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作品。
重新审视郑成功对台湾的影响
第一节 郑成功与郑氏集团是些什么人
父亲归顺满清，他却率军抵抗清廷十余年；家乡失陷，母亲被污辱而自杀，他在内外
交困中负隅顽抗，又转进台湾赶走荷兰人，为朱明以及汉族打下了一块延续希望之地，而
在三十九岁的英年猝逝。他的本名是郑森，受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当时人称“国姓
爷”，后世又有了“开台圣王”、“民族英雄”等等称号，被拱上神坛，接受祀奉。然而
，在盛名底下，郑成功与他的集团，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一般的记载都说郑家是海盗出身，然而他们并不是藐视礼法的亡命之徒。在做海盗之
前，他们也只是福建沿海一带无以谋生的农民、渔民，经由各种宗族、同乡的渠道才入行
的，其思想与道德观念，和普通百姓并无根本差异；那时候的海盗，也不只是杀人越货，
而是商盗一体，做各种贸易，强大以后再做到垄断商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当年做到了
有三万多名手下、一千多艘船，大到了官军惹不起，于是谈成了招安，得到了一个“海防
游击”的职位，不算大官，但收拾起竞争对手、打通各地关节已够名正言顺。
郑芝龙打败了包括荷兰人在内的其他海盗，在1635年统一了东南海疆，所有船只都要
向郑家交保护费，郑家只要在官面上敷衍一下，就能安心做他的海上霸王，早已腐败又深
陷内忧外患的明朝官场，也没人有能力去动他。
郑芝龙和他的亲族、部下，大都是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而在血腥的搏杀与背叛中胜出
的；好不容易活下来了，自然会希望后代生活能稳定一点，读书读好一点。郑成功就读得
不错，考上了秀才，又进了南京国子监拜入名师门下──这也可能和他不愉快的童年有关
：他七岁以后才和母亲被接回中国，一开始在大家庭中人生地不熟，常被各房兄弟欺负排
挤，他便只有用功读书，自我砥砺，以求父亲和众人的肯定，也养成了坚毅以至有些刚愎
的性格。
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杀，随后清兵又入关，天下大乱，郑家和无
数人的生涯规画也不得不乱了。逢此巨变，南方的皇族、士大夫与军人却没有及时团结起
来，而是在拥立新君与人事问题上争相党同伐异，无人能建起众望所归的威信，只能坐视
清军步步侵略。郑家在其中也是自身利益优先的一大地方势力，郑芝龙原本没想真心抗清
，南明小朝廷的乱象更让他不想效忠，于是便被利诱去了北京，想让郑家归顺而在新朝继
续荣华富贵。
读过圣贤书的郑成功毅然反对，强行接管了郑家势力，坚持继续抵抗清军，俨然是一
个大义灭亲、文武双全的理想形象，从而得到了许多名誉与士人归附；拥有海权的郑军也
比其他军队更灵活富裕，能装备得起重甲和火枪大炮。然而，南明朝中大多数人仍在争权
夺利闹个不休，在这种君主不济事，大臣还互相扯后腿的情况下，郑成功身为一个藩镇的
负责人，性格也不得不由刚毅而发展到多疑寡信，遇事必先为自己的集团打算，保持“东
南之事我为政”、我的地盘我作主这个前提，才好来继续效忠。然而，这在中央集权的政
治传统看来就是割据。
南明西宁王李定国约郑成功会师北伐，研判很可能胜利，但是胜了以后是否反而会对
郑家不利？这是郑成功首要考量的问题。他失约了，有人责怪他，但是最主要的责任，是
不是还应该归到朝廷君臣上面？这是舆论和史家要考量的问题，但再怎么考量也于事无补
。南明与各路义军终究还是没能精诚合作，郑成功两度北伐，也先胜后败，仅得保住金门
、厦门和沿海一些小岛。无奈之下，郑成功与部下合议决定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手中夺取台
湾，移民屯垦，为以后的反攻建设基地。
荷兰人约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开始出现在广东海域，那时他们为独立建国，正
在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1566-1646)之中，在海上也是亦商亦盗，既打西班牙商船，也
试图攻占过澳门、澎湖来建立据点，与郑家和明军不打不相识以后，经谈判而得于1624年
在台湾建起了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与市街，攻占原民土地，招募汉人渡台，发展农工
商业，而收取重税，又多有苛待，故不得人心。郑家与荷兰人打了多年交道，知其虚实，
即于1661年出兵，一边进行围城战与海战，一边就在岛上开始屯垦，七个多月之后，成功
迫使荷兰人投降退出台湾。这是汉人大规模、成建制入主台湾的开始，也给予了抗清士民
新的希望。
然而，此时清廷已将近控制了大陆全境，后郑芝龙在北京被斩首，隔年南明永历帝亦
被俘杀。郑成功在忧愤与郁闷中，悔恨十七年来的各种错误与失败，急病而死，没能实现
进一步从西班牙人手中攻取吕宋（菲律宾）的计画。世子郑经继承了郑成功的地位与名望
，庇护着一众遗民与士人开始经营台湾──现在终于没有扯后腿的君臣与友军了，然而也
没有君臣与友军了；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按自己想法，好好做事，稳定度日，以传统的忠义
维系彼此，虽然迟早还是要面临考验。便如郑经的诗作：“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
图终未已，日夕整戈矛。”这种自我勉励，大约就是当时郑氏与迁台士民的想法与处境。
第二节 典章制度使台湾有了正式政权
郑成功入主台湾后，将本岛改名为“东都”，建立一府（承天府，今台南市安平区）
二县（天兴县，今台南佳里区、万年县，今台南市仁德区）；郑经嗣位后又改为“东宁”
，改二县为二州，又增设了三司、四坊、二十四里等行政区划；以因应人口、地盘的增加
和社会机能的复杂化，使迁台士民得以依靠熟悉的制度，安心开垦。
地名的更动，反映的是统治者的意志：“东”是相对于大陆故土而言，“都”即京都
，原是期待能迎来皇帝入驻以凝聚大义，然而永历帝已经来不了了，故再改为“宁”，一
方面是向世人表现“安宁下来”的期望，稳定内部众心，一方面也是放低姿态与清廷和谈
，希能独立或至少争取到朝鲜一般的自治地位。同时，也在台面上迳行以“东宁国”自称
，作出对等姿态；台面下又通过贿赂与威慑，穿透清廷在福建、广东沿海为禁止居民与郑
氏接触而施行的“迁界令”，持续从大陆得到货物与移民，总之就是为了自立，灵活地执
行着各种两手策略。
郑经主政的第三年，他的老师、总管内政与后勤的陈永华建议设立孔庙与科举制度以
推行文教。郑经一开始质疑说现在地盘还很小、人民还很少，是否应该集中精力在屯垦和
军务上就好？陈永华便论述了培养人材的重要，并特别强调，当前的民风，可以说是淳朴
，也可说是草莽，如果放任不加引导，民众便容易流于粗野，所以应当速立圣庙与学校，
举行祭祀与教育，才能使社会确立共同的价值与信仰，巩固国本。郑经欣然采纳，令陈永
华迅速着手主持，于是，“全台首学”，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孔庙，在不到一年间建了起来
，举行了意义重大的典礼；各地也设立了负责基础教育的“社学”，并吸引原住民入学与
汉人同化。，如此，通过引入典章制度和文化教育，台湾有了正式的政权，奠定了汉人为
主体的社会基础。
此期东宁国的实际控制范围，还只及于今天的台南和周边区域，此外也有北征鸡笼将
荷兰人的余部赶走，但还没有开发，原住民仍散布在岛上各处。那为什么说此后台湾社会
便是以汉人为主体了呢？这里我们首先要考量汉人自身的条件：有高度的生产技术、擅长
开枝散叶的宗族组织、重视文字与历史的传统，从短期到长期都有竞争优势；再来，要看
世人怎么看：明郑集团是当时国际贸易与中国战略地图上的要角，也是源远流长的华夏文
明的嫡系，自然比较会在各方的记载中得到重视，而被视为“蕃人”的原住民则不足以成
为能扰动世局的一方势力；最后，是以结果而论：因为后来攻取台湾的清廷亦以儒教和汉
人官吏治国，并不否定郑氏在文教上的贡献，又继续让汉人移民来台，繁衍至今，后人追
溯源头，也就会倾向以“全台首学”的成立为标志，声称迁台的汉人继承了古圣先贤齐家
治国的理想与追求，然后可以维系族群的荣誉与自尊心。只要人们不抛弃、不否定这套传
承，故事便能如此传递下去。
第三节 民间信仰
汉人渡海来台，也带来了其自古相传的信仰与神祇。移民每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
便要考虑立庙；不论是简陋的香案、祠堂或富丽堂皇的宫庙，拜的是天神、地祇、人鬼或
者物灵，只要能聚人心，市镇或村落就会与之一同发展，日久乃成“五步一祠，十步一宫
”的盛景。然而，这汉人的传统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远古的陜西、山西一带黄河河谷地区，今天被认为是华夏始祖的群落，因地理而发
展出了村落式定居农业，其人口密度、族群间往来的频率高于其他远古文明，于是发展出
了重视家族和祖先崇拜的传统，然后以其较高的生产力渐次扩张，以先进的器物文明同化
了周边众多族群。虽然也有其他文明常见的自然崇拜、泛灵信仰，但到周朝开国的时候，
有鉴于商朝迷信鬼神犯过许多错误，于是特别强调人在此世间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而以
人本的价值观制定了礼法来规范信仰，其核心可以用“敬天法祖，崇德报功”两句话来概
括。到了汉朝，阐扬这套价值观的儒家成为朝廷主流，民间则逐渐兴起了混合儒家、道家
、阴阳家的道教，按照人间朝廷的体制来建构了天庭与地府，并且将史传中的圣贤、英雄
、忠孝节义之人，以及各地的神话、巫术与原始信仰，一概收编到这套系统之内，来鼓励
世人行善积德，好在去世后位列仙班，得享长乐并继续庇佑世人。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又
带来了轮回转世的概念与各种发愿回向的修行法门，为百姓增加了一种寄托。此后不论朝
代如何更迭，中国的民间信仰都基本维持着这个混同的形态，随汉人的迁移而流传。
这套信仰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一是它最在乎俗世间的事功与福祉，服务于庶民固
有的家族兴旺、个人成就等等愿望，而不把信仰寄托到超越凡俗之理的概念上；二是它有
着极强的“官性”，神界像朝廷一样有品级和职位之分，如土地公、城隍爷的管辖区域大
抵按照现实中的行政区划；现世的皇帝与朝廷官员也有权力和义务参与神界的事务，主持
祭典、阐述教训、赐封正神、取缔淫祠。常人不一定要能通灵，只要读书做官，有了人所
敬畏的知识与身份，也就有了巫力，而能制约野生的神灵与教门。君王是大巫，士大夫官
员是中巫，乡野神巫是小巫，“小巫见大巫”要低头，然而君王也必须遵从天道，暴君、
昏君是可以被推翻的，不是永远不可质疑的天神。在“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何物最大？道理最大”、“天高皇帝远”、“举头三尺有
神明”等一系列经典语录和俗谚中，中国在政治与宗教上取得了一种共融而互相监督的平
衡。
例如，从福建到台湾香火最盛的妈祖，生前是一位女巫，逝后得到愈来愈多崇拜，聚
集了愈来愈多保海上平安的传说，乃在信众请愿之下，得到宋朝赐封为海神；施琅率清军
打败郑氏以后，又大力扶持妈祖信仰，请皇帝将之封为“天上圣母”，以妈祖慈祥和善的
形象，取代郑成功来台初期最盛行的三太子哪吒。郑成功崇拜哪吒，一方面是传说中哪吒
与父决裂的叛逆故事与他很有共鸣，一方面是想以其奋战不止的精神激励士民。其结果，
天后妈祖确实成了台湾最著名的神祇，然而清廷也只能在“安居乐业”的愿望上与民众取
得交集来羁縻台湾，而不能作更多操做；三太子信仰在郑氏败亡后，也继续寄托著民间的
反抗意志，且以阵头的形式传习著武术与兵法流传，至现代又衍生出可供青年表现文化自
信的“电音三太子”一脉，这些官民之间的拮抗，都说明著，政治可以介入信仰，但是有
限，因为信徒也自有其政治立场、理念、意识，不会完全与权力者同调。
又如另一位有许多宫庙供奉的保生大帝，原是生于北宋泉州的著名医师，去世后即得
到乡人立祠祭祀，逐渐发展成跨地域的信仰；客家人所奉祀的三山国王，则是传说中在唐
代、宋代屡次显灵帮助过居民与官军的三位粤东地区的山神，而在宋太宗赐封后，渐随粤
东移民开枝散叶，分灵至台湾、香港以及南洋各国。这些信仰并没有多么高深的教义，但
就是能实际地标志出族群的发展，而协助人们团结乡谊。史实中的人物只是原型，神坛上
的形象更多是反映着人们的理想，如朝廷、商界与帮会都拜的关公，寄托的是演义小说所
塑造的忠义与威严，其位阶也在一千多年间，从生前的“亭侯”爵位逐渐升格为“王”乃
至“关圣大帝”。
在正神之外，还有诸多“有应公”，以失祀的孤魂居多，也有冤死之厉鬼，或者动物
之灵，往往被人找来祭拜，期望“有求必应”，除了一般的保平安，也可能是想要满足各
等不方便向正神祈求的愿望，例如赌博胜利；若信徒能积累善行、善名，“有应公”也有
望升格为正神；若信众为恶，神也可能被贬为邪鬼，民间也会生出各种恶有恶报的传说，
也有可能赌徒输了钱，怪神明不灵，自己去把神坛捣毁，人和鬼都倒楣。无论是否真有这
些灵验的神明，人心是有着“正统”、“正义”和“偏门”、“邪门”之分的，鬼神信仰
，便能形象化地体现这分别心；对偏门不赶尽杀绝而是一体奉祀，也是为主流社会中的落
败者留出一条隐秘的复活之路。
在这样的信仰文化底下，郑成功去世以后，也自然得到了百姓立祠奉祀；及至清廷攻
取台湾，官方将郑氏定性为叛逆与海贼，民间为了避免触犯忌讳，便改以“开山公”或“
开山王”的名义继续祭拜，并且传说郑成功是东海大鲸转世，将其战史予以神秘化，又相
传当年郑军屯垦之处，国姓爷会显灵平息水患等等，如此用玄幻的方式，在民间传下香火
与印象。再到清末同治年间，清廷受到日本人进犯的“牡丹社事件”刺激，为了拉拢台湾
士民齐心对抗外患，而决议以前明忠臣的名义追諡郑成功，于1875年修建了延平郡王祠。
至此，郑成功的故事又在官方的主持下，稍减了迷信色彩，而加回了忠君的使命。
日本经由甲午战争取得台湾以后，考量郑成功母系血统是日本人，认为应该将台湾人
对郑成功的崇拜导引到效忠日本的方向，便将延平郡王祠改建成了“开山神社”，祀典也
改为日本神道的形式，又将郑成功的忠烈事蹟说成是大和魂、武士道在异域的展现。对熟
悉史实或旧版故事的汉人而言，这不免太过刻意，并且显然是要借由信仰来改变我根本的
民族、文化认同；而从日本帝国的角度来讲，这正是彼辈的期望。汉人的信仰传统根深蒂
固，日人一时无法动摇，至1936年乃发动“寺庙整理运动”强行去除汉人信仰中的中国性
，但到1945年战败离台以后，原先的神明就又纷纷回来了，“开山神社”也又改回延平郡
王祠，1947年改鸟居为牌坊，并在横梁上加盖中国国民党徽，庙宇本体亦于民国五十二年
重建，对郑成功则表彰为“民族英雄”，并将其故事与反攻大陆的使命相连。
时过境迁，经过现代化的浪潮，不但旧日的政治宣传不再有效，如今台湾汉人传统信
仰的根源──对宗族和乡谊的依赖、对道德和政治的理想、对正邪与神鬼的思考──也已
有了根本的变化。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遗留下来的建筑、仪式、历史与传说中，追溯这
一切的所以然，从而理解先民的思维，体会他们的情感，然后可以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
继承了什么、又失落了什么，然后可以思考传统如何存续，翻新又该怎么翻新。
第四节 天地会
郑成功在台湾尚有另一套隐秘传承，内部名称叫“汉留”，外界传得比较广的名字是
“天地会”或“洪门”。
从清朝到日本统治时代，他们隐藏在宫庙、武馆以及各行各业之中，平时并不与统治
者正面冲突，甚至门徒、弟子都不知道自己是天地会，只有当师父认定了可以领进门内，
或者即将起事来对抗官府的重要关头，这些传人才会得知，自家平常习练的舞蹈、武艺便
有暗藏军阵之法；平日来往的许多生意伙伴，还有及时出现的海外宗亲、同门，都能提供
造反的情报、资源与退路。即便起义失败了，香火、武艺与精神还会传递下去，让台湾人
在不得不屈从统治者的时候，仍能保有一种不驯的傲气、傲骨。
“汉留”的起源，一说是南明时期包括傅青主、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殷洪盛几
位大儒在内的一群志士，为了留传汉家道统而建的抗清地下组织；一说是郑成功在抗清之
时，藉著固有的商贸网络建立起来的谍报组织。无论何者为真，实况是两方很快便走到了
一起，天地会早期的骨干中即有郑氏部将，郑成功最倚重的首辅陈永华也长年主持其发展
，后世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所写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便是直接取材自这段历史
；及至明郑败亡，陈永华也将郑氏的余部往地下转化，如文臣为“明伦堂”，武将为“明
远堂”，各地屯驻士兵为“勤习堂”等等，以武馆为掩护，在武艺的传习中保育民族文化
的命脉，以待振兴之时。
武艺能如何具体地传承文化命脉？较显著者，有常在庙会中演出的舞龙舞狮、宋江阵
，前者可以锻炼身体并在手势、舞步中传递暗语，后者更直接是从戚继光《纪效新书》传
承下来的郑军练兵之法的变体。较罕见而更为核心的，尚有以福建鹤拳为主的各派内家拳
法。所谓内家拳，是一套结合了儒学与武术，而能传递汉留精神的完整系统，它在心法上
主张“定静安虑得”、“以静制动”、“后发先至”，实际上更承载着矫治各种偏激、失
误与罪恶的使命，以在外家武术或各种刚强易折的组织、行动失败之际，将族群文化扶回
到一条较不明确犯忌而能长远发展的轨道。
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国祚中，天地会多次起义，或者在民变中顺势使力，在台湾便有“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说，更有朱一贵(1721)、林爽文(1787)、戴潮春(1862)三次
震动全台、杀人盈野的大事变。此三者皆有天地会众参与，或者本人便是堂口领袖。可惜
的是，这三次事变，在初期顺利打败官军、攻占府县以后，都迅即将矛头对向不同籍贯、
宗族的汉人，闽客分裂，漳泉相杀，将由来已久的族群械斗去到极端，以致官军可以联合
敌对族群的民团，稳步收拾人心来扑灭乱事。汉留组织的精神、天地会的原始理念，似乎
都没能矫正暴得权力者及其徒众的狭隘仇恨与盲目冲动。
而在承平时期，不少帮会组织也让逐利的倾向盖过了保义与传道，亦常有
内讧，洪门传统至此似乎徒留形式了，但实况却又不只是这样。清朝末年，海外天地会组
织有极多捐助或亲身投入革命的事蹟，黄宗羲等先辈的著作被翻出来在报刊上反复宣讲并
与民主潮流接轨，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眼界，这都不能只用庸俗的眼光来解读。其后有孙中
山身兼读书人、革命党与洪门领袖的身分，提出《三民主义》归拢众望，在中华民国开国
十数年的纷乱后，渐随国民党的胜利取得了道统的地位与“国父”的称号；国民政府主编
的历史课本也大笔宣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成就，读国立编译馆
版本教科书长大的台湾人都不至陌生。算起来，郑成功与顾、黄、王等人成就了天地会，
天地会在三百年后成就了革命党与中华民国，台湾也在日本战败后接回了这个传统，“汉
留”的理念在无数令人沮丧的失败与差错之后，还是传了下来，并且部份实现了。
尽管如此，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与现代化的潮流中，“汉留”的理念在政治与文化上都
逐渐失去了感染力；洪门组织在台湾虽得于2004年登记为合法社团，与世界各地同门一起
大办庆典，但至今尚未有传人能如顾炎武等创始大儒一般，为中华文化在当前东亚政治和
世界文明的激变中重新提出全盘论述；主流知识界和大众，也就愈来愈倾向以庸俗或无感
的眼光来看待天地会的传承。然而，天地会的遗绪仍在民间，包含在传统武术、艺术、信
仰的形式与心法之中；当我们有缘静心品味、受用一二，它对于我们便不再只是远去的历
史与小说，而我们也就能对它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提出更深的问题，展开更广的思考。
第五节 总结与讨论
有言道“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休止的对话”，又云“凡史皆当代”；上文提到，清
初与清末的清廷、天地会、日本、国民党，都先后依据着己方的政治需要，来讲述郑成功
的故事，并主持其祀典。那么，现在的史家与政党，又会想要怎样来讲郑家呢？我们又还
可以怎么看呢？
一向以拿下台湾为历史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大抵是一方面要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肯
定郑成功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一方面又要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肯定施琅打败明郑“收
复”台湾；再来，也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肯定抗清起义的台湾人。这几项有些彼此冲
突，闹过不少争议，但也用高悬评价标准，将人、事分开讨论的唯物辨证法解决了：最高
的理想是缔造、保护能团结民族、发展生产力、促进群众利益的政权，谁做到了一部分就
值得部分肯定，能做而不做、有所违反、或根本背道而驰者就批判，没能做到或没能想到
，则说是时代的侷限。于此明、清都不算好货，但初期的清朝还更糟，故应该表彰郑成功
的民族气节与开拓之功，其刚愎性格和山头心态则要批判，到郑经时期转向独立偏安，则
是可谅解但违逆历史潮流的；至于之后台湾的民变，虽然反抗剥削和高举民族旗帜是正当
的，但民变领袖的作为很快违逆了这些出发点，故亦不足取。这种论调，基本是立场先行
、论证随后跟上，遇到矛盾则分出主要矛盾来盖过次要矛盾，如此将是非功过陈列一番以
后，将结论引向“今后还是要靠我党才能好”。然而，不这么讲“党八股”的学者，也能
不与官方冲突，而经由严谨的史实考证，辨别出后世的不实渲染，还原郑成功等人的性格
际遇，协助我们理解他们身处的困难。这方面的佳作有顾诚的《南明史》(1997)。
而在台湾，面临着中共的压力，又随着政党轮替，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思
想加近代国族主义”道统成为被检讨批判的对象，以往忠臣形象的郑成功也不再吃香，甚
至郑军攻占原住民地盘的纪录也开始被谴责为“屠杀”，作为检讨汉人中心史观的范例。
相对的，过去被贬为小人、汉奸的郑芝龙，却开始得到更多目光；论者将大航海时代的世
界史、福建人在南洋的踪迹，及郑家曾称霸东亚海域的事蹟联系起来，感叹华人在这个时
代其实有望发展出和以往“大陆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路线，只是这条新路后来被各
种主客观因素埋没了，致使欧洲人称霸了海洋，而中国闭关自守，直到现在仍制约着我们
的思想。这一类的论调，亦在引导台湾放眼世界、往海洋文明转型，其好处是能引发不同
的视角与想像，坏处是可能流于空疏，太把个人的愿望和现在的价值观放到古代，而忽略
甚至扭曲了历史人物在当时真正的认知与关怀。
那么，如何才能发展出我们自己一套比较公允贴切的看法呢？或许，还是可以先从理
解各种人在讲述郑家故事时的情怀开始。如沈葆桢为延平郡王祠所写的对联：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沈葆桢身处列强进逼中国、传统纷纷失效的时代，处在与郑成功相似的权位，大概也
同样是希望自己能做到“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的一番功业的；不同的是郑成功那时台湾
洪荒初开，欧洲人还没发展到那么厉害，而今即便想再“作遗民世界”也不可得了。再看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郑成功一辈子遇上的家庭、君主、文臣、武将都那么不济事，
沈葆桢又何尝缺少这等经历？然而郑成功还是尽力撑到了他的极限，境遇略优于他的沈，
也就更能同情他的力有未逮，而以“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宽解了他的艰困。这既
是沈葆桢个人的真诚感触，也是代表着曾为敌方的清朝，向明郑历史与台湾士人打出了和
解的信号。通过这样的共感，我们得以接通古人的情志，让自己在他们的故事中得到砥砺
淬炼，成为一个更加博大而能承继其精神遗产的人，然后当我们回到现下来与今日的同仁
一起探索前路时，我们的眼神与脚步，或许也就可以免于浮躁，而能弘毅笃实。
这是传统儒学与史学“反求诸己”的思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轻易接触到详细的史料
与宏观的分析，在知识上远超前人，但在修养上就比较容易因执著或漫不经心而有所欠缺
。对此，重新审视郑家和台湾的关系，考察我们许多文化与习俗的源流，便是一个很能帮
助我们贯通知识与修养，更沉稳地理解历史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