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　The Late-comer Thesis and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Study in Taiwan
　　对科技产业研究的回顾。产业发展在时间上，台湾的确是比较晚。但是是不是能理解
为“后进者”，这点倒值得思考。弘任、国晖、文源、崇熙是对后进国讨论上很有启发的
台湾学者。Latecomer的概念来自英国(?)，技术上与研究上是被孤立的，在巿场上进入的
途径没有任何的连结；澳洲的研究者觉得latecomer这样的定义还不足，还要包括在策略
上有要赶上的意图，即需考虑策略意图(strategic intent)以及竞争的位置。台湾被认为
是低廉劳动力与规模经济的选择。大部份学者大多会直接接受后进者的说法，《追赶的极
限》与《超越的后进发展》。到底我们要追赶什么，还是我们走的其实不是同一条路。我
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追赶，在超越，可是我们究竟在追赶什么，超越什么？
　STS的研究对这个命题(后进国)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一，对于专业社群的影响，如果我
们不加思索地把自身定为后进国，不加思索引进先进国的标准，那么我们会面临一些未预
期的社会后果（因未考虑在地文化与社会条件）。例如太早跟民众说他们有肾病，结果民
众就去吃药，然后就有坐实了那个作法。第二，关于STS的研究，关于弘任的文章，从莲
雾技术到嘉邑行善团，所有的行动者和技术之间交互缠绕的关系，写的很细致，我看一个
理论体系慢慢发展出来。我看绿能科技在台湾社会学的书写，当弘任把“后进”的概念带
进来，很快地去发现“先进”的技术是先进的，原创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快把“后
进者”的位置定位与自我标示（为什么有自我限制的想像呢？）国晖也在医疗科技与社会
发表了社会建构的讨论，我同样也看到东亚台湾的科技与社会的研究，不晓得是不是引用
吴泉源，说要研究技术的移转…，最后的结论怎么又会落入“先进国”与“后进国”的二
元对立，我说，这是“后进者的幽灵”，不小心就跑进我们的框架里。这是我们必须要非
常小心的地方。在STS研究里，我对“后进者”的命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我于后进者与领导者的看法，我想对照现代与前现代，“我们未曾现代过”，关于转
变，我们不应该太快类型化，这是拉图对于社会学的批评。太快提出一个框架，反而限制
我们的想法与可能性。我觉得Latour根本挑战了人物二元对立的概法，如果我们能够慢慢
放弃现代／前现代；后进／领导的想法。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work-net，即一直转变的可
能性（反转network）。所以我们要注意改变、交互缠绕，那么动作的重要性，就会显现
出来。
　　大为在2007年写了一篇宣言，说我们（东亚）可以走多远？可是我现在反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东亚（／欧美）的对章，那么我们可以走多远？（自居东亚，就像自居后
进）。我想，就先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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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大为回应：
有时候我觉得听东升讲话比看他文章更刺激灵感。没有东亚，我们可以走多远？当年
陈东升建议的亚洲的STS，但如果没有东亚，我们不知道到底可以走多远。陈东升的文章
，拉图的东西还不少哦，也对结构提出了质疑，还蛮有趣的。
东升在研究的是高科技产业，看他怎么把STS与社会学的研究连结起来。他谈后进的
时候，一是高科技领域，一是STS，一是国家政策与自我立场，就此来看，他后进的概念
用的非常非常广。所以这个后进，在陈东升看起来，我读起来，像是台湾的意识形态
(ideology)，在国家、高科技、STS都有后进的意识形态。我们都被框架(framing)了。
这个框架真的造成了不好的问题吗？我们必须要来证明是不是这样。东升用了林文源
的例子，这个例子好像有点过火，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因为后进国的ideology造成的。又譬
如弘任或我同事作的研究，开始把“后进”的概念引起来，东升称为universal
totaulogy。但是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当的影响，我觉得东升应该把把不当的影响点出来
。
我认为在不同的场域，后进的概念产生的作用不同。譬如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学中国
化，我们都在讲后进，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是不同的层次。我以前也写过社会科学中国化，
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脉络下，有其意义。因此，后进的概念并非同质的，不能一体适用
，需要去研究。
后进的说法，东升说很容易产生线性的思维。但我想这跟东升研究的高科技产业的个
案来看。但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作为后进国，我们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考虑，不
必须犯先进国的错误。所以我们不会只有线性的、亦步亦趋的情况。
所以东升说我们要放弃后进的说法，要我们走适当科技。问题是，我们有什么东西可
以替代？我们能够用什么替代。在国家层次能够说我们是发展适当科技的国家，因为适当
科技是在STS的层次。我们常说台湾是开发中国家，那我们不说开发中，我们究竟该怎么定
位。所以我觉得在国家层次上，我没有得这个论述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然，我们是不是要
走向社会主义的巿场，或者还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那么，在高科技产业当中，有可能
放弃后进国论述，因为高科技产业就是要走向国际巿场。关于STS中的后进国论述，我们
是不是可以放弃呢？我想是可以的，可以用“东亚STS”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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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麟：虽然是后进，但是可以后来居上。先进国已经发展，但要改变路径很困难。后进
国还有选择的机会。所以后进国也不见得不好。
吴嘉苓：后进者的概念，应该是在谈时间轴。我不晓后是不是高科技产业的特性，而是后
进追赶。（不过你引用的都是洗肾和莲雾，没用自己的例子）但我们还有后来居上，后见
之明。在政策上，后进国能够进行政策比较。
陈东升：我想请大家来想想，如果不用“后进”，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描述那个好处。我
想那个后进的影响，对于思考的影响，是很明确的。大为说，我们用东亚，或者用开发中
国家，好不好，我想说，那么我们就直接“台湾”就好。在网络上，我讲的是work-net，
能不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像弘任的嘉邑行善团，若把后进框架带进来，我觉得会是一
个限制。如果我们不要“后进”的安全毯时，我们会遭遇什么？至少我感受到自己在书写
与讨论问题上，会不一样。我再谈一次，社会学的既定框架太快被放进来的，使我们忽略
了长连结的可能性。我们过去常作比较的研究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立场，会有什么样的
可能性？
林文源：东升老师提到“后进的问题”，我自己的研究提出的“自我后进化”，即专家明
知是有争议的，但是国内还是拿来用。很自然的就拿他们的指标，就直接拿来用，另外就
是工程的议题。
邱花妹：发展社会学当中的开发中，已开发，未开发。国外学者就称我们是“后进者”，
我想后进者是有脉络的，看是谁掌握了核心技术。倒不见得是好与不好的问题。我想问陈
老师的是，你提的其实比较是“适当科技”的部份，其实弘任的案例的讨论，不论ANT与
latecomer，那么我们是在既有条件底下，发展出一个可行的模式。但是电子业能不能配
合，电子业里的技术人员的部份，像是那个摩合过程，他愿不愿意进入，要不要摩合，还
是有巿场力量的因素。我觉得还是全球经济的分工和巿场力量必须带进来讨论。
杨弘任：ANT在处理微观的时候很顺，但到钜观层次就不好定位。我不是单纯用后进这个
框架，而是使用后进技术框架。还是我们是不是就不要用钜观与微观的框架。直接处理问
题就好。
陈东升：后进若变成命题，会产生影响。用适当科技来取代后进，就又引入了另一套标准
，好像自打嘴巴。我用组装社会的概念，还是在处理集体的层次。我们是在还没有掌握清
楚的时候，就下了结论，因为我们有一套框架。是不是需要这么快。关于结构的部份还是
要带进来，但是不是要用它来限制我们的思考，而是要看到内部的复杂的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