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大约永远不会再有过去
三十年的那种高速增长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公开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公开提出等
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在这一年，一个
对局外人来说不那么显眼、但对中国长期演进颇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趋势更为明晰和强劲
，那就是儒家快速进入思想和政治之舞台中心。
儒家之复兴并非新现象。八十年代初，全权体制的控制一放松，传统就在复兴，其中当然
包括儒家。放长视野，三十年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本质上就是传统之复兴过程。
不过，这种复兴多集中于社会礼俗层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蒋庆先生倡“政治儒学”，开
思想界回归儒家之风气。所以，我敢大胆断言，蒋庆足以进入现代中国五大思想家行列，
他也恐怕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来，儒家之复归就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在2005年召开的第一
届儒教会议上，蒋庆等儒者公开提出构建“儒教”之理念，让世人得知中国大陆儒家进入
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由此，敏锐的大陆儒家学者走上了与港台儒学、海外儒学完全
不同的进路，也即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
儒学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
劳斯的背景。过去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界隐然有一个“施特劳斯派”，施氏核心教诲是重
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随施氏亦步亦趋地研读柏拉图，学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称希腊、罗
马，并以掌握了统治的隐秘术而自豪。但实际上，施氏的教诲是超越“历史”，抛弃意识
形态，回向“自然”。中国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图那里，而只能在儒家中
。
因此，头脑灵活的施派学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劳斯的甘阳提出“通三统”
论，主张在当下语境中，中国的合理秩序应当沟通孔子、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传统。借
助毛、邓之政治正当性引入孔子，或者反过来，借孔子论证毛、邓之历史文化正当性。最
近，甘阳又撰文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理念。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丁耘为首的一批上海年轻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即“儒
家化”的命题。2011年初，这些学者与一批儒家学者、几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共同在北京
西山大觉寺召开了“儒家与社会主义”研讨会。会间休息，有游客探头看到横幅“儒学与
社会主义”，惊讶地说：“这两个东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这个会议结束不久，在广东从化，另外一批学者召开了“儒家与现代社会治理”研讨会。
在这个会议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所提出的“儒家宪政主义”理念，引起了较大关注以
及争论。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思想界开始对儒家进行不同的诠释。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发表的一
篇重要文章《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中的分析范式，甘阳、丁耘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
主义倾向，这种立场支配着他们对儒家的解释和援用，他们试图在儒家与当下政体之间建
立起直接的关联，以为现有统治秩序提供正当性。
从化会议的参加者，不论是专业的儒学研究者，还是政治哲学思考者，大多数具有自由主
义或宪政主义立场。因此，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儒家与宪政、民主、人权之间的双向诠释。
这种立场分歧恰恰说明，回归儒家已经是大势所趋，因为，不同思想流派都在回归儒家。
而与此前不同，这一次，儒家的复兴已不是个学术问题、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思想问
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学者们所讨论的实为政治之最深层次的问题：正当性（
legitimacy）。上述两种不同取向的学者均面向同一个问题：现代中国政治秩序之正当性
。
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
最近中共似乎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2011年10月中旬，中共召开其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中充满官样
文章，但有一句话却十分重要：“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宣导者和发展者。”其中，最
为重要的又是第一句话。
当然，恰恰是这句话已引起了不少争议，甚至是嘲讽。但这些争议、嘲讽其实都不得要领
。中共党的会议公报不是历史书，而是政治宣言，因此，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
敍述，而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且指向未来的政治修辞。
从客观历史的角度看，这句话难以成立。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主流精英群体的基本价值
取向就是反传统、反儒家，自由主义者如此，民族主义者如此，中共则最为激进。中共建
政，中国社会陷入深刻的紧张、对立、冲突之中：政治与文化之对立，知识与生活之对立
，政统与道统之对立。
当然，如前所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这种对立就有所缓和。中共对传统、对儒
家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首先，邓小平以其务实精神放弃了另行建立道统的雄心。这样，
社会开始自然地回归，从而有了传统礼俗之部分复归。随后，中共自身也局部地接收传统
、儒家。九十年代初，执政党正面宣导“国学”。随后，儒家的词汇、理念融入官方话语
体系，比如“和谐社会”。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则等于正式宣告，中共希望化解文化
与政治的冲突，放弃其曾经长期奉行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而全面地回归中华文明，接续
中华道统。
中共这一转向，对于中国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尚待进一步观察。
国家主义者对中共这一转向当然十分欣喜，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而曾在知识份子中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则因此陷入进退维谷之困境。
过去十年，自由主义在持续地分化，笔者在《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一文中对此有
所分析。有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比如笔者，同样进入儒家思想殿堂，重新发现和诠释儒家
，而提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方案。一些从事政治哲学研究、而具有宪政主义立场的学
者，也具有这种倾向。
但是，主流自由主义者却仍然坚持胡适以降的自由主义反传统、反儒家的立场。比如，今
年，易中天、袁伟时、张耀杰等三位自由主义学者分别撰文，从历史、从政治理论等角度
，对笔者的儒家宪政主义理念提出严厉批评。
笔者对此一一作出回应，而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我看来，如果抛弃偏见，并且具有一
定的政治哲学训练，那就会发现，儒家义理与宪政民主间并不对立，相反，有诸多相容、
相通之处。笔者正在撰写的《华夏治理秩序史》（年底将出版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制
）和《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去年底已出版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就试图从历史、
从儒家义理角度，对此进行系统讨论。
姑且不谈这一点，当下中国思想、政治、文化之“势”，也要求自由主义者必须一改此前
对儒家的简单粗暴态度，以认真的、理性的态度对待儒家。事态已经非常明朗，儒家正在
快速回归，并已成为最为敏锐的思想人物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或许可以预料，从现在开始
，并且必然越来越明显，中国真正的思想论战将从西方牌号的不同意识形态之争，逐渐变
为儒家内部不同学派之争。思想者分别接受不同的外部思想资源，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政治
取向，因而，侧重发掘儒家思想之不同面相，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体系。现在实际上已
经局部出现这样的局面。
换言之，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思想界充当西方常识传播者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思想之
主体性正在重建，必然地，儒家将成为未来中国思想之基本话语。你要讨论中国问题，构
想中国的优良治理，就必须从儒家出发。你可以深化儒家、丰富儒家，甚至扭曲儒家，但
你再也无法假装儒家不存在，或者完全拒斥儒家，而仅用西方话语言说中国之问题。
在这样的思想竞争场域中，自由主义若不想进一步边缘化，就必须面对自由、宪政、民主
与儒家价值的双向诠释这一重大理论课题。完全拒斥儒家的态度固然是荒唐的；把儒家仅
限于个人私德之养成，把政治交给西方理论和制度，同样是不理性的。因为，今日中国所
面临的问题是治理秩序之全面重建，不可能分清私德、公德，而中国未来的政治架构一定
不可能照抄西方现成方案。因为，即便在西方，其制度也各不相同，西方对中国从来不是
现成的。
更何况，中国的规模，远远超出西方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制度设计之复杂性是西方任
何理论家也没有面对过的。而儒家一直在处理这样的巨大规模政治共同体之治理问题。仅
这一点，就让儒家之思考、传统中国之治理智慧，对于今天构想、建设旨在保障人的尊严
和自由的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自由主义如果不想继续被人视为浅薄，就必须中国化，也就必须与儒家和解、对话、融合
，中体西学，资相循诱，接续中华道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