同意了，乙年去应役
。结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黄册次序，把王叙家改回乙年，刘九赫然还得服一次役
。
刘九大惊，想要抗辩，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叙家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埋没土地
、避开了税赋徭役，把负担飞洒给了其他贫困人户。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可在大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万历二十年，宜兴知县秦尚明愤怒
地说：“十五之中，上户诡为中户，中户诡为下户，甚者上户竟等下户，而下户更过之。
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当真是触目惊心。张萱在《西园闻见录》里感叹道：“田连阡陌者诸
科不与，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 正是这么一番景象。
王叙的故事还没完。
他家坐拥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负担，财富迅速积累起来。他主动修桥梁、铺民道、立祠堂
、开私塾、偶尔赒济一下穷人、资助一下读书人，很快就在乡里竖起权威。他把家里多余
的银钱，放给别人做高利贷，破产的郑八、刘九、高十都不得不来找他，收益比田租还高
。
靠着殷实家底，王叙的儿子再不必操心农稼，专心读书，很快考中了状元，在朝为官。王
叙家的社会地位再拔高一层，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户、奴
仆，都算做王傢俬产，不入黄册。郑八、刘九、高十的孩子们，不得不过来依附。
等到王叙的儿子告老还乡，已成显赫乡宦，且与其他官场中人联络紧密。一代一代下来，
遂成势力。
在王叙的发家史历程，我们看到：从甲首、里长、乡老这些自治体成员到衙门胥吏，他们
沆瀣一气，和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把黄册、鱼鳞册当成私有之物包办，不断把负担转移
到贫户身上，形成一整个链条上的腐败，分摊风险和利益。
这在大明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做“团局造册”，现在也有个类似的词儿，叫“窝案”。在
大明几乎每一朝的朝廷文书里，都反复提及这个词，飭令各地严查，可见“团局造册”
之猖獗。
严格来说，“团局造册”不算是一种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
都得靠“团局造册”才能实现。
朝廷对此并没什么好办法，因为基层不是直管，他们所拿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
比如你是个现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户籍情况，一家几口，是否结婚，不用找任何人
求证，电脑里随时调得出来；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几个娃、几亩地，县里老爷不可能亲
自下乡一户户去数，只能靠里长、甲首、乡老、粮长这些地方自治团体代理人来收集、具
保和上报。
换句话说，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上头很难查证真伪虚实。
不过这种“搞定”本身很昂贵，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豪强
以及富户有能力做。有钱人越哭越穷，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于是贫者愈贫，富者
愈富。诚如顾炎武所言：“富户操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
，无贫之名。州、县皆然。”
除了之前讲的那些，这些人还有很多手段。比如虚报死亡、隐漏资产、改换户籍、虚报灾
荒、捏甲做乙、浮收税粮——总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每一个手段背后
，都是大量利益输送。
甚至连黄册本身，都有大利可图。
黄册的攒造，朝廷是不出钱的，是由各地官府筹措资金，这笔钱自然也会摊派到基层百姓
头上。很多明代县志里都有记载，一县黄册攒造的总费用，正常来讲多则百两，少则五十
两——注意这“正常”二字。
百姓并没有议价权，官府说收多少，就只能交多少。官府大可以找他们收取两百两，一百
两造册，一百两落入自己囊中，又成了一条生财之路。
我说的这个假设，价格其实还保守了。
万历二十年有一位黄册库官员途径河南，出于职业习惯，打听了一下当地的黄册业务，吓
了一跳：“闻民间有民、军黄册，加派纸价至千两之外…大县不过二三百里，小县不过数
十里，一里造册一本，每本不过一二百页，纸价几何，而动派千金耶？此非积滑之冒破，
则为有司之垂涎矣。”
一千两造价的黄册！
贫穷和善良，生生限制了我的想像力。
有如此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接下来的发展，不难想像。豪强乡绅们勾结里甲胥吏，肆意
涂抹黄册，欺瞒中枢，在中间环节搾取利益，并大肆侵占自耕农土地。
如果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情况还不算糟糕。比如宋代不抑兼并，但商品经济发达，户籍
宽松，老百姓尚且有别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则，是把民众在原地死死钉住。这时候你
再搞土地兼并，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结果就是，下层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却限于户籍逃无可逃；而朝廷所获得的税赋却越来
越少。反而是盘踞中间的这个利益集团，吸血吸得大大肿胀，形成血管里的一个梗阻。
当这些梗阻遍布全身时，大明也就差不多了。
海瑞海刚峰做过知县，对底下这些弊情一清二楚。他有篇文章，专论里长之弊：“（里长
）凭势做威，当大役而有壮丁之重派，应卯酉而有连累之诛求，或混扶甲首以显售其奸诡
之谋，或妄开甲干以阴行其贿赂之书。有钱者遍为回护，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则
同甲首作弊以欺府县，事止利己，则假府、县名色而剥甲首。百计取钱，无心抚卹……”
虽然只是论及“里长”这一级的种种弊端，
除了民户的种种作弊之外，其他户籍同样问题多多。
前面说了，大明户籍除了民籍，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等职业户口。他们的黄册是单独册
立，并由各自主管部门管理。比如军户就有专门的军黄册，归兵部负责。
理论上军户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可还有大量临时性的杂泛差役，无法免除。更惨的是，
他们是军户，还必须去应军差，这负担就更重了。
比如说吧，每一户军户，都要出两个壮丁去卫所服役，一个作为正军战兵，一个作为辅兵
余丁，后者在军营里劳动来养活前者。除此之外，家里还得留一个继丁，平时从事生产养
家，一旦军中的壮丁跑了或者死了，这个继丁就得进入军营勾补。
勾补的规矩特别狠，就算你家里没有成年丁壮，也得把孩子登记入册，还有个专门的名目
叫“幼丁”。
更有甚者。大明要求军人不得本地服役，入卫补伍都得去外地。这一路上的盘缠给养，也
得军户来承担，更不用说还要受清军官和各级长官的盘剥勒索之类了。
负担如此之重，军户所享受的福利却十分微薄。按照洪武年的规定，民户有两丁人口，就
能担任小吏，而军户要五丁，而且最多只能让一人为生员，上升通道颇为狭窄。
其实军户也算良籍，可以参加科举。历代军户出身的内阁大佬不少，比如张居正、李东阳
、高拱、赵志皋、王家屏等等，而且在整个明代科举中，军户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颇高。不
过这些都是军户中的官员阶层或有钱富户，一来家族扩大，有足够人手；二来有钱，可以
供养得起读书人。
对于绝大部分底层小家小户来说，光是应付勾军就已经竭尽全力，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上头大概也明白军户的状况，所以严令禁止离籍转户、军户子弟不得过继，不得入赘。没
办法，真放开了，估计人早跑光了。洪武年间，就有数万军户逃亡；正统三年有一个统计
，当下在逃军士的总数已高达一百二十万人——天下卫所才多少人？可见军户生活之苦。
这些军户最大的心愿，就是转成民户，洗脱这些限制。虽然大明律严禁如此行事，但法律
归法律，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样百出。
咱们再虚构一户人家举例，姑且叫张大吧。
张大家是军籍，籍在休宁县附近的新安卫，家里五口人。他实在受不了军户之苦，就偷偷
联络了当地第五里的里长，央求入民籍。
里长带着他找到休宁县户房的书手，送了二两银子。户房这位书手大笔一挥，给第五里的
里册里多加了一个户口，将张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这个户口之下。
然后张家到卫所那边，报了个全家死光，止剩一个张大的老母亲。于是在军黄册里，这家
人只能挂去畸零户，没法应役了。等到张大的老母亲一病故，这家人在军黄册里彻底绝了
，直接列入开除。而张大一家，则洗脱成了民户，幸福地在当地生活着。
罗二也是军户，很羡慕张大的遭遇。可他家里没钱，找不到落地的民里。他一咬牙，带着
全家连夜跑了，一路从徽州跑到江西南昌府，谎称是流民，置买田地，就地落成民籍。因
为古代通讯不发达，没有全国数据库，原来的卫所纵然知道他跑了，也无可奈何。
军户毕三也动了心思，可他不想离开原籍，只好另外想办法。他眼看要去远卫所充役了，
就把自己大儿子入赘给近卫所的朋友，这样至少有一人不用被勾补入卫；他临走之前，恰
好老婆又生了个小儿子，赶紧过继给附近的民户家里——这些都是违法的，可黄册总是人
写的嘛，使钱下去，总能解决。
等把这两个孩子都安顿好了，毕三就在充役的半路上失踪了，据说是被盗匪杀死，死无全
尸。军中一查，他家里没有任何壮丁勾补，也只好做罢。毕三偷偷跑去一处寺庙出家，法
号“三无”，混了个度牒返回家乡，堂而皇之地还俗，以佃户身份附籍在先前过继了小儿
子的民户家里。
经过这么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他们全家终于洗成民籍，再不必受勾军之苦了。
还有一种绝妙的办法，叫做“挪移”，对，乾坤大挪移的挪移。
比如说吧，张二一家，本来属于饶州千户所的军户，生活很痛苦。张二纠结了同甲的几户
人家，贿赂也罢，胁迫也罢，硬是把这一甲的所属，改到了建阳卫。
饶州离建阳不远，但是两者分属江西都司和福建都司。这么一改，饶州千户所便不能从张
二家抓人充役，人家是建阳卫的。而建阳卫呢？可能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就算知道，
也不可能派人跑到江西地面上来执法。
两边都管不著，张二这一甲十户，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在夹缝中生活下去了。
类似的逃亡方法还有很多，充分展示了军户的无边智慧和怨念。
朝廷深知其弊，可也没好办法，只能反复要求“都司、卫所、将应勾军人逃亡年月逐一造
册呈报兵部，转发其各司、府、县清军官。凡遇册到，将所清军黄册籍磨对比较相同，行
拘原逃正身，或应继人丁。”
更可笑的是，为了怕军户做手脚，还特别要求，军户子弟不得参与军黄册的编造。就连驳
查，都不得用军户出身的国子监生。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军民，想要在户籍上做手脚，无论手段如何，最终都指向同一条路：
“篡改黄册”；而无论改什么内容，最后都会落实到一个最现实、最技术的问题：“如何
篡改黄册而不被人发现”。
一般的手法，在黄册上直接填入假数据即可，手段无外乎挖改洗补。
反正黄册都是手填出来的，在上头直接走墨改字即可。实在改不过来，索性挖下一块，重
新把别纸补缀上去。还改不过来，拆下绵索，抽走旧页，补入改页。只要大家提前说好，
上头无从追究。
用墨改字的情况，在民间极为猖獗。以至于弘治三年的时候，有官员专门上书，建议说以
后编造黄册，不光要给地方一个标准字体，还得规定字号。把字写得大一点，容易检阅，
就没办法洗改了。
修改原册的麻烦在于，得经得起层层检查。上级有可能没查出来，也可能查出来，你为策
完全，不得不一级一级往上贿赂。
顾炎武专门谈过这个作弊技术：“填于红图不可改矣，则改于黄册；印于黄册不可易矣，
则公为洗补。不得于小里，则货都总妄坐于小里；不得于都总，则货县总妄坐于都总。”
所以有聪明的，不去贿赂主官，直接去找具体经办小吏下手，甚至有人胆大包天，连小吏
都不用找，去找运输队。
黄册攒造完成之后，会一步一步转送至县、州、府、司以及中央后湖，中间要经历数次转
运。你只要事先买通解送人员，在半路开箱子直接改册，连给官员的贿赂都省了——真是
胆大包天。
不过别忘了，黄册里有四柱之法，可以查到过往一切数据。你光是伪造了一期之数，前后
对不上，终究是个隐患。哪天碰到个认真的驳查人员，可能就会东窗事发。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修改旧档。把历史改掉，大家便不会知道你现在的猫腻了。
虽然黄册库戒备森严，难以混入，可不是有句话嘛：“只要思想一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大利当前，胥吏们也是绞尽脑汁，奇技百出。
咱们试举几个比较奇葩的例子。
按照后湖驳查的流程，监生会把发现的问题做成驳语黄册——后来改成浮贴在原黄册内—
—户部会将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再呈递上来，监生根据驳语检查，发
现切实修改无误，再入册库。
很快有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漏洞：监生在二次驳查的时候，只会复查驳语相关的条目，其
他内容不会再看。
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招极巧妙的“声东击西”。
还是举例说明。
王叙家新得了两亩田地和一头黄牛，这两项事产需要列入新一期的黄册。王叙想把它们瞒
下来，可急切间只贿赂了里长，没买通县里的算手和书手。
里长宽慰他说，别着急，有办法。
等到开始攒造里册。里长老老实实地把这两项写进去，丝毫没有作弊。不过他把另外一项
数据，王家的丁口，故意少写了一人。
里册递了上去，层层呈递到后湖，很快这个疏漏被驳查监生发生。监生在原册上贴了一条
驳语：“查某里某甲王叙人户本期丁口虚减一人，查理与旧册实在不符，驳回本管实核重
造，不得迁延云云。”
这本里册被层层掷回到第五里。里长拿着旧册，重新造了一本新的，诚实地把丁口数补回
一人，然后偷偷抹去了王叙家的两亩地和一头牛。
册子被再次送到后湖，监生拿着驳语记录一看，嗯，不错，丁口数确实改正了，至于其他
内容，上次已经审核过一次，不必复查了。
就这样利用流程上的漏洞，王叙家篡改的记录得以顺利进入库房。以后一旦田地起了什么
纷争，再去查旧档，则再也看不出什么痕迹了。
此非笔者妄编，且看两个真实案例：
成化十八年，在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的五贤乡，出了这么一个案子。当地二十九都的里册
交上去，驳查人员发现，该都的第一里第一甲有一户，叫谢得安，户籍似有涂抹痕迹。比
照之前的黄册发现，这家伙本是军籍，却改成了民籍。
驳查大笔一挥，责成原籍重造。等到二十九都把重新改好的黄册在提交上来，驳查监生一
看，谢得安已经删掉了，便准备批准入库。可这人恰好很细心，觉得这本黄册页数似乎变
多了，随手翻了一下，不由大惊：这本新黄册里，居然多了谢亚兴等十一户人家。
再一下，这十一户人家，也是和谢得安一样的军户籍。
很明显，这是一起大规模“军户逃户入籍”事件。他们先推出一个军户谢得安吸引敌人火
力，然后在新册里偷偷把其他逃户做进去。若不是这些人太过贪心，一次篡改了太多户籍
，说不定驳查根本无从发现。
同期还有个案子，这次的发生地是山东济南府丘县明秀乡。
明秀乡位于官道之上，乡里设有一连串驿站。根据交通工具的分类，这些驿站可以细分为
船站、马站、牛站、驴站等等。每一处驿站，都有专门的“站户”，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在
驿站服务，也属于职业户的一种。站户的生活状况很惨，负担奇重，他们也无时不思唸著
改换户籍。
在这一次的驳查中，监生发现明秀乡的第九里第五甲有疑点，有王九住等三户人家，本来
是驴站户，却赫然改成了民户。
这本册子，立刻被监生驳回重造。等到新造黄册再次送回后湖，监生发现王九住等三人被
抹去，可又加了阚长等十二户驴站户偷偷摸摸进了民籍。
这个声东击西的手法，和宜兴县的办法几乎一样。
当然，大明朝廷也不傻。这两件案子让他们意识到规则上的漏洞，及时加以补救。
从弘治十二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
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
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如此这般，才算是堵住了这条路。
于是劳动人民又发明了一个更叹为观止的办法。
不是说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彻底消失，就没问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
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
这个手段，得从黄册的制作工艺讲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黄册的封皮册壳硬纸，必须使用黄色或青色。这个黄纸，是用黄檗汁浸
染而成。
黄檗树是一种柑橘科的落叶乔木，它可以入药，也可以用于染色。将黄檗第二层树皮进行
熬煮，只要把纸浸入液体之中，便能染成黄色。更绝妙的是，黄檗树皮里富含小檗碱，对
于杀虫防蠹有奇效，印出的书可以经久不坏。
早在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便已用黄檗制造黄麻纸，来印制道经。他也因此被尊为染坊业的
祖师。
不过这种染色方式成本很高，古人往往不会把每一页书都染黄，而是将黄麻纸制成护书，
夹在书本里，也有驱虫效果。
朝廷要求黄册封面染黄使用黄檗汁，是出于保护纸张的考虑。可是这些册子的制造费用，
可不归朝廷管，每一个里得自己掏钱去造。
很多人舍不得用黄檗这么昂贵的染料，偷偷改用石黄。
石黄属于矿物染料，价格低廉。先将石料打碎，再研磨成细小颗粒，最后碾成粉末状。在
制作黄册的时候，把这些粉末和水调好，直接抹在纸面上，就像是涂上一层胭脂似的。不
止是黄色，其他矿物颜色也可以如此上纸，这种上色方式被称为“粉饰。”
乍一看，石黄粉饰和黄檗染黄并无区别，但驱虫效果却天差地别。
除了染料质地，朝廷对于黄册的装订方式也规定得特别细致。
最初黄册是用浆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浆糊做法，
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
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浆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
所以朝廷在弘治年间下了一道命令，要求装订方式改成线装——即在纸上钻孔，用细绵线
串扎起来。如果一定要浆糊，也必须要掺入明矾、花椒末等物，以防虫蠹。
这些要求很科学，可惜却不实用。每一期送来的全国黄册有数万册，你让管库的人怎么检
查？就算有精力检查，也没有技术手段来分析每一本的染料和浆糊成分。
这个破绽，很快也被地方给利用起来了。比如说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攒造一册黄
册，数据完全真实，绝无作弊，但在装订时，会在石黄粉末和浆糊里掺入蔗汁、蜜水等物
。
这样一来，封面和书脊会变得颇有甜味。而纸张的天敌衣食虫——古称蠹鱼——最喜欢吃
糖类及淀粉等碳水化合物。看到这盘大餐端上来，焉有不分而食之的道理。
这种册子的蛀蚀速度远胜别本，不出数年，好端端的一本黄册便会化为一堆粉末，原始记
录荡然无存。这时地方上再施展什么手段，便不用怕驳查来打脸了。
嘉靖二十八年，黄册库官员上书诉苦，说：“先年法例严明，人知畏惧，纸张无粉，俱堪
经久收贮。近年……吏胥、里书人等玩法欺公，故将粉饰纸张攒早，面糊壳面装订。尚未
及数年之间，虫蠹易生，蛀蚀腐烂，以致无凭查考，希图日后作弊，狡猾百端。”
瞧瞧，洪武年、永乐年的老册子，至今已经一百七十多年，尚算完整；反而是近年来的新
造黄册，蛀蚀速度极快。尤其是南昌府的分册，经常一县黄册全数蛀蚀无存：“纸张如粉
，灰末成堆，都图丁缠，蛀蚀腐烂，难以辨认。但经一揭，纷纷而碎。”
这一招能杀书于千里之外，无声无形，可谓是黄册中的刺客。
朝廷也知道这些弊端，每一次攒造黄册，都反复强调不得粉饰、要用绳编，可是无法从根
本上杜绝。
当然，也有人嫌这个周期太长，急不可待。怎么办？还有个简单粗暴的办法：直接买通管
册小吏下手。
正德五年，后湖爆出了一起大案。
在江西南昌府的丰城县，有一个当地人叫陈季三。他爹叫陈质，曾经谋夺了邻居熊思明上
好的塘田，为此贿赂户房，偷偷篡改了地方上的青册。到了陈季三当家的时候，熊思明家
里又闹将起来，嚷嚷着要查个明白，要去开后湖黄册库查验。
陈季三自然不肯吐出到手的肥肉。他一打听，得知从洪武年间开始，每十年就会有一份档
案留在南京后湖。他爹陈质能改地方档案，可改不了中枢黄册库。如果苦主要调后湖黄册
比对，肯定会露馅。陈季三冥思苦想，被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
他先买通了押解黄册去南京的负责人，请求队伍多耽搁几天，然后自己先一步跑到南京城
。陈季三在南京城溜跶了几圈，很快就和一个叫高景清的后湖库匠搭上了线。
高景清的日常工作是晒册，即定期把库房内的黄册拿出去在太阳下晾晒，以防潮防虫。这
份工作在洪武年间还算轻松，可到了正德年间，黄册累积数量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即使每天轮番晾晒，一年到头也不得休息。
更惨的是，后湖环境太差。每十年来一次的驳查监生都叫苦连天，更别说这些常年居住岛
上的杂役。他们“不谙调摄，致生寒疟，抱卧日久不痊”，一旦生了病，只能坚持到过湖
之日才能去看医生。
晾晒工作繁重，银钱少，工作环境又特别恶劣，这让高景清很是郁闷。当陈季三提出请他
帮忙，还捧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银两时，他立刻就动心了。
这个忙，其实特别简单。
由于高景清的工作性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到贮藏的黄册。陈季三希望让他进入洪武
二十四年和永乐元年这两期库房里，把南昌府丰城县载着自家先祖情况的里册摘出来，毁
掉塘产部分。
高景清收下陈季三的贿赂，将这两期黄册的相关页数扯下烧毁。这样一来，熊思明再想打
官司，便查无可据了。这份塘产，从此便舒舒服服地坐实在陈家名下。
这件案件怎么被揭发的，史书上并没有说。从只言词组的线索推断，应该是高景清扯下这
几页纸，本欲烧毁，奈何后湖不得动明火，他只能趁休假时带出去。结果在过湖时，巡检
例行搜身，在他身上搜出这些黄册纸页。
后湖给事中何亮、主事得知这件事，不敢隐瞒，急忙上报。朝廷对于这件弊案实在是
怒惊交加。怒的是，这些升斗小民居然敢对中枢黄册库动心思；惊的是，后湖管理如此松
懈，此前到底发生过多少类似事件？
如果一个普通百姓都有胆量、有能力对中枢黄册动手脚，只怕这大明要完。
天子雷霆震怒——不对，正德皇帝对这个应该不关心，雷霆震怒的估计是首辅李东阳。于
是陈季三、高景清各自枭首，一个脑袋挂在了江西布政司的黄册库前，一个脑袋挂在了后
湖黄册库前，公开示众，以儆傚尤。
江西布政司黄册库的主管和属员，因此也被提问惩戒；而后湖黄册库的两个主管，本也该
受罚。但这件案子是他们自己举发，侥幸免罪。朝廷还责成江西巡按御史王士昭重审田产
案，把塘田断回给熊思明。
朝廷痛定思痛，考虑到后湖杂役确实生活艰苦，决定稍微改善一下，每次开湖特许应天府
派遣医师两人，登岛巡诊，用何亮的话说：“庶恩泽普及，生命得以全活；晾晒不误，册
籍得以保护。”
类似的翻墙案子，在黄册库的历史上屡见不鲜。陈季三过于倒霉，摊上被抓，没被抓的，
不知还有多少呢。
前文所说的种种作弊手段，还只是大略分类，往细了说还有更多手段。总之，无论朝廷想
出多少条防弊之术，民间总能迅速想到与之对抗的办法。上头三令五申，寄希望于严办严
查，下面却总能利用到人性的漏洞。
大明近三百年的时间，黄册对抗始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
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
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牛毛茧丝”四个字，当真是形容这场黄册攻防战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
缠绕在堑壕之前的铁丝网，密不透风，滋生孽长，一处被摧毁，立刻就有好几重围堵上来
。这些铁丝网把大明的阵地逐渐切割成一块块零碎的孤岛，截断流向，使之无法互相支援
交通。
而负责驳查的士兵们坐困愁城之中，既无支援，又无补给，面对着层层密布的铁丝网束手
无措，他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一个最人性的回答是：要不……咱们投降吧。
于是，后湖黄册库最荒诞的一幕，就这么徐徐出现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