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学到人类学再到科学：拉图学思历程
2017.05.19（五）＠中研院社会所
拉图教授访台最后一场公开行程“拉图，科学家与社会”研究工作坊于中研院举开，在这
场工作坊里，他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研究历程（讲题：From Pasteur to Lovelock and ‘
critical zonists’, my life journey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sts），一个出身
勃根地葡萄酒商家族的年轻研究者，如何又为何四处远征，尝试在各处“重置现代性”？
身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开创者之一，拉图从自身研
究历程，介绍这个他戏称为“科学怪人”的理论。建构论是拉图研究科学时的著名特征，
这要追溯回他最早先的圣经阐释学研究。拉图在第戎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从神学家
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圣经阐释学研究，领悟到圣经的真理是在持续的诠释中建
构出来，这使他日后在研究科学时，十分关注真理的建构历程。随后，拉图在非洲服役，
于服役期间接触到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他后来进入沙克研究院（Salk Institute）从事
科学人类学研究时的基本研究工具。拉图将非人行动者带进分析，是在从事巴斯德（
Louis Pasteur）的研究之中，在此非人行动者是理解社会的重要角色。
拉图也提到八零年代STS蓬勃发展的时候（同时也是ANT意外获致成功之时），他和其他人
开创的建构论遭遇到的麻烦。一方面是来自科学家的误解，他们以为拉图与STS的研究目
的是要诋毁科学；另一方面则是来自STS同侪如柯林斯（Harry Collins）、布鲁尔（
David Bloor）对他的批评。拉图也分享多年来与灵长人类学家史多姆（Shirley Strum）
教学合作的经验，如何使他关注人类社会独有的特征：丰富的科技与物。借由符号学的协
助，他和同事卡隆（Michel Callon）逐渐把关注从“社会”（the social）转向“联系
”（association）。
也正是疑惑为何STS乃至ANT的丰富研究成果，无法吸纳进当时的知识、媒体领域，使拉图
尝试从“现代性”的提问中得到答案。他也提醒我们《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所反映的时
代背景，是在共产主义垮台与生态危机兴起之时。在生态的问题上，他认为STS能够提供
关键的贡献，也是既有生态学的默认却又忽略的面向，即对科学及科学眼中之自然的思考
。这部分的研究包括了《自然的政治》，以及近年他对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盖
亚理论”（拉图把洛夫洛克视为与伽利略同等重要的科学家）的再思考：除了重新组装社
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我们也应当思考如何组装生命所系的这一层薄薄的地
表，他称之为“关键区”（critical zone）。
除了回顾自己在STS领域的探索历程以及ANT的前世今生，拉图同时也向大家介绍他近年更
加关注、但大家可能较为陌生的另一个研究计画：探查各种存在模式的哲学人类学。事实
上对拉图来说，这个研究计画从他在研究圣经阐释时就开始了。在他一步步研究宗教、科
学、科技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不同的存在模式有着相当不同的真理条件。这使得他继续走
进法律、经济等不同领域，探究不同的真理条件。如果说ANT的主要目标是在各种异质结
合中追踪其间的联系，那么探查各种存在模式的哲学人类学的目标则是在于区分出各种不
同的联系型态。
最后，拉图也向大家分享他近年在集体写作与策展的尝试（他在存在模式探讨的专书中，
已试图发展一些文献集体使用的方式）。正如科学家要离开实验室才能测试其研究效果，
拉图也将自己在STS领域的研究带到网络上、博物馆当中。他建议大家把STS在知识层面（
epistemological）的洞见带到外交层面（diplomatic），比如说这次他在亚洲的“重置
现代性”，即是试图在不同集体间的外交接触之中，实际体现“现代性”这个哲学概念的
不可能。
即使近年拉图的研究已不仅止于STS领域，但他依然深信STS是社会科学中值得深耕的研究
领域。
（本文由群学编辑共同汇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