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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大部分当代新儒家信徒的基本关怀是：儒学在今天还可以有什么
用，而不是民主是什么或我们的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儒学在今天还可以有什么用
”其实就是他们的主要关怀，所以他们可以把现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连接到这一关怀。结
果就是很容易把当下社会的各种现象投射回到“缺乏儒学”这一共同原因上面。例如“霸
凌”、“不让座”，都可以是因为缺乏儒学、无根、缺乏传统文化、缺乏道德教育…对这
些信徒的文化心理焦虑做研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使用语词
时自由连接的问题。昨天和一个朋友讨论时，我说他们关心的问题，就是民主缺乏传统文
化就是没有根的。我朋友马上说：在讲什么，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断过啊。由此也可以看
出，他们自由串联“儒学”、“中华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文化”、“道德”这
些词其实大有问题。应该可以说是某种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视野。更不用说缺乏比较具有
现代意识的，谁的文化、谁是我们这样的思考。他们的“有根”，其实就是画出一个自定
的圈圈，然后用子安宣邦的话，在内部中不断复制、巩固这一意识。但台湾有原住、新住
(虽然我自己喜欢的观点，就是“都是借住”)等不断变动的现象。啊，他们是要一根独秀
，还是要让大家各根其根？)
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诊断错误还要开药方。
民主当然可能会有问题，不管是制度的设计、制度的执行，但这些问题，和个人的道德信
念、道德修养是两回事。民主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应该是修正有问题的制度、确保暂认没
有问题的制度没有被歪哥实施。而不是将现实民主生活中，各种恶都算到民主头上，然后
要以自认为的道德来修补。
民主和个人德行有没有关系？当然有，那就是民主制度所含的：每一个个人不能被抹杀(
部分地实现了康德的目的王国)，每一个个人对另一个个人成员应该抱持平等的态度、对
于民主体制的更动应该抱持与其它成员透过程序的规定来完成等等，民主要求的美德也有
很多。杜威就认为民主的美德就是德行教育最重要的内核。但是他们就把西方的民主，简
化为是一种互相制衡的制度，所以就是一种防恶机制，不鼓励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
兼备仁智的善。制衡恶，难道不是一种善？这就是我说他们比较缺乏“制度伦理”思考的
原因。记得康德就说过：能让人可以行善的国家，就是一个善的国家。(求引文出处…)亦
即人能在其中自由行善，不会被强制或鼓励行恶。想想纳粹，想想现在的中国，就应该能
体会到什么是善的制度，什么是恶的制度。)
至于个人要视自己有圣胎，是嘴里承认、心里相信称信为义永远服膺主的义人，或是永生
追随无上至爱宇宙超无敌恒无真有的海鲜的爱好者，那是个人的追求。除非与公众生活相
涉，与民主生活并无关系。用老话来讲，就是公私问题；用新儒家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内
修外治的关系。这个也是新儒家论述的一个大问题。(没有负面意涵的“问题”。)
在昨天的会里，杨祖汉就很明确地说牟宗三先生认为把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错的。然而
另一些，如前天的李明辉，就说政治不能没有道德。(不要以为他们在说不同的话，表面
上不同，但在没有清楚界定下、没有时间厘清下，他们也许在说同样的话。透过“良知的
坎陷”一词，可以有多样连结。)
就学术上来讲，“内圣外王”是帝制中国士人必须面对自我与政治管理这种双重身分的关
系下有的论述。但不管是“内圣”，还是“外王”，在帝制中国下，就字面意义上而言，
其实是多少有点犯忌讳的，这个从《四库全书．集部》里两词加起来只有三四百个用例，
而御制诗文集就占了八分之一的现象可以得知。这意味着在现实上，这些士人还是谨守帝
制下被规定的分寸，不会极端化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自然也不会，整天在想着成
圣成王的事。（也许嘴里常常讲？）
但当代新儒家面对的是没有古代中国士人结构的社会，却反而在语词的使用中极端化他们
的理想，想来，心理的压力必然大很多。(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在非帝制的制度下，才会
发生的事。想想在今天的中国谁敢随便大力张扬内圣、外王，除非暗指与党同义的习。)
虽然，就外表判断，有这种倾向的人应该没有很多。其中谦谦君子还不少。但这样又回到
语词使用、语词的指向、包含内容的重量等等。(啊，你自己都脱离自己语言之所向只说
不做，还要教我的子女去追求…)极端化的语词，如他们所示，就像形上学的最终本体一
样，很难把抓。在这种情况去论述，也难怪可以上天入地，什么都有关，什么都没关。
台湾的民主还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可以大家一起活着共同想办法改善。这些问题，存在
于民主实行的经验中，绝对不是因为背离什么延绵千年又断绝的原始起点而产生；而解决
这些不理想地方的方法自然也不会是回到这个想像中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