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乱入一些跟曹魏几个大制度-户调、屯田以及质任制有关的货币政策的联想
推 shevchenco: 忘记是哪本书提到(版上推的),董卓任内经济大崩溃,01/06 00:47
→ shevchenco: 货币贬值到只能以物易物,这才是政权崩溃的关键01/06 00:48
→ shevchenco: 资治通鉴也有提到这段,柏杨版则指出这超严重01/06 00:49
→ shevchenco: 与曹丕任内的以物以物不同,董卓当时似乎处于有货币01/06 00:51
→ shevchenco: 到以物易物的阶段,大乱可想而知;政经常常互为表里,01/06 00:52
→ shevchenco: 经济因素或许也可以说明董倒台的原因01/06 00:53
→ kuninaka: 那是汉末就这样了吧01/06 00:57
董卓把粮食都搜刮到他被封侯的地方去了："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
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三国志．董卓传》)
贫苦百姓哪负担得起用一担钱去换一石榖
顺便简单聊一下个人认为的曹丕以物以易物的原因，留待as大神批评指教@@
汉末的情况可以爬一下"小论东汉至南北朝货币"的讨论串
废毁五铢的董肥，铸小钱又品质烂，百姓根本不想用，那曹操刚起兵时的征税形式为何？
猜想为何史书没特别写明的部份原因出在：
1.应该会是实物而非货币，只不过是延续汉末按人头算的方式
2.平定李傕吕布袁术张绣等之前，根基还不算太稳
可能需随时视情况调整所征的保护费
等到官渡之战前夕的曹操势力已不容小觑，于是才开始制度化的征税
曹魏以户调的形式征收，始见于200年的〈赵俨传〉：
"时袁绍举兵南侵....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
怀附者复收其緜绢...”通曰：“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
若緜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
那时候的李通，有黄巾刘辟、刘备掠汝、颍之间，战乱下自然会有流民产生
此时以户为单位的征收机制，刚好提供流民难民一个，对抗周围敌对势力的依附选择
到了204年〈武帝纪〉里有名的："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緜二斤而已"
以实物绢、绵来代替货币来缴税的话，普通老百姓毋须再像以前那么仰赖农民的鼻息
当然这时交易是可考虑旧五铢，问题连年战乱，没人能保证旧五铢会不会有恢复的一天
结果没人敢贸然用旧五铢的情况下，农民无法瞒天乱喊价，否则换不到布，缴不出税
到头来也只是跟没饭吃饿死的两败俱伤，至此榖价的命运就是下跌
等到208年曹操当丞相后，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高榖价虽有效被抑制
却可能已经被迫砍到低于某个水平，是以会有《晋书．食货志》里的又回头用起五铢来
企图要把榖价往上抬：
"至魏武为相，于是罢(董卓小钱)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
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我的想法是，多了货币这交易媒介，削减了榖类被使用于一连串以物易物过程的机会
换句话说等于提升先囤积榖物，再高价售出给普通老百姓，牟取暴利的空间
另外一个可约莫推出官商勾结导致影响物价的原因来自〈司马芝传〉：
"..芝奏曰：“...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
....”"
典农官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不甘心受限于农业，而纷纷经商"治生"求富，例如
"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世语》)，又"贩铁于邺市"(《晋书》)
所以才有〈和洽传〉：
"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
必有司不勤职事以失天常也。”"
汲汲于"治生"的一部份原因，可能来自：
1.〈文帝纪〉在220年下的这封减轻关税的令书：
"“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以便于实现之后〈仓慈传〉的："西域流通，荒戎入贡"、"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
輙以府见物与共交市"
2.221年11月，"(魏文)帝遣使(向孙权)求雀头香、大贝...."(《通鉴》)
这是在谷价贵，10月罢五铢钱之后的事，在以物易物的环境下
用宝物来向民间交换，跌价没多久，还不算太便宜的谷类，以充实军资，还算合理
顺道一提，伴随减关税的"简文案，略细苛"，到曹叡时干脆《晋书．列传第九》：
"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荀)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魏太和中，
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
减吏，代表存留的吏员的控制力更大，自然就需要质任以保障投入开发的剧郡
其具体事实为：
1.在地百姓负担的是防御工事，〈王观传〉："出为南阳、涿郡太守。涿北接鲜卑，
数有寇盗，观令边民十家已上，屯居，筑京候....假遣朝吏，使归助子弟"
2.内地百姓得千里迢迢远赴外地服役，闹得骨肉分离，例如《晋书．列传第十六》：
"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将士武吏，戍守江表，
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
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
以及《晋书．食货志》：
"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
以益军实"，这代表户调制下，各户的人口减少了
符合曹魏后来促使自耕农向豪族靠拢的政策
冀州如上所述也并非无外患，猜想可能因为冀州即便历经讨袁战争，人口仍旧很多
刘备当年进兵汉中时，曹操就徙过百姓以充河北
原本还包括边境的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后来张既令此"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
使治屋宅，作水碓"，算进边境的开销之后而作罢
于是边境开支多，居民回馈的劳役，却没成等比例的增加，亦即〈王观传〉：
"观曰：“...今郡在外剧，则于役条当有降差...”"，则曹魏何苦来哉？
猜想答案很可能来自确保商业收入，例如〈仓慈传〉可看出西域胡商的往来
而《倭人传》亦记载了从玉门关往西、西北的三条丝路
诱使曹魏出动军事力量保护这条交流管道
话题拉回榖价，后来曹丕"(221年3月)初复五铢钱"，推知曹操后来又一度废汉五铢
其原因显然是又遇到高榖价的情况再现，而得到佐证
结果又一次重复榖贱而恢复五铢、恢复后却榖贵而再罢五铢的循环，《晋书．食货志》：
"(魏)文帝黄初二(221)年(10月)，以谷贵，始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
此外曹操曹丕时，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铸钱
→ 推得曹操恢复的是汉的旧五铢，却又有随时发动侵略吴蜀的准备
→ 需要保留部分铜来作为，相较于较耗时的锻造，易于短时间内大量铸造武器的筹码
→ 无法拿大量金属铸钱 → 整体货币流通量有减无增(铜可能被拿去镕掉重铸造)
→ 通缩 → 产生弊端："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
后来"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但愚见以为曹叡..
1.改走休养生息减少战争(除曹休、司马懿+曹真那2次和内乱外)，以守为主的路线
2.可能之前曹操曹丕时代累积的武器量还算够
3.或者败仗所遗失的武器多为铁制品，不太影响铸铜钱
4.相较于曹操曹丕的"还用五铢"、"复五铢钱"，曹叡的是"更立五铢钱"
从字面看看似并非沿用汉的旧五铢，而重新自铸？
→ 不再有保留铸铜做为快速量产武器的考量 → 再次启动恢复五铢的机制，进场护盘
既然曹叡之后魏晋不再废过五铢，笔者目前为止也找不到，在那之后谷价居高不下的记载
就推论了一下比较合理的原因：
1.曹叡铸造的五铢的量应该不大(实际上北方也没像南方那么多铜矿给他铸)
至少灭蜀后不至因此而通膨，反倒通缩起来，《晋书．食货志》：
"及晋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
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
"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2.承上，我们都知道曹操祖孙三代的屯田，始终很兴盛，仅管中间历经打仗消耗掉
然而如上所述，曹叡开始把战争型态从相对较耗人力输送
和较高风险被抢的进攻模式，逐渐转变为以防守为主，民、兵有了更多时间屯田
所以储粮快速累积而足量的话，造成农民以外的百姓非跟农民买不可的急迫性
也跟着下降，故假使农人持续不愿减少利润，到头来那些谷也只是腐败坏掉而已
因而造就了被杀价的空间
后记：关于五铢的兴废，《魏书》的写法是〈文帝纪〉：
"(黄初二(221)年)3月，曹丕先"初复五铢钱"，直到该年10月又"以谷贵，罢五铢钱"
轮到曹叡时又恢复五铢，〈明帝纪〉："太和元(227)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