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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4023/fullpage
吴晓筠（国立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研究员）
【导读】当世界史由车轮转动
我初次接触并开始追踪美国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人类学教授大卫．安东尼
（David W. Anthony），是读到他在一九九一年发表于《古物》（Antiquity）上，分析
乌克兰德雷耶夫卡遗址（西元前四二○○至三七○○年）马齿磨损痕的文章。他提出这些
磨损痕很可能是马衔造成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便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驯化马匹
。套上马衔的马在此后数千年伴着人类奔驰、征战、炫耀的历史就此展开。但这一研究引
起学术界对马匹驯化年代的激烈讨论，正反观点蜂拥而起。
二○○九年，哈萨克斯坦北部铜石并用时代波泰遗址（西元前三七○○至三○○○年）出土的
马齿被确认为最早的驯马遗存，这一争论似乎平静了一阵子。最近几年，科学家以波泰马
出发，通过基因组的对比分析，提出了现在生活于俄罗斯、蒙古及新疆准噶尔一带的普氏
野马不是野马，而是五五○○年前波泰驯化马的后裔。并且，通过数量不少的古代、现代
马的基因组对比，呈现马在驯化后，作为最强而有效的交通及战争工具，随着欧亚间的大
规模交流，经历了复杂的转变分化，成就了今日马匹多元的生理及地域特征。
但这一研究结果又衍伸出一列的问题。若是一直被视为原生野马的普氏野马是波泰驯马的
后裔，那么遍布在世界各地马场、马厩里的马，难道与截然不同的普氏野马同源？因此，
就在几个月前，又有学者试着推翻波泰马齿上的磨损痕与马衔有关，而其与现代普氏野马
的关系，更表示现在以及历史上的驯马来自他处。显然，马匹驯化的故事又在重新撰写中
。
安东尼教授追索马匹驯化问题，连动的是探索另一个富有悠久历史、牵涉面更广的学术争
辩，即印欧语系是怎么出现的？这一问题约在一七八○年代由在印度生活的英国语言学及
东方学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提出。他发现在广大的欧亚大陆，印
度梵文与英文、希腊文等等欧洲语言在某些词汇（例如Mother）的发音上有极高的共性，
应属于同一个语言家族，有同一个源头。自此，探索印欧语系的结构、发展，甚至是探源
，便成为欧洲语言学及东方学研究中的悠久议题，至今已将近两百五十年。
这些饶富兴味、吸引无数学者投入的问题，并不专属于晦涩的学术领域。当我们轻松搭乘
飞机、火车在欧洲愉快旅行时，我们听到的英语、德语、波兰语、俄语，甚至是隔壁乘客
聊天使用的印度语，都带着印欧语系的前身——原始印欧语的DNA。今天，以印欧语系语
言为母语的人口占了欧亚大陆的一半以上，若再加上自小学习英文或是学习其他印欧语系
语言的人数，其影响范围更是广大。
今日的飞机、高铁虽不再依靠车轮，但这些都是人类数千年来对高速交通工具渴求下促成
的结果；另一方面，不论技术如何进步，驯养的马匹血统及拥有的汽车厂牌、性能（例如
马力），甚至是轮框样式的选择，仍是社会身分、财富、高贵与品味的指标。这些攸关交
通方式、语言诉说，甚至社会结构的发展，如何经由数千年人群流动、学习模仿，在广阔
的欧亚大陆开枝散叶，进而塑造出今日世界的样貌，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二十世纪，考古学成为探讨原始印欧语起源的利器。但一开始，主要的考古资料不是没有
公布，就是以英语以外的语言撰写，再加上政治因素，使得研究推进困难。幸运的是，随
著近年来欧亚草原考古发现的陆续刊布与译介，国际合作发掘盛行，更全面、细致的通过
考古学研究探索原始印欧语的发展似乎成为可能。安东尼教授二○○七年以英文出版《马
、车轮和语言：欧亚草原的骑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与现代世界》，即是他广泛整合考古
资料及二十余年来研究成果的一部集成之作。
如果说，语言学者可以通过词汇比较分析，建构出印欧语系发展的架构，以及不同语言之
间的亲戚关系，那么，这些语言最初的使用者是谁？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一群人随着移民将
之传播出去？还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经过外来者学习到这种语言，进而成为这一语系
的一分子？安东尼教授的解决途径是通过欧亚大陆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通过语言及物质文
化前线（frontiers）的概念，挑战现在以剑桥大学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
为主的原始印欧语原乡在安那托利亚高原的说法，将原始印欧语追溯至欧亚草原西部黑海
与里海北边的东欧大草原一带的铜石并用时代及青铜时代。
此书结构分为两大部分、十七章：〈第一部：语言与考古学〉（第一至六章）及〈第二部
：欧亚大草原的序幕〉（第七至十七章）。前半部着重于语言学，后半部则以考古学为中
心，提供了东欧大草原从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发展及后续扩张至阿
尔泰、天山山脉的一个综述性的框架，挖掘语言学与考古学的可能交集，开阔的展现作者
个人的研究观点。将语言学与考古学巧妙结合，动态追索原始印欧语的发源地及散播模式
，并论证他所服膺的坟冢理论（Kurgan theory），即原始印欧语的扩张与考古所见东欧
大草原青铜时代的坟冢文化（Kurgan Culture）具有对应关系。
此书甫出版即获得广大回响，并于二○一○年荣获美国考古学会颁发年度最佳著作的奖项
。虽然学术上的老问题仍存在许多争议，但如著名印欧语学者詹姆斯．帕特里克．马洛利
（James P. Mallory）教授对此书的评价：“本书通过检验最相关的语言学议题及综观性
的考古学材料，试图解决关于印欧语系起源上长久存在的问题。就我所知，没有哪一本书
在探索印欧语系原乡的问题上能与之相比。”其重要性及代表性可见一斑。
神话诉说的身世：如何以有形的考古印证无形的语言？
在文字出现之前，印欧语系经历了很长的口传过程。因此，传承自远古的诗歌传说便成为
重要的依据。两百多年来语言学者沉浸于两部由口传神话转化而来的宗教文本：印度梵语
《梨俱吠陀》和波斯经典《阿维斯陀》，试图藉之探索原始印欧语的样貌。
本书采用神话传说对应考古发现的作法是危险又迷人的部分。〈第一部：语言与考古学〉
，描述了印欧语创世神话的一些主要构成要素：天神、双子与牛，以及随之而来生生不息
的祭祀。迷人的神话语言朦胧记录著牛只引进大草原时，对狩猎采集的生活及经济型态带
来的巨大影响。畜养牛只可提供更稳定的肉食、骨髓及乳源等营养来源，也提供了更强健
的畜力。为保护如此重要的资产，加强了社会分化，推进了宗教祭祀。
牛成为了神，权力的拥有者成为了祭司。对表现权力的装饰品、财富、精致的武器、可视
的仪式及墓葬的需求越来越强，刺激著对外来物品及原物料的渴望，区域分化以及以誓词
加强人与神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逐渐形成。如作者引述《梨俱吠陀》中人向神
献祭马匹时的誓言，“让这匹赛马为我们带来好牛好马、男孩和所有的丰富财富。”两者
间存在着忠诚和庇护的契约关系。另一个迷人的例子来自第十六章。《梨俱吠陀》中印度
教的中心神祇因陀罗，在之后的《阿维斯陀》中被视为次等的恶魔。作者解释这种反差可
能反映了当时北方草原人群对南方文明的态度。
安东尼教授更进一步试图将《梨俱吠陀》所描写的祭牲仪式与乌拉尔山的考古发现对应。
这种明确的对应关系或许还有待商榷，但这是作者在本书所致力证明的论点之一。在以有
形的考古印证无形的语言上，作者在第四章以相当篇幅讨论西元前四○○○至三五○○年
原始印欧语车轮及四轮车词汇，以及时代更晚的梵文及波斯神话中提及的马及战车，应是
更确实的交集点。
马战车的发明是由文明到野蛮，抑或相反？
使用原始印欧语的人群是如何因为开发了马的性能及改良了轮子，将自身的语言、铸造技
术、陶器制作及审美，逐步推向居住在广阔地域的人群，最后将不同地区的人群由个别的
点，连结成一个互动网？本书〈第二部：欧亚大草原的序幕〉即由考古发现给出了清楚的
发展脉络。
最初作为肉品、奶源的马，在青铜时代东欧大草原人群的潜能开发下，翻转成尊贵动物的
契机，很可能是从人们骑上马背开始。由马来控管牛羊牧群的效率远高于人力，马的耐力
及速度均远高于牛或其他的牲畜，骑马改变了人类每日可移动的空间范围。对马的性能开
发、利用，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型态，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学家们执著于寻找马匹驯化
及马衔证据的原因。
西元前四千纪前段，从近东城市的学来的一种车子，改变了东欧大草原上的生活景观。带
有板状轮子的四轮车模型开始出现在高加索山脉北部的迈科普文化中。随之发展而来的颜
那亚文化运用这种四轮车，并将之直接随葬于坟冢中。西元前三三○○至三一○○年间的
草原景观可能是，牧民惬意地骑在马背上驱赶着牲畜，不远处是牛拉着带有结实木板大车
轮的四轮车，像是帐棚车一样沉重却安稳，载着全部的家当，随着季节展开移居生活。
人员、牲畜及财产机动性的提升，使牧民得以利用更多的土地，也促进社会发展出人群间
互利共生的宾主关系（guest-host relationship）。这些人群死后被埋葬在一座座坟丘
中，形成了草原上的独特景观。而随着不同地域人群的结盟与分化，作者提出原始印欧语
也随之扩张，不断分裂、衍生出多样的方言。
这样的游牧、结盟、扩散特征非常符合一般认知的草原牧民形象。由高等文明区输入技术
及财富观念，更是天经地义。因此，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到了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
是近东城市文明发明了马拉轻型战车，或是认为草原马具是模仿自迈锡尼希腊文化。不过
，由考古发现看来，这一技术革新发生在约西元前两千年的乌拉尔山一带。大约三十年前
，俄国考古学者以出版形式公布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马战车，翻转了传统的观点。
在辛塔什塔遗址的一座墓葬中，明确发现了两个以辐条及轮框构成的辐轮印痕。与之前使
用的实心木板车轮相比，辐轮轻巧许多，制作方式也更为精细。与之搭配的是窄小、仅供
一至二人站立空间的车厢，而车的动力是两匹马。马的嘴角处发现了内侧带有钉齿的马镳
。这种马具的功能是将马衔固定在马辔头上。马镳的出现一方面暗示了马衔的存在，另一
方面则表示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系驾法。与这种轻型车同时发现的物品有长矛及箭头，
说明这种马车是用于作战。将马的速度与耐力与轻量双辐轮车完美结合，绝对是草原带给
世界的重要贡献。
随着马战车的出现，战争的型态改变，草原上筑有高墙、壕沟的内向式防御堡垒一座座建
立了起来。为了竞争铸造兵器所需的金属矿藏，激起了严峻的保卫战。另一方面，金属矿
等原物料的流通，也加速了区域贸易网络的密度。在敌对状态的战争及突袭掠夺之外，更
多是以和平交流、贸易的方式与中亚、近东及其他地区的商人、村镇及城市密切接触。马
匹以及之后到来的轻型双轮马战车以新奇事物之姿，进入了近东、西亚、中亚、南亚，成
为当地的战争利器以及身分象征。
安东尼教授提出的欧亚语系扩张模式，是由里海、黑海北侧的东欧大草原，向东到乌拉尔
山，深入中亚，并进入南亚。这一地理空间与人群飞速串连的物质表现，是西元前两千纪
青铜时代晚期横向分布于欧亚草原的斯鲁布纳亚文化及安德罗诺沃文化。以最初出现双轮
马战车的乌拉尔山为界，斯鲁布纳亚文化向西延伸到黑海北边的聂伯河；安德罗诺沃文化
则向东延伸，顺着阿尔泰山，一路到天山山脉一带。
大量的考古遗址都发现了相近的兵器及工具类型。这两个由辛塔什塔文化发展而来的文化
，将整个欧亚草原统合起来，把东西两端的强大文明区块连结在一起，使整个欧亚大陆成
为空前的交流网络。作者将欧亚草原视为桥梁，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的，“中国的商王和
希腊的迈锡尼诸王分处古代世界的两端，同时驾驭著马战车，并拥有与欧亚大草原青铜时
代晚期牧民相同的技术。”
这些互不相识的文明主体共同使用着源自欧亚草原的创造发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时候的欧亚草原世界没有文字，这些交流史都掩盖在东西方有文字的文明主体的论述中
。在东方，车子的发明者被认为是夏王朝来自东夷的奚仲。对于古典文明影响甚钜的冶金
术，在文献中并未被视为重要发明，其最初的状态似乎仅是以禹铸九鼎的传说带过。而欧
亚草原东部的人群又是如何看待、接受这些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人群，并从与他们的交流中
获取养分？都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并非置身事外的汉语
阅读这部著作，让人想起詹姆斯．帕特里克．马洛利教授及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于二○○○年出版、同样具有争议性的名著《塔里木的木乃伊：古代中国与来
自西方的人群之谜》（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塔里木的木乃伊》从欧亚草原东端的新疆木乃伊
以及已消亡的吐火罗语，试图探讨印欧语系在东方的发展与流向，可以为本书故事的终结
——安德罗诺沃文化扩及新疆，提供一个后续发展的衔接。
《塔里木的木乃伊》的作者提出，商王朝接受了草原的作战工具及模式的同时，也借用了
原始印欧语轮子的发音，将之用于汉字的“车”上。在字形上，商代甲骨文对“车”字的
象形表现也如著名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所指出的，与欧亚草原
东端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古代岩画马车几近一致。这些，以及早已引进的草原合范铸铜技术
，都说明著使用原始印欧语的人群在语言及文化上对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
张骞通西域打开的丝绸之路岂是“凿空”？考古发现已表明，舶来品或具有草原风格的物
品在汉代以前已十分常见，反之亦然。如本书所呈现的，欧亚大交流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
便以超乎想像的方式渐次展开。虽然原始印欧语起源、传布及变异的研究仍观点纷呈，本
书将原始印欧语如何影响世界的讨论，直接上推至西元前五千年，从东欧大草原上的人们
开始养牛牧马、铸造铜器，谈论他们的羊毛、车子，从一开始缓步成长，到西元前两千纪
的猛爆式贸易交流网络。
作者抽丝剥茧，以语言学及考古学证据溯源，从根本改变文明与野蛮的优劣观、畜牧与农
业的分隔线、游牧与定居的二分法等等充满成见的认知方式。由此展开的壮阔历史图景，
令人读来大呼过瘾！
在我们热衷于全球化议题的同时，不妨借由本书将时间段直接拉到最远，检视语言、马及
车轮如何成为有效的推进力，将世界串联在一起，应会对我们再次检视世界史上人类的区
域连动关系，不论是流行的古今丝绸之路或海洋丝绸之路，全球化乃至去全球化，都能有
所回应，带来深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