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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牌的渊源
目前为止，对“符”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五帝》：“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
邑于涿鹿之阿”。符制起于此。符的前身应是夏商时代玉制的“牙璋”。据《周礼‧春官
‧典瑞》云：“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郑玄注引郑司农曰：“牙璋琢以为牙、牙齿
、兵象，故以牙璋发兵，若今时以铜虎符发兵。”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辩证》云：“牙
璋，判合之器也，当于合处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军旅，则其牝宜在军
中，即虎符之法也。”《战国策‧秦策》中道：“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诸侯，剖符
于天下，征敌伐国，莫敢不听。”符的具体解释见于汉刘熙《释名》：“符，付也，书所
敕命于书上，付使传行之也”。介绍了其制为上有书①。汉许慎《说文解字》：“符，信
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介绍了其功能为信物凭证。牌，南朝《
玉篇》：“牌为牓也”。宋《集韵》：“牓，木作，木片也”。可知牌的初意为木片。
而我们现在所述的符牌，大多数人认为为辽代契丹人所发明，辽代之前没有符牌一词合称
，但有符和节并用，契丹人根据自身特点以及习惯改符和节为符和牌，符用于军事，调兵
遣将之用，牌则有任命官员、传达圣旨、赏赐功臣、身份象征、授命凭证等多种用途。
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元代版图最为辽阔，为有效治理空前辽阔的大一统国域，元王朝
建立了水陆通道、驿站、递铺、关卡等配套的庞大交通网络。与此相应，交通发达，驿传
快捷，还应辅以符节检验制度，否则使者无凭证，文书难核实，也就谈不到军国要务的保
密性和神圣性。除了通常的玺印凭证形式外，在完成统一大业的长期实践中，元朝统治者
逐渐创设、完善了一套很有特色的符牌制度。元代符牌类型甚多，功能和使用范围各不相
同。
“牌”在元代又称“符”，金、银牌与金、银符，合称为牌符。元代的符牌渊源于辽金时
期的符牌制度，但又具有浓厚的草原特点，下面就从符牌的分类、历史用途、功能、目前
发现等几个方面谈谈元代的符牌②。
二、元代符牌的分类及用途
从形制上来看，元代符牌分为长牌和圆牌，依照级别长牌又可分为虎头金牌、素金牌、银
牌、以及特制种类。
一类是三品以上所佩带的“虎头金牌”。虎头金牌即取“虎符”之义,在牌子上方刻有双
虎相向图案。《元史‧兵志》③中说：“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
三珠、二珠、一株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趺就是“螭首龟符”的趺。是说符座成
伏虎的形状。《蒙鞑备录‧官制》中曾对虎头金牌有云：“太师、元帅所佩金牌,第一等
贵巨,带两虎相向,曰'虎头金牌'。上以汉字刻:'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字样。其次是
银牌，文字与金牌相同④。
“虎头金牌”又简称为“虎头牌”、“金虎符”,亦简称为“虎符”。《新元史》⑤卷九
十六所记的“三珠虎符”全称就是“三珠虎头金牌”。因“虎头牌”上所嵌宝珠数量有异
，故将其划为无珠、单珠、双珠及三珠四个级别，故道:“双虎符三颗明珠重,受金吾元帅
封”。
再有一类为“素金牌”，牌面素净无内容，即一般所说“金牌”或“金符”。《元史》卷
二百一十记录道：赏赐来使为“素金牌”，元杂居《虎头牌》中既有带双护符金牌的说法
，又谈到若有得力手下，就将金牌予其佩用，这就说明金牌有等级之分，而“虎符金牌”
就高于“素金牌”②。
第三类为“银牌”，佩戴者等级稍低，一般为六、七品官员。《元史》卷一百五十一王义
传有对银牌的记载:“木华黎送银牌十,赐有功者”。《元史》一百三十一卷速哥传记载，
此人精于骑术，常住于军队又极赋口才，为人谨慎，“得佩银符”。
另有一类金牌，因特殊用途而造牌，故量少且图饰、文字别于他类。《元史》卷三十五记
：以黄金符镌文曰：'翊忠徇义迪节同勋',赐西域亲军副都指挥使钦察”。《元史》卷一
百三十八伯颜传记:“后至元五年(1339),以七宝玉书龙虎金符,赐丞相伯颜”。这些都是
一时特典,非常制。
圆牌依照级别可分为海青牌、虎头牌、金字圆牌、银字圆牌以及特殊形制。
圆牌也叫圆符，《元史‧兵志》中说：“遇军事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次之”
。又“至元二十三年四月，福建，东京两行省各给圆牌两面。奥鲁赤出使交趾，先给圆牌
二面，今再增二面，于脱欢太子位下给发。南京行省起马三十匹，给圆牌二面”。此外，
又有这样的描述：仁宗延祐元年朝中有存置铺马圣旨与金字园牌的数量为三百多件，到四
年时，翰林院管纳所有圣旨，且再添五十面金字圆牌，对于金字圆牌的派用，必须经中书
省，枢密院，且主要为军情大事，不可随意派发⑥。
一是海青牌。因牌上刻有“海东青”图饰而得名，“海青牌”则是其简称，因形为类圆又
名“海青圆符”。海东青是东北地方所产的一种鹰,全名为海东青鹘，性鸷悍而迅速，最
受蒙古人喜爱。海青牌持有者往往有特殊或者极高的权利，此牌符仅限于通报紧急军情，
交乘驿者佩戴。《元史》卷十载:“临洮、巩昌、通安等10个驿站,非有海青符者,不听乘
传。”佩戴海青牌还可不经由正站(驿站)而由望云站取捷径往返。望云站是专为传递紧急
军情而立的驿站。《元史》卷四和卷五一再出现“敕非军情毋行望云驿”。途中若铺马粮
食有缺可自由征用。“海青牌”又有金海青、银海青之分。《元史》卷一百一十八“唆儿
火都传,记其曾被授予金银字海青圆符5枚。”
二是虎头圆牌。圆牌上刻有虎头图案。此种牌子作用类似长形牌的虎头牌。
三是金字圆牌,牌型简单朴素，无图饰、纹样，用于军情大事，其用途与素面金牌相似，
但更强调军事调遣。《元史》卷二十四记：“非军务急速者,毋给金字圆牌”。
四是普通银字圆牌《元史》卷四十二有:“典瑞院给淮南行省银字圆牌三面”的记载。除
却以上四类,圆形牌还有一种象牙圆牌。《元史》卷一百零二曾有这样的描述:凡是有急事
需夜出大都、上都各城门者,需要有圣旨与象牙圆符才能通行。象牙圆牌为专用符牌。
《刑法志》记载道：“军情大事，佩给金字圆符。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军情急务，
给银字圆符。其余止御宝圣旨，若滥给者，从台宪官纠察之。”这里对金、银两种圆牌的
用法虽有区别，但不曾说到海青符。⑦按《元史》本纪在至元十八年以前专记海青符通用
事，二十三年以后，则专记圆符通用事。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世祖纪》中说：“三月壬戌
更定虎符。”⑧推测海青符在这一年被更定为金、银圆符或金、银圆牌。金字、银字圆符
，其牌面文字是镀金或镀银，现在看到的银字圆牌实物为铁质，只是在字表面镀银一层。
但海青牌至今尚未有出土实物，具体形态质地无法考证。
三、元代符牌的功能
元代符牌依照功能大致可分为三种，身份证明，赏赐奖励，传驿信物。
符牌作为身份标识，一般多用金银牌，以不同形质来区别佩戴者的官位大小、级别高低。
《元史》卷十七有这样的描述：梁会官职为吏部尚书，佩以三珠虎符，陈孚为礼部郎中，
则佩金符。《元史》卷一百二十兀鲁台传记他为武略将军，佩银符，后来“攻樊城有功，
换金符”。《元史》卷一百五十二曾记载：张晋亨谢受皇帝赐其金符，理由是他认为虎符
是国之功勋所持，其将领已配虎符，再受则乱国制。帝益喜，改赐玺书、金符。《蒙鞑备
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成吉思汗时期，金牌持有者非勋即贵，持牌犹如持圣旨，行事方便
，形为两虎相对，故名虎头金牌，。再就是素金牌与银牌，均刻有：“天赐成吉思汗皇帝
圣旨，疾”字样。《黑鞑事略疏证》曾记录：在窝阔台时期，平金、银牌及虎头金牌带者
为鞑人。《元史‧百官志》中对不同官级的配符有详细介绍：中万户配以从三品虎符，管
军五千以上。配正四品金牌予其副万户。下万户配以从三品虎符，管军三千以上，从四品
金牌配予其副万户。其官皆世袭，有功则升之。管军七百以上之上千户，所配为从四品金
牌，其副千户则配正五品金牌，中千户则配以正五品金牌，管军五百以上，其副千户配从
五品金牌，而管军三百以上者皆配从六品银牌，上万户府正五品，中万户府从五品，俱金
牌，下万户府正六品银牌。下百户所百户一员从七品银牌。”元代“牌符”，依官级而分
配，其中虎头金符配于三品，四、五品则配素金牌，银牌则配于六、七品官员。《元史‧
兵制》记载道，虎型金符配于万户，明珠镶嵌于牌首，数量有三珠，双珠，单珠之别。这
些史料反映出，不同形质的牌符代表官员的不同身份等级。⑨由于元代空前辽阔的疆域以
及多民族统一的特殊历史背景，符牌作为赏赐奖励的用途也就更为频繁，元朝在建立及管
理过程中为了统一各地区、各民族，收服少数民族、安抚民心、取信于民，符牌以其独特
的功效发挥着表奖功绩的历史作用。《元史》曾记录到：太祖时期有十金符，十九面银符
赐予夔州路行省杨大渊，以奖其部下，世祖四年时，将玺书，金、银符赐予来附十一族，
十七年时，各赐虎符、金符于总管张瑄，千户罗壁，以彰其平定之功，成宗三年时，赐虎
符于 来贡国世子。文宗二年“云南威楚路之蒲蛮猛吾来朝，愿入银为岁赋，诏为置散符
一及土官三十三所皆赐银符”。牌符又代表奖励，其功用譬如近代以来的勋章、奖牌等，
多为君主赐予臣子或将领授予部将。符牌作为信物是它最原始的功能，中国自古以来就讲
究诚信，诚信是对人提出的内在要求，不受外物限制，而符牌的产生便是对人类在诚信上
约束的外在限制。《元史‧兵志‧站赤》中有“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
……，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
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又《经世大典‧站赤》序云：“站赤
者，国朝驿传之名也。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引车，水则以舟。其应给驿者
皆以玺书。而军务大事之急者，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其
出给在外者，皆国人之为官长者之主，他官不得与也。”传递圣旨与通报军情而取信于驿
站是符牌的一大功用，且均用圆牌。
四、目前发现的符牌情况
（一）长形牌
1.1934年在热河某地发现的成吉思汗铜质金字圣旨长牌，首部有一圆形挂孔，正面书写“
天赐成吉思汗圣旨疾”，背面为契丹字。此牌已经流入日本，收藏于原日本京都大学。
2.1934年，同时发现的同一类型的另一块长牌右上角残缺，质地、文字与上一块相同，也
已经流入日本，收藏于日本原天理大学
3.1845年，在俄境内第聂伯河畔出土长牌，银质金字，首部刻有龙、鸟纹饰且两面均为回
鹘蒙文，牌首有圆孔。
4.1846年发现于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的银质金字长牌，牌子上部有可以系带的圆孔，
一侧刻有“口字四十二号”六个汉字。银牌两面均刻有八思巴蒙文。现收藏于俄罗斯国
家远东博物馆。
5.1853年于俄国贝加尔湖附近的纽克斯克出土的银质金字长牌，。它与1846年在米奴辛斯
克出土的银牌为同一类型，银牌两面均为八思巴蒙文，两块牌子上的文字只有一个字母
不同。
6.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下卷第五页有一“元国书铜牌"，长条形，首部由虎形纹
饰，下有一圆形挂孔，正反面均为八思巴文。⑩
7.20世纪中叶我国热河省曾出土一块银质金字牌，这块牌子存于日本。不过这块牌子其正
面是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面是契丹文字，意思为“宜速”、“走马”
或“快马”。
8.原满洲国立博物馆收藏了一枚长牌残片，仅存首部圆孔及部分牌身，铜质金字，正面残
存“天赐”二字。
9.1998年，在内蒙清水河县发现一块纯银圣旨牌，上有八思巴文，牌子上端圆孔边缘刻有
汉字编号：“丁字四十号”。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1
10.1998年12月，廊坊文物站大城县收购站从农民手中购得金字银牌一块。正面为汉字，
反面为契丹字，内容与热河发现的相同。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11.1998年，河北省廊坊市文物商店征集到一枚长牌，长21.7cm，宽6cm，银质金字，首部
由圆形孔，牌正面有汉字“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面有契丹文。
12.2000年，在内蒙索伦镇发现一块金牌，两面均为八思巴蒙文，与在俄罗斯、清水河发
现的大致相同，意思就是：“皇帝的圣旨不可悖逆，若违背将被问罪”。此外其上还有
汉字“张字九十六号”，此牌黄金所占比例为58.44%，是名符其实的“金牌”。现藏于
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12
(二）圆形牌
1.1881年波兹德涅夫在俄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在俄国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的铁
质银字圆牌首部雕琢有虎头纹样，牌面上有竖排八思巴蒙文五行，反面文字相同。
2.1925年北京曾流传过的“防奸”铜质圆牌。牌通高12.7cm，直径11.6cm，正面首部有兽
头纹饰，牌面内铸有方形轮廓两重，内书写一个“令”字，左右两侧写有“关伪防奸，
不许借带，违者治罪”的汉字，轮廓外围雕饰有缠枝纹，圆牌右侧边轮上刻画有“地字
五十号”五个字。另一面上有回鹘蒙文、八思巴蒙文、波斯文共两行。现此牌已经流入
苏联。13
3.1962年，扬州在拆除元代旧城时，在南门西城根内侧出土了一块铜质圆牌，牌高17cm，
宽14cm，圆牌的一面为汉字，中间一行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左右分别为“公务急
速”，“持此夜行”，左侧还有“玄子拾号”四字。牌的另一面有波斯文和八思巴文各
一行。铜牌的上端铸有双面叶蒂纹饰，纹饰上有圆穿。此牌现存于扬州博物馆。
4.1965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兰州征得一块虎头圆牌，该牌外形与俄国托木斯克出土的完全
相同，正反两面均有虎头花纹，正面是八思巴文，意为“皇帝圣旨，如若不遵从，即要
问罪!”背面为汉字：“公务急速，持此长行。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牌子上有汉字编
号：“玄字拾号”。牌子并有佩带的圆环。这就是“虎头圆牌”。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
。14
5.1985年，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发现一枚铜质圆牌，其上文字种类繁多，正面
刻有汉、藏、八思巴文，背面刻有波斯、八思巴、畏兀儿蒙文，此牌首部有圆孔，其上
汉字为“天字拾二号夜巡牌”。15
6.199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公布了由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收
藏的一块铁质金字圆牌，圆牌直径11.5cm，顶端有蹋鼻兽图样，有一圆穿，牌的两面为
八思巴蒙文，这块牌子和上面所提到的两块铁质银字圆牌镌刻的文字内容都一样，为“
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圣旨，谁若不从，即要问罪”。现应被作为圣物收藏在西藏的扎
什伦布寺内。
五、小结
元代符牌承袭了辽金时期的符牌制度，且更具草原文化特色，由于其形质、功能不同，类
型较为多样。对于元代符牌的研究，其局限性在于，实物资料较少，相关文献不足，已出
土实物多为残损或流失；元代符牌制度对以后符牌的发展与衍变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注释：
①顾云卿.符牌与传信——中国古代证明文化漫谈之四.中国公证,2005.
②门岿.论元代的符牌系列[J].东南大学学报，2007，9（6）.
③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④史树青.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考[J].中国文物报，2000（4）.
⑤新元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8.
⑥沈干芳.元代站赤研究[D].硕博学位论文,2005.
⑦乔今同.元代的符牌[J].考古，1980（6）.
⑧陈永志.蒙元时期的牌符[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⑨李晓.新发现元代金牌及元代牌符文献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1）.
⑩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M].民国14年(1925) 影印版.
11 陈永志.内蒙古清水河县发现一符元代镏金银牌[N].中国文物报，1998-12-13（1）.
12 包祥.新近在内蒙古发现的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金质圣牌[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
4）.
13 韩建华.河南洛阳出土5枚元代“防奸”铜权杖[J].考古，2003（9）.
14 蔡美彪.元代圆牌两种考释[J].历史研究，1980（4）.
15 照那斯图.内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释——兼论扬州等处发现的夜巡牌[J].民族语
文，1994（4）.
(责任编辑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