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版：我们之中至少有部分的学者与写作者，克服了思与写的试验与苦难，成功抵达他
们的最终目标。
在简报提案竞赛之前，出版代理人Scott Hoffman跟编辑Laura Helmuth、Leslie
Meredith、Kevin Finneran提供建议给新打造的叙事-科创政策团队。但有时他们似乎也
没能完全掌握状况。他们的经验主要是──编辑那些以科学为研究主题，而非以科学为研
究对象的材料；编辑那些科学家是叙事者或核心角色，而非本身就需要被解释的问题角色
的材料；编辑那些能够贩售新奇科学而让书籍畅销的材料；编辑那些利用简截书名（one
word titles）和诺贝尔奖得主来吸引人们关注他们的未来观的材料。虽然在如今严酷的
出版环境中，这是必要之恶，但还有其他重要的考量。
Guston问：“商业性的非虚构文学，到底能多大程度容许那些不是推销和谄媚科技，而
是围绕着科技的含糊、矛盾与批判的作品？”
众人哄堂大笑后的回应是：“那可是个艰困的市场啊！”。
史密森尼杂志的Helmuth误解了“批判”这个概念，他回应道：“花一本书的篇幅来处理
科学家的不当行为，看起来不太可行，虽然有人曾经这么做过”。
但批判并不总是意味着搜出科学的阴暗面，如同William Broad 和Nicholas Wade两位记
者在《真理的背叛者》（Betrayers of the Truth）中采取的那种方法，这本关于科学骗
局与不当行为的书，源自他们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报导。相较之下，科创政策学者以建设性
的、学术性的、批判性参与的方式来处理科学，就像电影评论家处理电影的方式。一位科
创界的Roger Ebert （译注二）不只要了解科学执行者的角色，也要了解组织一切的研究
负责人、筹措资金的生产者、以及被科学所感动的观众们的角色。不论目的是营利、热情
、政治或纯粹创造力，他都应该了解。他将在谄媚的旁边替含糊与矛盾留下空间。
虽然出版代理人Hoffman对批判的理解较为恳切，但他仍主张读者“想知道的是什么可能
，而非什么不可能。所以你卖的东西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幻想或是可能性”。但如果写作适
当，科创政策学者的非虚构创作可以延伸而不是限制可能性。正如在艺术课中，批判与欣
赏并进。科创政策学者承认科学是值得赞美的文化成就，他们也承认有效、合理的科创政
策的成功是格外卓越的。对科学与创新进行检视与说明的渴望，并未减少那样的欣赏；它
反而是根植与此。学者与写作者合作说故事，既能带来批判的观点，又能借由增添色彩、
丰富度与质地于核心分析论点之上，让学者的思索更添闪耀。观点与丰富度的结合，使读
者不会轻易陷入科学或科学政策的世界中，而是欣赏它们作为公民生活的一部份，而非一
种未受污染、隔离与疏远的东西。
编辑Meredith指出，矛盾、甚至争议对编辑与写作者一样都是挑战，但同时也是潜在的生
产力量。Meredith经历过一次惨痛的教训，她编辑了一本“好故事”，但普遍的评论却认
为这本书的科学观点太过片面。她表示，如今她会询问她的 “专家作者：‘有谁对你书
中的这些论点有异议？’当作者必须为自己辩护时，就带来了叙事的张力。”然而，
Meredith仍然将异议视为科学群体之中的争议，而不是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关于科学事
业的目的和意义、以及科学实作如何反映那些目标的对话。Meredith如同Michael
Specter，还未让科创政策学者──他们跟科学家一样符合资格、勤勉、受公众敬重且聪
明──成为行动者，去参与和科学家之间的批判对话，并促进公众也展开这样的对话。
思与写背后的学术性，显示出传递科学与创新政策时将面对的深刻挑战。纵然参与者发现
了这个事实，真要付诸实践则又更困难。学者与传播者之间互相冲突的专业需求与互不相
容的议程，让许多合作案胎死腹中。一些失败的模式可以归咎于组织者。例如，因为对学
者团体有其他的要求，让他们无法和写作者一起学习非虚构创作，他们只能从他们的搭档
那里学习这项新技能，但他们的搭档有好些人才刚完成艺术创作硕士学位，尚在学习如何
自己驾驭这项技能。更进一步说，专业训练的结构让“年轻”学者几乎比他们搭档的“年
轻”传播者年长十岁。Gutkind和Guston安排了写作者与学者彼此团聚，让这些组合努力
地去发觉他们配对的意义。
透过这些完成的作品，Finneran发现这样的文体使他期刊中处理的科创政策议题更加亲近
与吸引人。如他替《科学与技术议题》系列文章写的引文〈新呼声，新取径〉所述：“虽
然难以置信，但有些人宁可阅读引人注目的故事，而非经过细密组织的严格学术论据文章
”。即便已出版的论文，都还遗留了一些思与写合作困难的煎熬，如Finneran所说，“分
析的敏锐丝毫不亚于故事所带来的”。这也显示，终极而言，非虚构创作是一种有力的文
体，帮助我们表达科创政策。
对Ottinger跟Zurer而言，〈淹没在数据中〉的叙事帮助我们看到科学中的未知──炼油
厂的排放物是否真的导致人们生病这个“问题”──和已知一样重要。为了揭露这个数据
正反并存的问题，他们必需同时打破学术写作与非虚构创作的惯例，让作者成为故事的主
角。
对Schmid跟Carper而言，〈小反应炉做到了？〉显示出，如果没有让人与物同时作为行动
者，没有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核心动力的一部份，便无法讲述科学与创新的完整故事。
这些动力通常被当成是种隐喻，而科创政策──就像好的创作──则受到主导性的隐喻所
支配：Schmid的俄罗斯报导人把平常被视为相同、大型的核子反应炉比喻为“孩童；每一
个都不一样”。有鉴于此，Schmid和Carper提出相当合理的问题：真的能将小型模组化核
子反应炉视为一个个“电池”吗？又或者，人类是否应该持续去关注个别机器的复杂性与
独特性？
对Sarah Whelchel 跟Elizabeth Popp Berman而言，〈为多年生植物付出〉暴露出人类的
生活与未来，如何束缚于货币、政策、自然、知识与技术的复杂系统之中。多年生谷物作
物对环境有极好的影响，它们减少全年种植与定期耕作对土地的压力，并借由较大的根系
，增加种植所能保留的碳存量。Whelchel和Popp Berman将三个人的叙事编织在一起──
堪萨斯州的农业社会运动参与者、华盛顿州的小麦培育者、康乃尔的植物遗传学者──去
说明至少有一部份农业社群的人正尝试执行多年生植物的长期、高回报研究，即便他们遭
遇到联邦研究预算删减、充满敌意的企业方针、以及怀疑甚至自满的科学团体所反对。然
而，就算他们的故事多采多姿、感动人心，倘若政策制定者不愿给予多年生植物研究优先
权，终究还是沦为无关紧要。
对Meera Lee Sethi和Adam Briggle而言，〈让故事被看见：生物伦理委员会的任务〉展
现出Michael Specter作品未处理到的合成生物学的另一面：它显示了科学家如何在故事
中工作，而且是潜在充满争议的故事。它详述一个活生生角色的个人叙事──从漫画书与
爱好科学设备的儿童到引人注目的科创政策分析者跟主要的设备生产商──Sethi和
Briggle强调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讲述合成生物学的故事，从而我们可能也可以有多样
的政策来治理它。她们也使用一个隐喻──盖格计数器是如同一个孩童般被主角建造出来
的──来提醒我们，科学与故事同样都借由有力但难以捉摸的元素来建造，都需要技术与
耐心来呈现与控制。
为了回应Guston在简报提案竞赛开始前的问题，Finneran同意编辑同事的看法：出版科
创方面的非虚构创作是“一个挑战，一个格外困难的挑战”，特别是“不要被视为是‘反
科学’”。但他希望参与这个计画的人们可以“开始沿着这条路走下去”。Finneran表明
，我们都想要看到“一个更暧昧、更富于深思熟虑的批判与科学理解，所以它不会离一般
人太遥远…你说得没错，我们将会出版它”。写作者─学者团队思考与写作，Finneran则
信守承诺，负责出版。
将近两年后的现在，这个独特的实验性计画成果前景看好。《科学与技术议题》出版了四
位合作者的文章，还有两位以上合作者的文章仍在考虑是否要出版。其中一位传播者开办
了一个线上非虚构创作社会行动刊物。另一位“下一代”参与者成为医疗科学取向书系的
出版者。三位合作者获得演讲或写作合同作为其努力的直接成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近
来资助了一个后续计画，它的规画更为全面。Finneran设想的科学的含糊、细致入微以及
叙事批判的立场，正准备好成为一股在科学与科学政策的公众论述中的力量。
（译注二）Roger Ebert是美国影评人，普立兹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