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本书是美国汉学家芮沃寿于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六次讲稿整理成的著作，内容横跨了两
千多年汉传佛教的发展史。题目非常大，却是以演讲的形式呈现，因此内容并非细致的
论文，而是重点式的概说。
全书分为六章，前五章分别自东汉至清末民初分为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回顾该时代
的特点，第一章：汉代的思想与社会、第二章：准备期：三国至西晋、第三章：驯化期
：东晋至南北朝结束、第四章：独立发展期：隋唐时期、第五章：挪用期：五代至清末
、第六章则作为总结，探讨佛教在中国留下的遗产。
汉传佛教的发展有一个特点，亦即菁英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这是许理和在“当佛教入侵中国”一书中讨论的重点(此书探讨的主要是南朝佛教在士
大夫阶层的发展)在本书中也能够看到这样的发展脉络。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建立的儒学体系基本上支配了两汉的政治、
文化、思想等不同的面向。在这种稳定的架构下，佛教虽然早在东汉初年便传入，但并
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在东汉末年皇权衰弱，大一统的帝国分崩离析之后，这个旧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崩溃
，统治阶级(皇帝及士大夫)则试图再建构包括政治在内的价值体系。
在这种背景之下，佛教才在传入近两百年后慢慢步上历史的舞台中央，正式进入帝王与
士大夫们的视野。
西晋短暂的统一不足以完成价值重建的任务；相反地，晋室南渡不仅仅是造成再一次的
分裂，更重要的意义是一直以来的华夏文化中心落入胡人的统治。
北方胡人政权并没有汉人儒学的思想包袱，愿意全面采取这套系统的也不多，因此同样
作为外来事物的佛教便成为了他们的选择之一。如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高僧大德在北朝
的地位或不光是基于本身的修行，胡人统治者的这种考量可能亦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南方汉人政权固然以华夏正统自居，但也能看出统治者试图从佛教寻求建立
新价值体系的企图，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梁武帝的尝试，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
在南方四朝24帝近170年间，梁武帝统治的48年依然是最稳定与繁荣的时期。
除皇帝之外，士大夫对于佛教的发展与影响可以分成两方面观察：一方面是在许理和书
中称之有教养的僧人/士大夫僧人。这些新的菁英知识分子，以列名高僧传者为例，其中
只有极少数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多数是来自社会的底层，但他们在佛教中则能摆脱
俗世阶级的限制、得到良好的教育；同时另一方面便是这些高僧能与当时的名士谈玄论
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谈最初是以道家思想为主题，当佛教名僧参与到这类活动之中
，便促进了佛教在这个阶层的传播。
隋朝统一中国后，因政治分裂而使南北佛学朝不同的发展方向得到了融合的机会，天台
宗便是这种南北融合的例子，而另一个特殊的例子则是禅宗。
禅宗无疑带给知识分子巨大的影向与智性上的刺激，直到宋儒成功的将禅宗思想挪用到
其所建立的新儒学中，使得理学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兴趣或利益所在，佛教
的地位在此一阶层中也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汉传佛教的发展除了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还有一支是大众佛教。
古代社会中能读书识字的毕竟是少数人，不论中外皆是如此。去研读诸如什么阿毘达磨
、五部大论、法华三大部等等的并非绝大多数佛教徒的选择。因此以某种简易的方式满
足普罗大众的宗教需要也不意外。
也因为一般大众对于佛教教义本身没有太多处理的能力，各宗教之间的边际愈加糢糊，
你拜我的神，我拜你的菩萨并非少见，其末流者便形成如白莲教、一贯道那种大杂烩式
的新兴宗教。
前面提及的禅宗的特殊性就在此显现：它一方面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另一方面也由于
禅宗不重经论的性质，而为普罗大众所接受，有不少新兴宗教便自述得之于禅宗的传承
。
然而近两千年来儒释道间的一切纠葛在清末民初之际都同样面临到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列
强的巨大挑战，结果是三个都被打趴了。
清末时西方文明挟著强势力量进入中国，使整个政权与社会被迫必须快速的应对。在此
，早期处理佛教所累积的经验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如翻译佛典的原则或方法被有意识
或无意识的运用在西学的翻译中等等…
在面临科学的挑战时，佛教界作为应对，比如能看到民初唯识学的复兴(因为它看起来最
科学)，时至今日也依然能看到长老们的尝试与努力。
列强不光是带来西方文化，同时也把东方文化带回西方。只是在这个时期西方世界对于
东方已经不再是马可波罗式那种美丽的想像，他们看到的东方是衰弱无力且落后的象征
。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开展的学院式佛学研究，其呈现给西方社会的佛教面貌以及这
些研究成果反馈给东方的影响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这便是我下一本计划阅读的
主题《佛之主事们—殖民主义下的佛学研究，Curators of Buddha: The Study of Bu
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curator似乎译为策展人比较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