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现代过》的三个意义－雷祥麟序
比较《我们从未现代过》与孔恩（Thomas Kuhn）在1962年出版的钜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我们不禁会感到在这三十年之间，科
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曾走过何等长远而又引人入胜的旅程。就如
同孔恩在全书第一行中所指出的，他写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目的， 就在于“对
我们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造成一个决定性的变化”。虽然该书曾引发深远而又广泛的
影响，甚至可能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界屈指可数的长销书，但是全书的焦点仍然侷限于挑
战传统的科学形象（image of science）。相较之下，《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的企图心
却远远超过对科学的关怀，该书的切入点是科学，但它的目标却是全面检讨现代性（
modernity）这个核心问题。透过晚近科技研究对于科学的突破性理解，这个领域内最具
原创性的学者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借此重新审视现代性论述中一系列的大分裂
（Great Divide），像是自然 vs. 文化、主体 vs. 客体、事实vs. 价值、现代的我们
vs. 传统的他者，从而得到“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这个耸
人听闻，但又全然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结论。由于全书的企图就在于揭示出科技与宗
教、文化、艺术、政治之间有着现代性论述中无从想见的密切关连，因此本书并不是科技
研究的入门书，相反地，它是一个对于领域外众多好学深思的朋友们的邀请：邀请大家一
起来探索彼此的关怀间千丝万缕的连系，共同来省思为何至今我们仍对这些关连视而不见
；更重要的是，共同来揣想一个能看到它们的新视野，将可帮助我们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
的世界。
《我们从未现代过》是一个既暧昧而又令人疑惑的书名，它当然不可能意味着现代世界从
来不曾存在过，或是宣称无数学者先前关于现代性的细致讨论都是虚幻不实的。为了初步
了解这个书名的意义，我们必须先要注意到拉图极有创意地使用“宪法”这个比喻来理解
现代性，因此他称之为现代性的宪章（Modern Constitution）。简单地说，许多国家的
宪法中明文规定司法与行政的分立，这个制度性的规定在许多时候有着一定的效力，它一
方面侷限了法官与政治人物间公开的、制度性的互动，另一方面，又将他们间绵密的往来
推挤到台面下，隔离于公众意识之外，因而该国人民会觉得自己的确身处于这样一个双权
分立的现代社会之中。由拉图的角度看来，许多现代性的大分裂都可以类比为这种法律规
定的分立，它使我们不断地看到科技独立于社会文化之外的事例，却将两者间的交引缠绕
排除到公众的视野之外。当然，正是在这两者的类比之下，我们反而会感到从不曾明文规
定的“现代性的宪章”的力量，其实远比各国的宪法要来得有效而深刻，因为无数的人们
与媒体报导都会指出法官与政治人物的宴饮勾结，但是很少人能够想像科学事实如何能够
与文化价值密切相关。
基于宪章的这个比喻，《我们从未现代过》至少有三个意义。
第一、虽然在许多时候，我们的行动模式确实拳拳服膺于这个规范性的宪章，但科技实作
中却总是也同时充满著许多这个宪章所不容许的、因而视而不见的活动，人们不断地把这
些理论上应该断然分隔的不同领域结合在一起（拉图所谓“转译”〔translation〕、“
中介”〔mediation〕、“网络”〔network〕），创造出混种物（hybrid）之后，又再将
它们纯化分离（purification），而还原回到截然分立的两轴（例如自然vs. 社会），于
是由结果看起来，我们仿佛一直存活在这种二元分立的现代世界之中。科技研究这个领域
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考掘出这些宪章所不容许的活动；更重要的是，科技研究不是爆料或
爬粪，它并不把这些宪章所不容的活动当成丑闻或是病理的现象。相反地，科技研究指出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为宪章所不容许的（是以视而不见的）活动的支撑，现代性宪章才能
够有效地运作并规范我们的生活，并带来人们所称颂的一切的现代化的成就与进步。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实作与宪章间有着这样的深刻的不一致，但由拉图的角度看来，直到不久
之前为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还称得上是一种运作良好的、具有功能性的关系。为了突
出现代世界自十七世纪兴起以来，我们的行为根本没有全然符合现代性宪章的规范，而且
永远不可能符合（因为那些行为不符合规范，却有重要功能），拉图才断然指出“我们从
未现代过”。这当是本书书名第一个意义。
不过，“我们从未现代过”并不只是对于过去历史的新视野与新领悟，它更涉及对于当下
时代的判断与未来历史的展望。由拉图的角度看来，由于越来越多不为现代性宪章所容许
的混种物纷纷涌上台面、甚至成为公共争议的焦点，曾经一度可以运作的制度势必面对严
苛的挑战，而走到需要彻底改弦易辙的历史关头。有趣的是，拉图并不据此宣布一个新的
大分裂或是“后现代”，相反地，他的主张是，只要我们能认识到原本“现代性”的断裂
就不是全然真实的，从而去共同、公开地面对那些在现代性宪章中泯灭不见的混种物与交
引缠绕的实作（entangling practice），我们就可以处理当前新局的挑战。本书书名的
第二个意义就在于由现在开始，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再继续信守现代性宪章的规范；简
单地说，“我们将不再继续现代下去”，是以它同时是一个对当下时代变迁的诊断以及因
应的方略。
请容我在此提供一个有些简化的例子，以使读者有一点具体的感觉。在关于基因改造食物
（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s, GMO）的辩论中，有一种很常见的辩论方式就是聚焦于
“基因改造”这个技术与改造而生的混种物，辩论它们究竟是属于自然还是不自然的现象
与过程。主张GMO属于自然的人会说， 自然界中本来就有混种的现象， 而主张不自然的
人士则会强调自然界的混种过程所花的时间非常漫长， 因而对相关物种与环境的冲击都
极为有限，相较之下，“基因改造食物”所涉及的人为、瞬间完成的混种仍是不自然的。
这个辩论中，双方都企图诉诸“自然的道德权威”（moral authority of nature），彷
彿只要是自然的，我们就一定可以、且应当接受，而不需要过于担心“基因改造食物”这
个新混种对社会或环境的可能冲击，所以辩论的关键点在于“基因改造食物”究竟是属于
“自然”还是“人为、社会”。我想这个辩论方式，应当十分接近于拉图所谓的现代论的
立场，辩论重点在于决定混种物属于“现代性大分裂”的两个阵营中的哪一个。
恰成对比的，另一种讨论的方式，是把“基因改造食物”当成一种由“科技∕自然”与“
社会∕人为”共同支持出来的混种物，我们不会斤斤计较于它是否真属于“自然”，反而
会仔细检视它的哪一个技术性的特征，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对此，我们希望见到什
么样的规范、甚至改造？一个具体的好例子就是由英国STS学者Brian Wynne等人参与的调
查，他们企图找出人民对GMO感到忧虑的真正原因，透过深度访谈，他们发现人民愿意接
受合理的风险，但承受这个风险必须有助于社会公义。生技公司宣称GMO可以解决第三世
界的饥荒，但同时却在GMO内植入使种子自动失效的装置。由于农民必须每年重新向生技
公司购买种子，GMO将使全球农业更进一步地被少数跨国公司掌控，其社会效应绝不是减
少饥荒。在访谈中，许多民众表示，如果生技公司取消这个装置，他们便比较愿意为减少
饥荒而承担GMO的未知风险。Brian Wynne等人的访谈阐明了原本隐晦不彰的社会价值，迫
使科技与企业界面对本身关于社会的错误假设，从而转化GMO争议的主轴，更可能从而改
变这个混种物的具体物质特性与社会效应。
最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拉图把变迁的起点订在1989年，这不止是因为柏林围墙于当年
倒塌，更不止是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是因为在当年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以全球环境状况
为主题的会议。相较于1993年拉图以新闻报纸中对于臭氧层的破洞的科学争议揭开全书的
扉页，等到高尔2007年以《不愿面对的真相》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拉图
的确在十多年前就指出了科技研究者所应当凝神关注的全球性新兴现象。
第三个意义：“我们”，从未现代过？
《我们从未现代过》第三个意义在于，如果连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书的英文（
乃至其他欧洲语文）读者也从未真正现代过，连他们也从未垄断关于自然的真理，那么所
谓现代文明与前现代原始文化间无法沟通的大分裂当然便难以维系了。双方很可能没有现
代性论者所断言地那么截然的不同，彼此要平等对待、相互欣赏与学习是可能的，而且并
不需要付出采取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惨重代价。但是，当您在书店
中看到书名《我们从未现代过》，特别是它来自法国巴黎的作者时，不知道您会不会心生
疑惑：拉图所谓的“我们”是指谁呢？究竟包不包括正在翻阅本书中译本的华文读者呢？
这个看起来颇为天真的问题，其实很合理而且值得深究。历史上有太多以“我们”为名的
文献，事实上都是高度排他性的。以美国独立宣言为例，宣言前言开宗明义就说“我们以
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有多种不可让渡的权利，包
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听起来“我们”谈及所有的人，这两字也理应包
含所有的人类，但是大家都知道，就连负责起草宣言的汤玛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一生中都拥有超过600名的奴隶，这些奴隶何尝拥有生命权？
当年美国人七月四日齐声诵读“我们”如何如何之际，真正不证自明的是，有许多环绕身
边的人都被排除在“我们”之外，而是不证自明的“他者”。
我们这些中译本的读者，究竟是不是作者拉图心中的“我们”呢？这涉及本书书名的第三
个可能意义，也是一个需要小心探索的问题，随着答案的不同，我们也将会以十分不同的
方式来理解与使用这本书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在过去两百年之中，正是本书主题的“科学”，划下了区分“现代西方”与“传统东方”
的大分裂。1793年英国首次派遣大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率领使
节团来到大清国（那时“中国”一词还没有被用来翻译China），希望与清朝建交通商。
充满自信的乾隆皇帝毫无兴趣地回应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
通有无。”早已预见即将面对这样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大清国，马戛尔尼使节团在出发前
特别准备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他们相信“只要能让热气球漂浮在北京城的上空，全中国
就会知道西方的优越性”。可惜由于和珅的阻止，马戛尔尼无法在北京施放热气球，是以
乾隆朝的中国人错过了一个当场领略到“他们”是何等优越的机会，也因此东亚的人们则
在多年之后，才以更痛苦也更加羞辱的方式，了解到彼此是何等的不同。
就如马戛尔尼所早已预见的，东西方不同的关键，就在于科技。他们西方人因拥有科技而
跨越历史的分水岭，成为现代人；而我们为了追求现代与科技，几乎必须扬弃我们所曾经
拥有而感到自豪的一切，包括宗教、文化、传统、习俗。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东亚现代史
上有多少先行者就是以扬弃传统并拥抱现代科技而知名的，想想福泽谕吉（1835-1901）
在自传中对汉医的不齿，小学课本中孙中山扭断泥偶的手臂而破除迷信，后来曾任台大校
长的五四运动领袖傅斯年曾说他宁死也不请教中医，甚至当年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的最大的
肯定也来自现代卫生，学者因而名为“殖民现代性”。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追赶，经过几个世代的仁人志士以发展科技作为毕生志业之后，就
在我们终于觉得几乎要追上他们的科技发展时，拉图居然跳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现
代过，这不是很像一个近乎恶质的玩笑吗？
正好相反，这使中译本读者多了一个理由、并多了一种方式来阅读这本极有挑战性的书。
一方面，基于科技在我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影响力，我们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人，为此我们
极有理由关心前述两个意义下的“我们从未现代过”。
我们也在自己生活周遭目击到许多拉图书中所描述的新兴现象，从而感到讶异、兴奋、疑
虑、不安，因而可以由阅读本书中深化自己对这些现象的理解、绸缪我们的对策。另一方
面，不可否认地，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曾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中被西方人视为不科学的
、无法理解的他者，我们之中的进步分子也曾为此不断地以“迷信”、“落伍”来挞伐自
己的同胞，直至今日我们之中仍还有许多人采用未经科学检证的风水、收惊、传统医疗与
民俗疗法，是以我们更有理由要从被排除在外的“他者”的角度来阅读《我们从未现代过
》这本书。身为中医现代史的研究者，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也会是一个最有启发性而愉
悦的阅读角度。我们也在自己生活周遭目击到许多拉图书中所描述的新兴现象，从而感到讶异、兴奋、疑
虑、不安，因而可以由阅读本书中深化自己对这些现象的理解、绸缪我们的对策。另一方
面，不可否认地，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曾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中被西方人视为不科学的
、无法理解的他者，我们之中的进步分子也曾为此不断地以“迷信”、“落伍”来挞伐自
己的同胞，直至今日我们之中仍还有许多人采用未经科学检证的风水、收惊、传统医疗与
民俗疗法，是以我们更有理由要从被排除在外的“他者”的角度来阅读《我们从未现代过
》这本书。身为中医现代史的研究者，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也会是一个最有启发性而愉
悦的阅读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