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 故宫学术季刊 第二十八卷第四期
作者: 吴晓筠（国立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研究员）
一、前 言
考古发现表明马与以马曳引的独辀双辐轮车于殷墟二期（约西元前1200 年）
突然出现于商都安阳及山西桥北。由于造车技术一般被视为当时最精湛的工艺之
一，安阳及桥北所见成熟且复杂的马车形制不由得使我们认为马车及其相关技术来
自于商以外的区域。
自1950 年代起，已有许多学者论证中国辐轮马车源于西亚。其中尤以林巳
奈夫、 1 William Watson、 2 Stuart Piggott、 3 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
4 乌恩岳斯图、 5 川又正智、 6 王巍 7 及王海城 8 等学者的研究最具影响力。多数学
者的研究主要是将出土于安阳的马车与中西亚、近东所见四轮车与双轮车实迹及图像相互
对比，通过其中的异同认为中国马车可能来源于西亚、两河流域一带。1974 年，
Piggott 指出高加索山南麓喀森（Lchashen）遗址墓葬内出土的数辆木车遗存在结构
上与安阳马车十分相近。9 由于喀森马车的年代被定于西元前1500 年或西元前十三
至十二世纪， 10 早于目前所知最早的商代马车，这些高加索马车便经常被视为是商
代马车的先驱。
与中国马车源于西方的观点最具关连性的问题是马车传至中国的路线。在讨论
高加索马车与安阳马车的相似性时，Piggott 也提出了马车由高加索山南麓，经中
亚、新疆、河西走廊传至安阳的路线。此一路径与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路线相符。
1992 年公布的乌拉（Urals）山东南麓辛塔什塔（Sintashta）遗址， 11 说明了目前
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双辐轮马车属于西元前两千年的辛塔什塔文化。12 该发现也使过去
认为辐轮马车源于近东、西亚的说法被推翻。辛塔什塔马车的发现确认了辐轮车是
一种草原文化的重要发明， 13 因而也被认为是安阳马车的一个可能的直接来源。因
此，一些学者，包括王巍、Anthony Barbieri-Low 等，于近年提出了另一条可能的
马车传播路径。14 这一路径即北方草原通道，由乌拉山东南麓，沿阿尔泰山南麓经
南西伯利亚，再经过蒙古、山西，到达安阳。Anthony Barbieri-Low 在其2000 年发
表的著作中将两条可能的传播路线并列，并更进一步认为马车在中国的出现为高加
索人群向西迁移所致。15
欧亚草原西部逐渐累积的丰富材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草原早期马车与安阳马车
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应如何理解位于黄河流域的商人与这些地区人群间的关系等
问题。因此，不同于过去学界对马车型制及制作技术的关注，为进一步探索这些问
题，本文拟由马车操作技术的角度出发，重新探讨使用马车的相关技术及概念的起
源及传播问题。本文首先由套件的概念出发， 16 重新检验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马车
材料，以厘清目前可知商人最初所掌握的一套马车相关技术及观念。再在欧亚地区
青铜时代晚期的大背景下，说明此套技术的发展与传递过程。
二、中国最早的马车套件与车驾技术：来自河南安
阳与山西桥北的例子
通过检视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车马遗迹，可揭示出目前可知商代车驾技术的最
初状态。这些遗迹包括发现于商都安阳小屯乙七建筑基址前的车马祭祀坑M20 和
M40， 17 以及发现于山西桥北两座墓葬M1、M18 墓道内的车马遗存。18 这些车马遗
存的年代都被定于西元前1200 年前后，即殷墟二期偏早阶段。
毫无例外地，这两处车马遗存都由装饰著铜饰件的木车、马匹、兵器工具组及
殉人所构成。殉人可能是驭手或是照顾车马的人员。木车上的铜饰件多带有商人典
型的装饰图案，如兽面纹、鸟纹、蝉纹等（图1）。马与车似乎是同时大规模出现于
安阳。这表示商人引进马匹的主要目的是为车驾服务。这一功能使马在商代社会中
的地位有别于其他作为食用肉品来源的驯化动物，如猪、牛、羊等。19
兵器工具组的内容格外重要。最丰富的组合见于小屯M40，包括了一件马鞭
柄、一件弓形器、一组箭镞、一件刀、一件戈、一件砥石以及一件锥（图2）。除了
锥以外，相同的组合也见于小屯M20 所出的三组兵器工具组。此外，小屯M20 还
出土了玉弭。桥北出土的两组兵器工具组较小屯所见简略。其组合为一件马鞭柄、
一件弓形器、一组箭镞、一件刀、一件弭（图3）。虽然桥北所见的兵器工具组合较
简，但它们仍与安阳所见的殷墟二期马车兵器工具组的组合基本一致。因此，我们
可将这一规律出现的器物组合视为当时驭手使用马车时所使用的基本套件。这一相
对固定的兵器工具套件与马车的组合体现了马车作为战争与狩猎工具的功能。也因
此，我们可以推测，当商代的驭手要驾驭马车并同时使用这套兵器工具套件来作战
或狩猎时，他们需要一套特殊的“驾车作战技术”。
时代稍晚的山东滕州前掌大车马坑M45 为我们检视商人的这套“驾车作战技
术”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例子。20 前掌大车马坑M45 为一方形坑，坑内埋有一
车二马及置于车后的殉人一名。当大多数与马车伴出的晚商兵器工具组都发现于车
箱内，M45 内大多数的兵器工具则是有序地配置在该殉人身上（图4）。殉人腰间
配有一把环首刀。在左臂处为一件弓形器。右臂处则有一件马鞭柄及一组箭镞。马
鞭柄的出现说明了该殉人为一名驭手，而其他的随身器物则可能是驾车时使用的配
备。这一配置表明了驭手需具有一边驾车一边使用这些器物的需求，在使用时需搭
配相应的使用姿势及操作技术。成组铜镞的出现表示了箭术为该驭者最重要的作战
方式。腰间的刀因过短而无法于车上作战使用， 21 或许是作为驭者的随身工具而非
兵器。22 如此，射与驭应为一驭手不可或缺的复合技术。M45 车箱内另发现一件中
原式青铜戈、一件铜铃，可能是准备给驭手以外的另一名乘车者持用。
前掌大车马坑M45 殉人所体现的射驭复合技术可能与埃及新王国时期，及欧
亚草原青铜时代图像资料所示的驭射复合技术非常类似。自埃及人于西元前十六世
纪时从来自其西边的草原民族Hyksos 处习得驾车技术后，马车及相应的新的射箭
技术便在埃及社会及战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3 马车用于战争及出行的图像经
常应用于大型壁画及器物装饰中。在战争及狩猎的图像中，驾车的王或是驭手经常
将缰绳系于腰部，如此便可于车驾行进时腾出双手以便持弓射击（图5）。一边驾车
一边射箭狩猎的图像也见于青海及帕米尔等地的岩画图像中（图12）。24 商人与这
些地区的驭射复合技术的相似性似乎也暗示著商人所使用的驭射复合技术可能来自
草原地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表现在器物的纹饰上。许多兵器工具上虽饰商人的纹
饰，但也经常同时带有外来的装饰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些已被视为北方草原
文化典型的装饰，如弓形器上的几何纹和铃球，以及刀柄末端的立体写实兽首装
饰。25 这些草原的装饰特征进一步显示了，除了车与马，马车的工具兵器组也与草
原地带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弓形器也未在中原地区发现时代更早的原型。弓形
器、马与车同时出现于商文化区，显示三者应是同时为商人所采用。
马车及与之相关的一套兵器工具以非常成熟、规律的方式出现在商人的祭祀坑
及墓葬区中，说明了这一固定的组合及其所体现的一套驭射技术在商人开始将马车
埋入地下之前便已完全发展为一整体。车马器上的典型商晚期纹饰与兵器工具上的
典型草原装饰间的差异或许表现了以下现象：当商人采用了草原地区的马车技术，
他们可以轻易地以自己所擅长的青铜铸造技术来点缀装饰这些马车，使它们具有商
文化的特征。虽然商人有独立制造车及弓形器的能力，但由于这些被采用的物件具
有某些特殊的实际功能，商人便很难改变它们的结构及形状。因此，即便我们不知
道商人引进马车的确切时间，马车及一套固定的兵器工具组，以及它们所体现的驭
射技术，很可能是作为一个整体，由草原地区引进的。在这一技术被引进后，或许
是它们在战争等活动中的实际效用，使成套的马车套件在商贵族间得到了很高的地
位，而使之得以在礼仪活动中被埋入地下。因此，要了解商贵族所使用的这种马车
技术及相关套件的来源，我们必须向西追溯这套驭射技术在欧亚草原社会中的发展
及传递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