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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大说的没错，冀州打从汉末的韩馥开始，袁绍-曹操一路下来，就一直人多钱多
即便运输建设方面，亦不乏利漕渠这等水道输浚工程，所以太和时期的杜恕就说了：
"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
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
杜恕传这段话透露出2个重点：
1.冀州农业生产环境够好、人口亦够多，适合以此地专事农桑
避免其他例如屯田等杂务分散生产力
一体两面，更不至于因农忙而影响士兵日常的训练，成为战争里的隐忧
以务农条件优渥的冀州作为领头羊，带动未邻接敌国的州郡
致力储备全国饮食之所需
2.州牧、刺史、郡守带将军号的，因为被要求花太多时间搞军事
以致无暇顾及治理百姓，这点稍后会另行讨论...先尝试分析一下第1点
众所周知，打仗时的补给因素，始终是最重要的考量之一
而第1点并不考虑输送的花费，于是邓艾另主张：
"时欲广田畜糓，为灭(吴)贼资...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
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邓艾传)
很可惜就是现实下的曹魏当局，评估就近边界屯田的方案，其所省下的运费
会比长途运粮运兵划算，何况还只是建立在主动伐吴，而非被动调集兵粮
没有那么具备紧急性的前提之下
是以最终仍放弃了，冀州等地优质的耕种条件，而宁愿在冀州军屯或派去淮南等地服役
正因为冀州再怎样也仅占，淮南淮北加起来5万屯兵的若干万罢了
故杜恕认为人口最多的冀州，一旦配合土壤治水等硬件后，将会对国家整体产出
起了关键作用
焦点来到第2点，行政长官跑去兼军事，结果便是原有在搞民生经济的时间被分散掉
典农治生后，自耕农更像是被雪上加霜的放生，请看〈司马芝传〉：
"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
典农治生，乍看之下好像隐藏另一种可能：储粮够撑好几年，才敢转型经营商业
惟实则不然！《晋书.食货志》为我们揭露了曹魏23X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状况：
"于时三方之人，志相吞灭，战胜攻取，耕夫释耒，江淮之乡，尤缺储峙...
魏明帝不恭，淫于宫［上竹下御］，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后关东遇水，
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
这正好合理解释了邓艾建策的背景，在诸葛亮升天，算暂时解除西边威胁之下提出
于是主要危机会限缩在东线，自然可以暂时把冀州或其他西线的储粮，摆在次要
而梭哈全针对缺粮严重的东线来屯田
讲到这儿，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经济话题，不妨听我扯一下题外话：
回过头来追究，造成曹魏重商轻农现象的原因，不外乎节俭到顶的曹操"攻城拔邑，
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四方献御，
与羣下共之"(魏书)
被赏赐既为常态，加以孙权曾派人去曹魏买马，文、明2帝更遣使要求或交易奢侈品
则市面上总会流通一批并非寻常之物，便刺激了相对应的商业行为
也难怪曹丕即位后，为处理所赐之物而开启了经商的热潮，例如夏侯驸马就"性无武略，
而好治生"(魏略)
事实上汉末以来的长年战乱，适足给曹操带头节俭，舖下了良好的风气基础：
为终结乱世，牺牲民生享受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轮到曹丕主政时，虽吴蜀犹在，但承平时秩序的恢复，已逐渐步上轨道
使得曹操以来扶弱抑强的政策，业已不再是唯一选择
简单讲就是压抑几十年的苦难日子过太久了，算是物极必反的谷底反弹！
应运而生的九品中正制，不啻为犒赏自己过爽一点，包含典农官在内的部份有权势之人
开始抛弃当初曹操节制物质欲望，以国家大计为优先的理想，顺着西线秦岭补给困难、
东线孙吴陆军又不给力，而转型坐等吴蜀自爆，从此南主攻北主守的态势
变的明朗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