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论坛》消费视角：中国必须降低储蓄率 转移到庞大内需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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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一文中，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Arthur
Lewis）得出结论：“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理解一个转变过程，看一个经济体如何
从先前储蓄和投资占国民所得4%、5%或更少，自我转型成自愿储蓄率达国民所得12%、15%
或甚至更多的经济体。”
刘易斯认为，这个变化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快速的
资本累积，包含知识和技能资本。
降低储蓄率
刘易斯的见解与中国近几十年来以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成长息息相关，居高不下的国民储蓄
率带动了中国的经济成长，数字远超过刘易斯想像。失衡发展所伴随的风险也日渐攀升。
如果要逆转前面刘易斯所提的过程，中国必须要设法降低储蓄率，转型经济发展模式，将
重心转移到庞大的内需规模以发展经济。
这无疑将是个钜变。
过去30至40年来，中国依靠出口导向工业来保持经济成长快速。与日本和其他快速成长的
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成功地将国内的高储蓄用于投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而且随着中国
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从农业向出口部门流动，中国的储蓄率持续增加。
同日本和其他小型快速成长的东亚经济体，尽管制造业出口蓬勃发展，中国国内服务业和
非贸易部门，如电信和金融业，仍受政府高度保护和抑制。过度保护通常非必要地高。这
项结构失衡的政策使劳动收入和国内消费占GDP的份额相对较低，进而导致中国历年贸易
顺差不断增加，对美顺差尤其显著，也加深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的隐忧。
人民币升值
大约15年前，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施压下，中国被迫减少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国内公
共建设和住宅投资的支出，从而让人民币升值，出口商品价格上升。
结果一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从10年前GDP 8.6%左右的高峰一路下跌到今日趋近平衡（
near-balance）的状态。
但中国为了平衡这项失衡付出了惨痛代价。
虽然增加公共建设投资有助消化过度储蓄，然而过度投资将导致总体经济波动（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和形成“剃刀边缘”（razor-edge）的不稳定成长，一切事
已成真。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早已步上病态成长的轨道。从那之后，中国经济
完全偏离正轨。信贷膨胀下，中国推动公共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也创下历史新高。
降低过度储蓄的模式
历经国内十几年投资不断增加，中国现在面临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和
资本报酬率（return on capital）的大幅下滑。生产力下跌使GDP成长趋缓，总额几乎不
可能再与昔日相比。更甚，该国已经累积了巨大的总经和信贷风险，这将成为未来投资成
长的桎梏。
所有现象显示中国近几十年来高储蓄、高投资的成长模式将走到尽头。当务之急是发展出
降低过度储蓄的经济模式。
当初日本未采取类似措施的失策使其在90年代初期资产价格泡沫最终破裂，即使经济成长
前景非同小可，中国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降低储蓄是燃眉之急。
中国经济模式必须从先前的出口导向将重心移转到坐拥14亿人口的国内市场。
为扩增供给需求，服务和非贸易部门势必要开放给国外及个人投资者，这些部门在政府数
十年保护和抑制下，生产力仍相对较低。但中国在电信、健保、社会保障、教育、娱乐、
金融和保险产业中市场潜力不容小觑。中国在行动网络产业所引出的庞大消费力凸显使这
些行业自由化是明智之举。
中国庞大的内需优势
如此一来，中国生产力将大幅提升，因国内市场规模够大，一个产业内足以容纳多个竞争
对手。为弥补出口导向制造业结构转变所造成的失业，此转型也将反过来持续提供就业机
会。
更重要的是，开放以国内市场为主的非贸易部门将有助于增加消费需求和抑制过度储蓄，
进而提升投资报酬率。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几十年来，该国成功采用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小型经济体成长策略，但是却未善用
庞大的内需优势。
随着发展失衡带来风险日益显著，中国势必要更依赖国内市场需求，而非工业产能和出口
贸易。这将是管理国家储蓄的明智之举，也将是对美国贸易战的致胜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