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礼记‧中庸》）
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宋明儒学大致上可以划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理学强调
儒家“道问学”或“智”的这一面，心学强调儒家“尊德性”或“仁
”的这一面。理学的代表人物是朱熹，朱熹虽然主张“性即理”，肯
定人之性善，道德价值的根源是内在而非外在；但把握价值根源的方
法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也就是通过静坐（主敬）保持心
平气和，然后再去读书（致知）。读书当然不是漫无边际乱读，是以
儒家经典为优先。读书是为了开发人内在本来就明白的天理，虽然是
本来就明白，但不通过学习、思辨，对天理的认识、实践难免有偏差。
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是王阳明。阳明并不赞成朱熹的修养工夫，
理学发展到了明代已经产生很多流弊，许多儒生虽然熟读《四书》，
参加科举考试，但不一定有实践圣人之道的诚意，仅是将《四书》当
成工具，谋求一官半职而已；又或者是依循朱熹重视知识的途径，对
经典进行纯学术性的研究，无益于国计民生。因此阳明主张“心即理
”，认为修养工夫的下手处，是肯定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从内在开发
出道德实践的动力。朱熹所强调的知识学习不是不对，但那是在“诚
意”、“致良知”以后才需要做的事情；知识可以帮助良知有效运用
、改造现实条件，但不能代替良知本身的觉醒。
王夫之（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对于理学和心学
的争论，船山有独到的看法，要综合两派之长。心学发展到明末也产
生了流弊，阳明讲良知固然是重视道德实践，但门人对良知的理解却
出现分歧，有些人受佛家、道家影响，脱离现实经验，使良知显得空
洞化；有些人则是直接将个人的偏见和情绪混同于良知，变成自以为
是。心学做为个人修养固然很好，但要治国平天下、抵抗外族入侵，
就不能只谈主观的心性，更要建立一套能够有效运作的客观制度，过
程中当然要读书，要包含许多知识内容。阳明本身当然熟读四书五经
，且用兵如神，对于政治、军事的专业知识应该很熟悉，但这部分在
阳明的言论、著作当中没有表现。相较之下，理学重视教育，对于培
养人才、参与政治运作反而比较有帮助，但也容易僵化。
船山的思想体系不以“心”而以“气”为首要概念，“气”指的
是“整体实存”，其中当然有良知的跃动，但这跃动要连同我们所处
的广大生活世界、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对此的认识理解一起呈现
，不是单提一个良知；理学所讲的“天理”或心学所讲的“良知”都
是一种后设的反省，不能离开真实的世界独立存在。船山思想可以说
是恢复了孔子“仁且智”的完整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