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们就民粹了：难民危机里德国良民的变形记
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1656930
今年1月底，德国联邦总理梅克尔在为梅泽堡（Merseburg）的一所研究机构开幕致词时，
席间一名教授突然起身举牌，以温和但严正的语调打断了致词，向总理抗议：
我很担心孩子们的将来。我的小孩分别是两岁、四岁、以及九岁。您正在做一场试验，并
且也不清楚这场实验会有什么后果。对此我忧心忡忡。您身为一位物理学家，我期望您做
出负责任的决策。
这一段委婉稳重、毫无亮点、枯燥学院风格的抗议，所针对的是梅克尔宽容开放的难民政
策。语毕，教授转身迳自离开会场，留下梅克尔在讲台上独自回答：“O.K.，谢谢，”自
从去年夏天难民潮爆发以来，早已习惯到处被抗议的联邦总理，从容的语调仿佛是在发表
学术论文时接受指教：“我会负责任，也会致力于让我们德国有个美好的将来，我们今天
在这里所做的就是为了将来。”
学院会场里为梅克尔响起了掌声，而此刻会场外的德国社会，大规模的恐慌却正在蔓延：
在那不久前的跨年夜，德国第四大城科隆（Köln）发生了大规模的性侵与抢劫，参与人
数达上千人，事后检方公布的153名嫌犯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其中68人是正处于申请政
治庇护的程序，4名登记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47名的外籍居留状态不明，18名据推
测是非法居留。随后，多起类似案件延烧到德国几乎每一个邦。此外，各地泳池还零星发
生男性难民对女泳客性骚扰的事件，部分城市开始
谢绝难民进入公共泳池。疑虑与歧视甚至也蔓延到声色场所，例如佛莱堡（Freiburg i.
B.）的夜店就联合禁止难民进入消费。
短期内社会秩序的骚乱，让15%的德国人改变了生活方式：减少出门、不让子女单独在外
、申请枪砲执照变得热门、社区共同出资安装监视器、自发组织警卫队......等等。德国
社会不再能像去年面对巴黎恐攻那样，在严肃忧虑的同时，还有从容的余裕呼吁恢复正常
生活节奏、坚定面对挑战。
去年德国足球迷们对恐怖行动自信而幽默地呛声：“你们有武器，我们有科隆啤酒！”表
示要照常喝啤酒看比赛来对抗恐慌。言犹在耳，科隆性侵案过后，科隆啤酒顿失淡定神器
的光环，人们更需要的是防狼喷雾和防身电击棒——这类产品的销售量翻升超过七倍。
▎难民政策：被政治正确漂白的“别无选择”
比起一时的骚动，更大的挑战始终都是如何因应难民冲击就业市场、如何做到族群融合并
维持社会正义......等长远问题。自从去年夏天难民潮来临后，德国民众清楚地认知到，
过去那个能够慷慨开放多元族裔共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的福利国，正式成为历史。从政
经社会结构到文化面，德国恐怕都不会再是以往人们所熟悉的那个德国了。面对这场自二
战以来最剧烈的变局，对将来抱持高度不确定感的德国民众，从前几年的30%，陡升到超
过一半。
然而民众的恐慌却几乎得不到政治的回应。且不论社民党（SPD）、绿党（Die Grünen）
、左翼党（Die Linke）这些原本在理念上就倾向开放收容难民的左派阵营，连右派保守
阵营的老招牌基民盟╱基社盟（CDU / CSU）都在梅克尔的主导下，跌破众人眼镜地贯彻
开放边界的政策。正如梅克尔在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与随后的欧债危机时，以“别无选择
”（Alternativlosigkeit）的强势态度说服欧盟诸国执行财政紧缩，面对这次的难民危
机，梅克尔给出的答案依然是：除了开放，别无选择。
从去年夏天以来，梅克尔的表现显得比左派还要左。比起年初台湾大选前，第三势力阵营
里弥漫“只要有心，人人都是左派”的情况，德国政局里左右阵营在重大政策上一起携手
左倾的局面，则更加怪异罕见。借用《时代周报》一位记者的话注1：
梅克尔的基民盟对于其保守铁票们来说，就像是结婚多年温良贤慧的老婆突然出柜了一样
深深震撼了他们。
更糟的是，备受打击的心灵还找不到同温层来疗伤。主流媒体与舆论的风向，始终维持着
成熟公民社会应有的一贯态度：它们捍卫人权、关注社会正义、支持多元文化与多元性别
、批判种族偏见、并且刻意打压民族主义的声音。那些遭“另一半出柜”的保守选民，无
法期待再听到80到90年代“维护德意志传统文化”、“勤奋工作的美德”、“捍卫传统家
庭价值”、“爱祖国爱乡土”、“移工不属于德国”之类旧爱的话语慰藉（他们会希望自
己懂中文的）。
德国的主流媒体和舆论长年以来已建立了一套进步公民的“政治正确”（在德国也暱称“
PC”：Political Correctness）；它太正确了，正确到像个用脑袋走路并在道德制高点
上屹立不摇的严格导师，让不那么完美的平头百姓们又爱又恼。
此一政治正确有时候甚至正确到了自虐的地步：科隆性侵案发生的当晚，面对这场必然对
高度紧张的难民政策投下震撼弹，并严重撕裂社会共识的突发事件，还需要时间来做出审
慎反应的德国公广媒体ARD和ZDF，在第一时间的报导现场直接缺席了；于是德国民众只能
透过脸书的疯传与怒吼，以及外国媒体如BBC与CNN来获得消息。随后当CNN耸动报导德国
“全国上下惊声尖叫”的同时，德国主流媒体却在努力避免替嫌犯贴上种族标签，并且指
责想讨论嫌犯之文化背景的声音为“消费受害者的爱国主义”。
这种相对于台湾媒体正好处于对角线另一极端的反应，同样引发了民众的愤怒与不信任，
并且完全落实了极右运动“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支持者们对“
谎言媒体”的指控——它正确到不像真实，这一切都是体制内的政治势力联手操纵媒体、
欺瞒民众、意图使欧洲伊斯兰化的铁证。
在传统保守选民的眼里，德国已悍然迈向未知的疯狂。政坛与媒体以“政治正确”为名的
联手专制里，他们确实已“别无选择”。
前文那位向梅克尔抗议的教授名叫Thomas Rödel，今年48岁，是一位香味化学专家、基
社盟（CSU，基民盟在拜仁邦的姊妹党）的忠实支持者。抗议行动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
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所表达的内容也经过私下多次的严谨演练。抗议的影片被上传到
Youtube后超过百万人次观看（https://goo.gl/zUc2GN，原影片已下架），为此他在一个
月内所收到的E-Mail超过670封。寄件者有医师、律师、企业家、科学家，甚至还有在美
国柏克莱、哥伦比亚等大学任教的德籍教授。
其中一封来信称赞他是“公民不服从”的表率，代表“多数良民”的声音，并且祝福他能
熬过媒体、学界和主政者的挞伐，因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前东德的异议份子也都是这样过来
的——仿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成为一个极权国家。
“喔Rödel！看看你做了什么！”这位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惊呼。他并不仇外，只是
视这场抗议行动为自己应履行的道德义务。然而，他发现自己已身处一场新型社会运动的
浪潮里，顿时被拱成英雄人物。有别于1968年引领运动风潮的年轻鲁蛇学生，2013年以来
的这场运动是以事业有成的壮年温拿、尤其是学术界的熟男们为主角，一群最不可能上街
头的人。随后，由这场街头运动所成形的新政党“德国替代选择党”（Alternative fü
r Deutschland，简称AfD）找上他，力邀他入党。他没有决定入党，但认为该党对体制所
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
3月中举行的三个州议会选举，AfD乘着难民危机白热化与科隆案的余震，囊括了12%、15%
与24%的选票，得票率相较于往年爆炸性地成长两到四倍。这场选举的结果，被称作“极
右民粹”（der rechtsextreme Populismus）的大胜。
“极右民粹”？一般人很难把Rödel教授那样“老、富、白、学院”的良民们（Spießb
ürger）关连到“极右民粹”。对于后者，人们总是联想到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年轻弱
势少数；并且，前者也与后者的政治旨趣差异非常大。长年以来，“极右民粹”都是所谓
的新纳粹政党“德意志国家民主党”（NPD）的代名词，然而它始终不容易跨过5%的政党
门槛。AfD以德国有史以来成长最迅速的新政党之姿态接下“极右民粹”棒子的故事，除
了获得传统保守者的大力支持之外，还缺了一块拼图。
▎当机的左派，只剩道德高调
在述说AfD崛起的故事之前，我们还是必须先绕路从头去理解：
梅克尔的难民政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被其它欧盟国家称为“德国疯了”的梅克尔政策，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精细的理性考量，并
且与许多台湾读者印象不同的是：该政策的核心逻辑并非“人道救助”、“开放多元”之
类的人权或文化高调。
该政策的前提是对一个国际政治现实的体认：近东、中东与北非的战乱短期内不可能被敉
平，如果欧盟要防堵难民潮，则必须严厉采取长期措施；而德国作为一个出口经济体，无
论是欧盟各国或德国本身边界紧缩的措施，都会对德国市场带来相当的经济冲击。
相反地，如果开放收留难民，则除了不影响经济出口外，还可以在人口老化劳工昂贵的德
国里，为企业赢得大量廉价劳力来源，并同时扩大内需，带动经济成长。正因如此，梅克
尔推动此一政策之初，就受到以戴姆勒集团（Daimler AG）为首的企业财团背书。至于此
一政策将“引入难民补充人口形同为德国换血”的争议，只要留给坚持多元社会理想的左
翼们去应战即可。
此外，关于接纳难民后的社会成本问题，梅克尔当初喊出“我们办得到！”（Wir
schaffen das!）的口号，其计画是在政府挹注经费之外，另动员公民组织（
Zivilgesellschaften / civil societies），由有钱有闲又有热情的资产与中产阶级捐
款与担任义工（德国绝对不缺乏这种热情），为难民提供教育、医护、清洁、心理辅导、
就业辅导、社会融合等服务，减轻政府负担。这种外化社会福利支出的手段，除了可以被
视为变相的财政紧缩外，也是一种不必透过国家税赋机制介入就能运作的重新分配社会财
富的机制。
此一政策的核心，仍然不难看到有“去管制”、“外化社会服务成本”（另类的“私有化
”）、“公共支出紧缩”，乃至于扶植企业等逻辑的运作痕迹。我们可以说，在欧洲的难
民危机里，梅克尔仍然看到的是一个贯彻新自由主义的机会。此一精巧的配套方案，还有
相当合理的外部理由来支持：德国是欧盟最强国，并且面对伊斯兰族群已有良好的社会整
合经验（二战后大量引入土耳其人力）。此外还能站上人权论述的制高点，获得左派诸政
党的支持——连衍生的文化和意识型态的论战都可以外包给磨刀霍霍的左翼战神们去打。
这位基民盟的联邦总理当然不是左派，也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者”，她仍然是一位试图在
危机中贯彻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右派政治领袖。也许就像是日剧《医龙》里的朝田龙太郎，
敏锐地选择极精巧又极端的手术方针试图拯救绝症。这种极端的治疗方针，却连右派自由
主义的队友们也难以接受；同时它包装成像跟绿党站在同一阵线，也成为随后左派为其政
策辩护时的沈重负担。
梅克尔强势主导的“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事实上就是主宰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
确，高明地结合了左翼的政治正确。它的确让各方阵营都别无选择了。然而，新自由主义
逻辑并不会因为穿上了左翼政治正确的外衣而改变其内涵。
德国接收大量难民，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版本的去管制化与开放（劳动）市场，如同
每一项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各地被实践的情况，直接负担该政策之成本的，并非富裕与
中产阶级，而是本地的弱势族群。因为低薪工作、廉价住宅、公共运输、能免费栖身的公
共场所、捡拾空瓶换钱的机会、社会捐赠的物资、乃至于让弱势维持最低生活需求的各种
服务设施与手段，都受到难民的竞争而发生排挤效应。所谓“我们办得到！”的“我们”
，事实上应该是指德国本地的底层社群。
至于支持、资助、乃至于主动投入难民服务的族群，绝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他们本来就
免于承受难民所带来的排挤效应。他们将来不必和难民一起排队登记社会住宅、难民也不
会开着大众或奔驰去和他们争路权，更不会和他们竞争经理人或学术单位的工作。中产阶
级支持接收难民的慷慨，本质上与购买公平交易认证产品之良心消费的热情，有着类似的
结构；而这两种现象都是德国社会独步全球的特色。
通常大规模族群冲突问题的根源都是资源利益分配的冲突，难民族群和德国弱势族群之间
也不例外。两者所遭遇的困境都可以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政商联盟行动的结果：其透过强制
（有时更借助武力或天灾去“震撼”）的开放、去管制化、与财政紧缩，去松动、消解、
最后乃至于驱离在地社群，以便实现获利。当更便宜的近东、北非人力从当地被驱离而涌
入德国，较昂贵的本地弱势人力自然得面临自律市场的“退场机制”。
吊诡的是，梅克尔的难民政策所带来的在地弱势退场效应、以及后者的生存忧虑，这种典
型左翼关怀的议题，德国主流左翼舆论却有意无意地避开眼光——当人权与多元社会的理
念被与新自由主义同捆销售时，他们对下层结构的思考就暂时当机了。
在主流左翼被梅克尔政策的道德原则绑架的同时，难民问题所涉及的经济压迫与利益冲突
的本质，只被他们理解为文化与意识型态上的冲突。解决冲突首先需要的是“启蒙”，至
于经济利益重分配的思考则逐渐退居二线的技术性讨论。这样的主流左翼，被德国舆论称
作“文化左翼”（die kulturalistische Linke）。
两德统一后的90年代，德国在富裕稳定的大环境下，原本冷战时期关于政治与经济路线的
争论不再，社会的动能开始聚焦于世界观、文化意识型态、以及生活方式的问题。与此相
应：（1）冷战时期家长威权式的政治文化被彻底解消，转变为技术官僚性格的社会福利
国，政府首长与警察的权威不再，施政手段改以柔性推动（Nudging）、协调、以及服务
为主。（2）转型正义、反省欧洲中心的观点、检讨以异性恋为主的传统规范、批判教会
、保障多元差异、绿色思维、动物权抬头......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基调。
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转型正是当前台湾社会运动与改革所向往的目标。台湾人口中所谓
的“先进国家”，其“先进”的实质内涵并非国富兵强、科技发达、政策雷厉风行、抑或
人民都很守法有礼貌，而是一个秉持“道德高调”（Hypermoral）进行“高调批判”（
Hyperkritik）的公民社会，确保了传统意识型态权威的解消与政经权力的分散，由此实
现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左翼”就是“道德高调”的具体表现。
然而，文化左翼的道德高调能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前提，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稳定社会
。自从2003年德国实施大规模去管制、私有化、减少社会支出的改革后，让越来越多人从
中产阶级跌落底层，至今德国每七人就有一人落到法定贫穷线以下。
德国文化左翼的道德高调，在遭遇越来越多缺乏中产阶级世界观、“无法沟通”的底层族
群时，嘲讽与训导的姿态就越来越严重。
面对与开放劳动市场、解除管制是一体两面的开放难民政策，底层族群当然要发声抗议。
然而，论述本来就不是底层族群的专长；他们发表见解，经常不得不借助一些现成而不假
思索的、未经批判的思考方式（例如“政府要优先保障自己人”）、乃至于通俗的文化成
见来表达。因而往往踩到文化左翼的红线，便直接被贴上种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标签，打
为保守反动没教养的极右派。甚至在较稳健的左派媒体里，还是偶尔可以看到“连数到三
都不会的爱国民粹”、“这对极右派的脑袋而言显然太过高深难懂”之类的讽刺。
在这些“爱国主义者”、“极右派”的眼里，缺乏政治经济批判、无法提出有效抗衡新自
由主义的对策，却又摆出高姿态的文化左翼，当然也就逐渐变成了“左胶”。后者所宣扬
的“好客文化”（Willkommenskultur）成了极具讽刺意涵的“好人文化”。“好人”（
Gutmensch）这个德意志最美的风景，暨“谎言媒体”之后，被选为2015年的年度滥用词
。波兰极右政府的外交部长对德国的回应，则可以充分为“爱国主义者”与“极右派”对
“左胶”的不屑代言：世界不会自动变成一个素食族与自行车骑士文化的世界——或更具
体地说：一个德国绿党（Die Grünen）和左翼党（Die Linke）的世界。
不少无法认同文化左翼的边缘族群，因而“别无选择”地被排挤到极右翼的阵营里——并
且最后也在那里建立起归属认同（主要是透过脸书）、真的成为仇外的爱国主义者与种族
主义者。这正好映证了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说法：
左派的失能正是让右翼骚动白热化的原因。
至此，人们便看到，像前文中Rödel教授那样“老、白、富、学院”的传统保守菁英、以
及“青、白、贫、俗民”的底层弱势，两者之间有了共同交集；出于反抗那“别无选择”
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左翼主流舆论的联合体制，最终合流成极右的“替代选择党”——
AfD。一个奇葩的体制组合：“新自由主义的左翼一言堂”（die linke
Gesinnungsdiktatur des Neoliberalismus），触发了另一个同样奇葩的反体制组合——
老菁英与新边缘的联盟。
▎反体制AfD：德国奇葩的替代选择？
以反体制为核心诉求的AfD，在政策面上始终都是针对单一议题，并且其政治调性皆能随
著危机发展而临时改变（舆论称其为一个“Ad hoc”的政党）。AfD在2013年成立的契机
，乃是反对梅克尔在欧债危机中的援外纾困计画，并进而主张退出欧元体制。当时的AfD
主要仍反映着老派菁英的自由保守主义（或称“新保守主义”）：父权、爱国、爱家，但
拥抱自由市场、反对基本工资，要求政府停止纾困计画并挹注国内教育，“让孩子们有更
好的未来”。2015年继而针对梅克尔的难民政策，开始与“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
”（Pegida）的边缘极右运动靠拢，力主排斥外来族群的经济保护主义。
与种族主义结合的经济保护主义，显然和AfD先前所持的自由保守主义是彼此冲突的，但
政策逻辑的前后不一致对AfD而言显然并不是问题，只要做些党务路线的“内部微调”即
可：2015年7月，AfD的创党党主席、汉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Bernd Lucke因党内斗争清算
而下台出走并另组新党，由更为激进而年轻的Frauke Petry接手党主席。
在Petry领导下的AfD，发展出一套精巧的论述策略，掩盖了支持群众中老菁英和新边缘的
断层，将菁英家庭价值与反伊斯兰种族主义、反同性恋与经济保护主义、爱国主义父权政
治与经济利益重分配，笼统地概括在同一套政治信念之下。
这套论述建立在对1980年代之西德的美好想像上。此一并不符合史实的怀旧想像，是90年
代德国转型为开放多元之公民社会后，流离失所的幽魂们所栖身的居所。在那里，绿党还
是街头运动，左翼党还只是危险而边缘的共产份子；街上看不见多元性别的妖魔鬼怪，气
候变迁只是新潮的危言耸听，人们拥抱核电的便利，大方享受肉食，国家的权威保障了秩
序，没有动不动就喊“警察打人”的刁民，社会平安和谐，工作机会有保障，大城市里的
就业辅导中心（Job-Center）还没充斥着外国面孔，而“男人还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
汽车还是汽车、德意志还是德意志。”
此外，AfD的政治人物更是善于以暧昧言词来挑动成见、煽动支持者情绪的高手。他们相
当聪明地与NPD等新纳粹划清界限——同样都被称为极右民粹，新纳粹对AfD而言却是禁忌
。例如AfD不愿与九成以上的民意作对，也宣称支持开放收容政治难民（经济难民则另当
别论），但是——魔鬼就藏在这个“但是”里——谁知道那些自称因政治迫害或战乱逃离
家园的难民说的是实话呢？谁知道他们不是只因在家乡当鲁蛇混不下去，才想跑来给我们
德国纳税人养呢？如此，台面上的AfD政治人物以理性包装的言词，刻意挑动群众对难民
的不信任，再鼓励群众用“正常的理智”——实际上就是对伊斯兰的偏见——去自行思考
；于是，其支持群众在社群媒体上表现露骨的种族歧视，就只是“多数民意的反映”，而
不代表AfD官方的政治立场。
台湾的读者应该对这类的论调不陌生：“不歧视移工，但是他们都......”、“尊重同志
，但是他们不能......”，AfD的政治人物即是将这套民粹修辞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能手。
当AfD所吹捧的梦幻德国越脱离史实，他们就越能提供支持群众的认同与归属；当他们的
民粹修辞越模糊暧昧，就越能让群众的成见理直气壮，即使是突破二战后长久以来的社会
禁忌（种族主义）也不会感到内疚。
然而，游移在禁忌边缘的AfD，其支持度虽然因此获得爆炸性的成长，震撼了德国社会，
但他们要继续维持这样的发展却一点也不轻松。
AfD生长的土壤是群众反体制的愤怒，但是它的目标却是进入体制。为此，要在满足群众
们极端而激情的期望，以及符合德国公民社会体制最低限度的游戏规则之间取得平衡，
AfD的政治人物始终都不得不弄险。党主席Petry为了满足群众期待，抛出了“面对难民，
必要时可以在边境上开枪”的提议造成舆论大譁，即是一例。Petry若不下此险棋，相当
有可能重蹈前主席被党内极端声浪倒台的覆辙。这个无根而善变的政治势力，其领导人时
时都可能被台面下的集体情绪所反噬。因此，该党也普遍缺乏能与其他政党进行协商的余
地。
在弄险之余，AfD也必须确保自己不会因极端主张而被社会边缘化。这使得其政治人物在
主流媒体的谈话性节目亮相时，通常都显得不是很自在；在这些“谎言媒体”的舞台上，
他们始终不敢火力全开与眼前“左翼一言堂”的对手们针锋相对。透过极端反体制的手段
而欲达成进入体制内的目标，始终是该党的严峻难题。
尽管AfD在3月的地方选举迎来了其发迹以来的高峰，Petry也乐观宣布AfD要在下次选举正
式进入体制内，但随后的政治局势却不一定对它有利。至少，在欧盟其他国家严厉地扮起
黑脸阻挡难民潮的效应下，虽然德国还站在欧盟地理中心位置上坚持当“好人”，其每日
所接受的难民人数，也连带地从3000人减少至100人左右，AfD反对难民政策的理由已经越
来越弱了。并且，老牌右派政党基民盟也还够右，观察家预估其仍大有能力把之前愤而出
走的保守人心们带回家去。
不过，只要德国的左派还无法摆脱替新自由主义政策背书的局势、无法摆脱作为“文化左
翼”而不能与新自由主义相抗衡的命运，德国政坛上的黑（基民盟）、红（社民党）、绿
（绿党）、深红（左翼党）就无法改变多年以来政策共同趋向单一色调的趋势。德国民众
“别无选择”的无奈感就始终无法解消——要知道，3月AfD取得最大成果的萨克森-安哈
特邦（Sachsen-Anhalt），投给AfD的选票，有64%的理由都是“对其他政党感到失望”，
而认同AfD之政治价值者只有27%。
或许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即使AfD在体制内取得一席之地，它最终也不得不往中间——或
更精确地说，往新自由主义靠拢，成为下一轮“别无选择”之体制中的一部分。
到时，反体制的浪潮还是会借助各种突发的契机，也许是恐攻，也许是再一次的金融危机
或新型态的难民危机（例如气候难民），再以极右民粹的姿态重返，重新撕裂德国社会。
相对于德国社会，台湾社会反而不必时时提防右翼民粹的出现。因为，德国的“替代选择
”，一直以来都是台湾的“主流”——台湾社会早已习惯而不太感觉痛了。
（＊编按：经网友指正翻译，将原内文科隆事件“其中68人是正处于申请居留程序的难民
、还有47人是非法难民”更正为“其中68人是正处于申请政治庇护的程序，4名登记为无
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47名的外籍居留状态不明，18名据推测是非法居留”谢谢网友！）
▎备注
注1：
《时代周报》2016年3月1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