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苦劳网 http://www.coolloud.org.tw/
编按：前一阵子香港下届热门特首人选唐英年（现任政务司司长），针对香港近来青年（
80后）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并日趋激进化的发展，发言警告香港80后不要动辄口诛笔伐，以
冲击手法抗争，否则将会“车毁人亡”。此般谈话在香港学运和社运界引起强烈批判与讨
论。上周末更有许多香港社运团体发起游行反击，要求打倒官商勾结，建立平等社会。然
而，这篇由香港中文大学左翼学会五位成员所草拟的声明，除了分析与批判唐英年的论述
之外，同时希望从左翼观点进一步讨论到争取代议民主制度的问题、侷限与超越。中大左
翼学会也希望透过将这篇声明刊载于苦劳网上，让更多有兴趣的台湾朋友一同参与对代议
民主制度的重新思辩与讨论。（陈柏谦）
中大左翼学会︰超越代议民主．重拾阶级语言——回应唐英年
“这是阶级战争，而我的阶级正在胜出。”
——零五年股神巴菲特接受CNN访问中谈美国情景。
唐英年日前在Roundtable的周年活动的发言，引起一轮口诛笔伐。然而在众多的反对声音
之中，固有对其保守的观点作出抨撃，但却少有声音直指其阶级利益的根源。本声明的目
的就是要指出，我们置身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才是香港以至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
我们必须以整体的经济结构入手，去分析唐英年这种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观点，才可获得整
全的了解。
唐英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唐英年是谁？他不单只是所谓的“建制”，更不只是“未来的特首候选人”，更加重要的
，他是香港资产阶级最赤裸裸的代言人。在其从政的生涯中的几项重要政策，例如取消遗
产税、红酒税，建议开征累退的销售税等等，均是对资产阶级最有利，剥削贫苦大众的社
会政策。在诸多所谓的建制派之中，从未有人像他如此赤裸。只是这些明显带有意识形态
的轨迹，均在香港去阶级的主流论述之中无法得见。
怎样的自由？谁的自由？
唐英年在阐述其个人理念时，开宗名义指出香港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自由。但这是什么样的
自由？他指“我们（香港政府）实施的是市场经济，企业追求的是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这绝对跟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我们认同的自由概念无关。他所呈现的自由观念其实是
企业竞逐利益、剥削劳工的自由，而这样对自由的理解只是为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辩护。
唐英年及其利益集团根本无视我们身处的经济结构，是如何令人不自由。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从事生产劳动的普罗大众只能“选择”被劳役、剥削，这种自由观是属于我们渴求
的吗？
因此，我们应明白到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最为核心的矛盾：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因为代表资
本的资产阶级依著剥削劳动去累积财富，就令他们坐拥极多资源之余，更同时促使他们有
极大的自由。譬如说，坐拥巨大财富的他们已意味着会有更优质的教育、更多的休闲时间
、更有助他们晋升的人际网络。在这种模式底下，他们跟普罗市民所拥有的自由，从来都
是极端不平等的。简言之，生在大富之家的唐英年所享有的众多权力和机会，本身就是资
产阶级独享的自由。
另一边厢，普罗市民却要承担这个自由观所衍生出来的责任。所谓的“责任”，就是不应
挑战既有的状态，保持社会稳定，尊重企业依法剥削的结果，好让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可以
顺畅地运作。固然，不少人还会憧憬他们可以从社会流动阶梯一跃锐变成资本家，从而获
取更多的自由。可是，这个思维仍然是维系固有的体制──变了的只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无论如何，资本集团仍旧会压榨劳动人民从而获得自由，使得后者永久不自由。试问，
我们还需要再支持这种只能让资产阶级自由的自由观念吗？
政经本为一体，何来官商勾结？
在谈官商勾结的时候，唐英年可谓贯彻其阶级立场，避重就轻的以“不应将复杂问题简单
化”带过。言下之意就是其实没有这么多官商勾结，只是各位乱扣帽子罢了。那么，官商
勾结这个问题到底存不存在呢？是不是常态呢？
就左翼的立场，唐英年的说法可谓可笑之极。本来，将状况说成“官商勾结”就有问题，
因为这仿佛是将问题理解成个别官员与某些商家相互勾结，作出利益轮送而已。就此，我
们正正要表明，“官商勾结”这个保守的说法毋疑是将结构性的问题置换成个人品德的责
难。在现有的体制中，经济与政治权力从来就密不可分，互相翼赞。比方说，政府的土地
政策，能完全独立于各地产商的意愿吗？你会相信，李嘉诚说的一句话和我等普通人说的
话力量一般吗？“商”影响“官”，从来不用只依靠看似黑暗的“勾结”──他们的影响
力本来就被体制所认可。透过撤资也好，人脉影响也好，这些都是确实的权力。有谁听说
过有庞大资本的会毫无权势呢？（政体发生重大变革时或许稍有例外，但也不过是稍有而
已。）有哪个商贾会放弃将自己的财力转化成政治权势？即使是所谓的代议民主政体，也
不过是将这情况稍为削弱，根本无法真正扭转这个问题。
代议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妥协
在以上的观点所映照下，唐英年的“妥协论”就更堪玩味。不少人批评，唐英年认为妥协
是民主的产物这种观点是相当无耻的，因为他是站在当权者的角度要求弱势者妥协，毋宁
是将其压迫合理化。这种批评固然有其道理，但这些道德批评却忽视了唐英年“民主妥协
论”的客观合理性。
在资产阶级看来，他们自然希望掌握政经的一切，而民众又逆来顺受。但这明显是不可能
的，于是透过所谓一定程度的“政治放权”，营造某种平等的气氛，有利社会稳定（附带
的自然是畅顺的资本运作），暗地里却仍然是掌管一切。所谓民主本来就是向广大民众的
一种妥协，而归根究底都是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妥协。
不少人以为，只要争取到“双普选”、一个整全的代议民主机制，种种经济权力不平等的
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然而，从百多年来的现代民主的发展史中看来，议会体制以及所谓法
治都无法真正控制资本，恰好相反，所谓议会以及法律均成为资本统治的最好幌子。早在
一百年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已道出了相当精辟的分析：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
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
资本一旦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就以英美两国为例。二者都是议会民主发展相当成熟的国家。在美国，政治的格局基本上
就是共和党民主党轮流执政，但经济格局基本上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失业的还是失业，
贫穷的还是贫穷。民主党上台或许会好一点—— 但也只是极其量好一点而已，财富终究
是极度不均。而在重大问题上，比如在金融海啸时，资本纷纷要求政府拯救他们而且不附
带任何条件，民主党最初还是反对的，但一轮“商讨”以后还是将属于人民的数千亿美元
抛出去。但真正影响人民的，例如开发一个较好的公共医疗系统却是处处受阻，因为这严
重影响保险钜子的利润。
而在英国，因为金融海啸而引发起紧缩的说法，亦即是要削减公共开支，其中引起轩然大
波的便是提升大学学费。其实要保证财政健全，不少人便指出可透过增加对富豪的征税，
甚或只是追回富豪的逃税便足够有余。但为何这些利贫不利富的政策无法推行呢？因为这
些会影响“经济”，“吓怕”投资者。说到底，还不是资本的威胁？
尽管完整的议会体制，有着形式的平等，但资本本身庞大的经济影响力，却仍可以深入影
响各个社会层面。例如依靠选举工程所花费的钜大金额影响政党的决定、凭借垄断大众传
媒的宣传工具操控舆论，或是透过资本外流等威胁政治放弃有利劳工／不利资本的经济政
策等等。这些根本优势，本质上不曾因代议民主而有任何逆转。即使在所谓法治体制上，
资产阶级一方面可以轻易地借助其经济优势，聘用更好的律师以获得有利自己的裁决，或
是干脆以财力拖跨对方；另一方面则可透过法律保护自己免于激进的挑战。换言之，这个
被不少人崇拜的民主政体本身，所能作的极其有限。
回顾历史，一旦因为群众力量日渐壮大，议会欲强推过于激进的改革时，资产阶级们绝对
会不惜一切消灭所谓的议会民主，哪怕是以政变、镇压、夺权等等诡计，以维持其利益体
系。一九三三年德国的希特勒、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佛朗哥、一九七三年智利的皮诺契特
都是非常好的例子。因此，寄望议会民主能够反过来驾驭资本从来只是虚妄的设想。
“和平理性”不会有真正的改变
资产阶级的妥协并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社会稳定。而“和平理性”本身非常有利于资
本对人的剥削和资本累积，因此唐英年等人自然乐见“和平理性”。可是对他们来说，“
和平理性”却不是绝对的价值。当人民的抗争挑战他们的利益到某一程度时，国家机器如
警察、军队从来都不会手软下来。
因此，无论是和平静坐，或是冲击围堵这些形式，根本都不是资产阶级的焦点；焦点是跟
不跟随“和平理性”的框架。当反抗仍在框架之内进行，自然是在资产阶级的容忍和妥协
之中；然而，一旦有任何方式危害其根本利益，作为代理人的国家机器，就会毫不留情地
撕破“和平理性”的面具。情况就如高铁动工日期迫近，村民坚持死守，政府便由初时摆
出谈判的幌子，不惜改为动用越来越多的武力收地。
仅此可知，整个体制的本质，就是只容许小修小补，如无力的游行或者代议民主；但不容
许一些从根本影响资本的措施，如激进的财富再分配或是攻击私有产权等根本的反抗。这
种天罗地网的限制犹如勒索，令任何尝试真正改变的抗争，都自然是“不和平”、“不理
性”。但是，真正的改变，无法不跳出这种既定的框框。
到底是谁毁了车子？
声明开首的引文中，巴菲特明言：“这是阶级战争，而我的阶级正在胜出，”可是他随即
说：“但不应如此。”相反，唐英年却面不红耳不热地阐述这样的观点：一切不依规矩的
抗争，就会带来“车毁人亡”、“走上一条不归路”的结局。但是，当人民抵受不了资本
的压迫而抗争，出动警察镇压抗争者的始终是统治阶级，因此统治阶级的责任无法迥避。
而唐英年的比喻无非是把资产阶级秩序视为自然，把粉碎抗争的命令视为不可收回的定律
，故此抗争者需要为自己的愚蠢负责。
倘若我们只是把唐英年是次的言论视作保守，反对民主或是亲中等等立场，我们绝不能把
握表象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渊源；单是推举双普选等等自由主义政治，以及坚持所谓的
“和平理性”，更不能理解以及疏理社会的真正矛盾。我们在此呼吁，我们必须深切反思
资本主义社会的出路，超越狭隘的代议民主政治想像，争取真正的改变和进步。
二零一一年一月廿一日
发起人：中大左翼学会（覃俊基、陈嘉铭、萧浩恩、郭英东、陈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