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有客问，“何谓文明？”
我只回答，“文明是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语。”
这真半点不“学术”；当然，也似乎不切题！
但是，我犹然记得，以前有禅宗和尚，更不切题。一回，慧超问法眼和尚，“如何是佛？
”法眼云，“汝是慧超”。另有一回，僧问大龙，“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大龙
只回答，“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
类似之禅门问答，真是不胜枚举。禅宗和尚这看似不切题，其实，他们比谁都切题。中国
传统文化，一向儒释道三家并举，晚唐之后，禅宗在佛门里一枝独秀；若论生命之鲜活，
临事之应机，则在三家里最属丰姿卓异，独领风骚。禅宗的大本领，就是让人回到生命原
点，把人拉回最真切处；既不歧出，也不囉唆，更不空言；于是，永绝戏论。学佛，本是
好事，但稍一异化，再好之事，都会变成坏事。学佛，误入歧途者，多矣；因此，禅宗要
永绝戏论。
“如何是佛？”看似问得好；“坚固法身”也好像是个大问题；凡此，都很可以洋洋洒洒
议论一番，也很合适用哲学语言谈得天花乱墬。但关键是，议论得再好，言说得再精妙，
与自身何干？能有助于解决最根柢之烦恼吗？有时，谈得越多，岔得越远；说得越巧，生
命越不得清安。现代学者，正最受困于此；平日夸夸议论，却忘了要留心当下修身之事；
结果，真正面临生命实境时，顿显苍白，比谁都踉跄不堪。
因此，“如何是佛？”虽说问得好；但“汝是慧超”，才是当下之真实。“坚固法身”自
然也可以问；但“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则是回过身来，谛观最亲切最近前之实境
。禅门巨匠，是随时提醒着你，什么，才是最真切？
今年四月，我因《孔子随喜》，遂有大陆之行；在北京，与一位年轻朋友见了面。对之，
我本期待甚深，觉得是个有志气、肯用功的。但聊了天，也和他出了门，一趟下来，却只
见他不管识与不识，对人均颇淡漠，也都少有言笑；沿路的街景风情，更几乎不闻不问；
路人不看，市招不望，连北京四月的夺人新绿，那嫩叶细芽，甚至满城柳絮，也都丝毫无
感。那几天，北京天气出奇的好；但我走着走着，突然有些惆怅，惆怅他平日之好学深思
，平日之忧国忧民，竟与北京城这蓝天爽阔、白云悠悠，已然，都毫无干系。
中国的读书人，自宋儒以来，逐渐脱离了民间，也脱离了自然。于是，他们平日读书，早
已自成一物；他们每天正心诚意，每天忧国忧民，却不再与万民相怡悦，也不再与万物同
俯仰。结果，他们日渐酸腐，也日益空疏，遂相竞逞高骛远；于是，就出现了最极致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这名言，极高极远，乍看之下，也极为动人；但赞叹之余，再认真一想，却会发现，
那其实一点儿都不真切。宋儒此风所及，又受西方学院影响，百年来的读书人，更普遍好
抽象，尚高远；每每长篇大论，动辄雄辩滔滔。但是，他们对近前之事，却更鲜有欣喜；
于近前之物，又少有爱悦。如此生命颠倒，就难免饱受异化之苦；其念兹在兹的伟大理想
，也必然一次次落空，一回回幻灭；结果，干枯萎顿，身心俱疲，一个个，都像受尽了莫
大的委屈；从此，神州大地，尽是愤青。
当年宋儒，竟日标榜孔子；但孔子与之，却是截然不同。孔子在世时，虽然栖栖遑遑，备
尝辛苦，但生活却依旧滋滋润润，多有意趣。他与当世之人，闻风相悦；即使鸟兽草木，
也兴味盎然。与门人，或笑语吟吟，或诃斥怒骂，其鲜活，其明亮，最有一派风光；与时
人，即使争议如南子，也能知心解意，互有谅体，遂皆可蔚为风景；其言志，“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更是具体，更完全不标榜，半点不伟大。
这就是孔子。
如此平常，如此真切，如此直指当下，正是孔子之不同于宋儒，更迥异于今日读书人之处
。读书做学问，本是好事，但一经异化，也尽成了坏事。当今学者，误入歧途，甚矣，多
矣；一如现代之所谓“文明”，其异化疏离，更早已是无以复加！现代在西方“文明”引
领之下，物量膨胀，产业疾奔，人被催逼得忙迫不堪，狂躁不已。到头来，与人极疏极远
，精神疾病因而蔓延迅速；与物隔绝无亲，生态物种遂急遽灭绝。发展至此，只是造作，
更是造孽；若谓之“文明”，又岂不荒谬？
真正的“文明”，本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真正的“文明”，必然是青天白日，无有阴
郁。“文明”荒失既久，而今，有志于“文明”重建之士，当似昔日禅门巨匠，亦如孔老
夫子，直指当下，重归真切；若能如此，那么，“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语”的“文明”
之境，又岂真迢远？说到底，那也不过是桩近前之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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