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两个活生生的人在令人懊恼的合作中，共同完成一件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
在简报提案竞赛结束的六个月后，“我思”计画中关于科技议题的第二部分寄达同为组织
成员和《科学与技术议题》期刊编辑的Finneran的收件匣。这封信息对于Gutkind来说仍
然不尽人意，他通过电话向作家Gwen Ottinger和Rachel Zurer解释说：“我们期待的是
…更多叙事性的东西。”Gutkind进一步从他们合写出来的作品中指出几个段落，其中的
内容使得Ottinger的研究沦为枯燥无味的讲解。
Zurer要伤透脑筋的Ottinger重新组织文章，她修改了其中特别抽象的部分。Ottinger是
一位柏克莱训练出来的人类学家，并具有工程学的大学学位，她十分擅长根据所学的领域
提出相关问题。她已经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致力于测量炼油厂和其他石油化工设施附近的
社区中空气有毒化学物质浓度。她希望她们的文章点出：只有同时结合社区健康研究，原
先增加并广布的空气监测才能发挥效用。她们的论证依赖于一种对环境空气中毒素的现行
监管标准和抽样基准的批判，这些标准和基准是测量空气品质的准绳。简言之，这些准绳
会随着设定标准的人是谁而变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几乎必然）是部分来自研
究，部分来自外推，而部分来自专家判断。
她们提交的手稿已经如前述尽可能地表达了。Zurer是一名刚获得学位的艺术创作硕士，
十分致力于她的非虚构创作，并细腻而坚决地想要去了解她所撰写的主题。现在，她想让
她们设法找出表现这份手稿的方式。她建议在她们的叙事中插入标准布置作为场景。但如
果场景是一位监管者坐在桌前，筛选一大堆科学研究，决定要采用哪些安全因子以及如何
统合各种结论，这样的场景一点也没有画面性。此外，Ottinger也抱怨，如果让监管者当
主角，他们只能表现出一套标准的制定过程，而不是更大的脉络。但正是那些脉络才能凸
显不确定性、差距及疏忽，并且限制了这些标准的用途，这些标准原先是要提供居民和决
策者去理解工业设施的排放是否影响社区健康。
“那么是谁看到更大的脉络呢？又是谁来做出论证？”Zurer提出疑问。也许她希望一些
有领袖魅力的社区运动者得以成为他们文章的基石。
“没人！” Ottinger脱口而出。然后她叹了口气，“我是指...是我在这么做。”
Ottinger继续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在《科学与技术议题》等政策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
对她来说那么重要。一般来说学者，特别是那些在职业生涯早期的学者，多把自己侷限在
那些每篇文章都必由二到四位相关主题专家审查后才发表的学术期刊。同侪审查过程担保
了研究的品质，而且尽管这些期刊的读者数量很少，但他们借由出版建立起学术声誉，并
让他们在大学里升迁。事实上，为《科学与技术议题》期刊撰写叙事性作品难以对
Ottinger争取终身教职产生帮助，不过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向几百位关系最密切的同僚外的
大众发声，说出他们需要知道的。
她研究的许多社区和运动者团体倡议在石油化工设施围栏上进行环境空气监测，这在某些
案例中很成功。但是，若没有更好的工具来解释这些数据，增加监控数据只是徒劳无功。
况且，建立这些工具不仅需要社区团体承认这是个问题，也必须得到可以为此计画提供资
源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承认。
不令人意外的是，Ottinger透过她的研究发现其他人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而她主张的政
策立场也并未被那些她研究的活动参与者所倡议。事实上，这就是学术本质的一部份。学
术研究者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他们从巨观的视野，审视大型结构与特定情况，并可能花费
数年时间来梳理事件的多重层次，看它们如何相互构合。因此立基于学术工作的政策建议
相形之下是深远的、长期的且相对新颖的。
但创造一个叙事不仅只在于表达，Zurer和Ottinger真正的挑战是实际推动并传达一个对
炼油厂周界社区空气监测的学者观点。好的故事需要角色，他们会有冲突，并且有解决之
道。学者─传播者的组合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发生，但至今尚未有人与之奋战的问题──或
许除了Ottinger自己正与之奋战，但她也仅透过学术写作和偶尔提供运动者团体建议。
“所以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们应该来谈妳的故事。”Zurer听完Ottinger解释她如何得出
希望借由她们的文章传达的结论后说道。
Zurer的建议是个基进的建议：政策学者书写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关于他们自己的
学习过程。记者也不会让自己成为自己故事中的角色。然而，在他们尝试设想了所有情境
后，Ottinger压抑着她的不安，并以这句话作为文章的开头：“我刚搬进我的新办公室时
可说超级狼狈。当时我赤足，垫着脚尖站在我的桌子上，往书架摆放我的书；同一时间，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一位同事Bothell进来向我做自我介绍。”
故事终于浮现出来。在前两段中，未具名的同事提供了叙事所需的冲突，他提出了一个棘
手的问题，就是炼油厂的排放是否真的使得周界地区的社区居民生病。Ottinger尽力回答
这个“问题”，带领读者从加州奥克兰的实习过程和路易斯安那州诺科的田野调查，到
Zurer与加州贝尼西亚的运动者Marilyn Bardet会面，再回到Ottinger的办公室。最后，
透过想像来自贝尼西亚这样的社区中广泛的新空气监测计划所能提供的解答，她脑中构想
出一个更广泛的环境健康监测规划，让更好的环境空气标准以此为基础──
我在教职员假日派对闲晃时，发想了一个新的白日梦：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院将征求
建立空气监测与环境卫生监测相关性的研究计画；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将环境空气毒素标准设定为新的优先事项，要
求周界社区的数据成为这一过程的基石；而Marilyn Bardet将抓住新的机会，让她的社区
参与这个问题创造更好的解答。
把政策建议与Ottinger对问题答案的探索互相交织在一起，得到了Finneran和Gutkind的
认可；Ottinger和Zurer的文章继而成为《科学与技术议题》期刊中以叙事形式向读者介
绍科学政策系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