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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导演而言，电影观众绝对是难以伺候的一群。比方说：电影把要说的话演的太明
白，则会被批评观之无味；若是讲得不明白，恐怕连像样的批评都很少，在票房的数字上
就直接反映了观众的弃绝。在说与不说之间如何拿捏，恐怕是很多导演伤透脑的事情。而
在看《歧路天堂》的时候，初执导筒的李奇在这方面的表现上令人惊艳，在剧中既有呐喊
式的戏剧演出，也有暗伏在影像之中的深刻反思，让这部电影既有足以感动大众的能力，
也有引人回味的后劲。
由印尼女星Lola Amaria饰演的印佣Setia是《歧路天堂》中的主角，镜头多半的时间
都是围绕在她的周遭叙述故事；而其他三位主要角色，也都是透过她才能相互有所连结。
Setia 做为台湾外籍劳工的代言角色，许多外籍劳工来台之后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电
影里可以说是直接了当，毫不遮掩地被加以展现出来。不管是卡啦OK店中的性招待、照顾
老年人时所受到的工作伤害，还是雇主和仲介之间出尔反尔、任意毁约的情形，在电影中
都是以直觉的肢体动作或是对白呈现出来。目不暇给的歧视大观园，除了教人触目惊心以
外，对台湾的观众来说恐怕又多了几分无地自容的情绪。
Setia 搥打费曼光(杨贵媚饰)的那一场戏，就爆发似地一口气喊出她的心声──可能
是所有来台外劳的共同心声，也是导演在这部电影里最想说的话。她说“佣人也是人”，
又说她们不是所有的人都叫做Mery。在整部电影中积压的情绪在这场戏里完全爆发出来，
Lola Amaria 歇斯底里式的演出可以说是洒足了狗血，可以让观众一掬同情之泪。一旦能
够开始“同情”外籍劳工的处境，姑且不论“同情”其实仍是一种展现权力傲慢的举动，
至少透过电影的影响，可以让人重新思考如何对待外籍劳工的问题，这就展现了电影的社
会意义。
然而，若电影的内容就只是为了表达导演心中对外劳的同情，那又未免显得造作而廉
价。尤有甚者，正如《贫民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 引发是否消费印度贫民的
争议一般，这样的电影也有可能引发消费外劳的疑问。尤其当外籍劳工的困境有泰半是由
台湾人所造成的，如今却拿自己造成的悲剧当做施舍同情心、安慰良心的标的，再怎么看
都有些讽刺。对改善其生活或许有贡献，对于促进族群的平等则说不定还有反效果。幸好
在编剧、导演细心的巧思下，安插了对台湾自身处境的一番思考。这样的思考才合乎创作
者自身观察与思考的角度，也才能避开争议，避免电影本身的失焦。
对比起外劳处境问题的显明，对台湾自身历史的反思就较为隐晦，必须透过片中唯一
饰演台湾人角色的杨贵媚相对的演出中，细心的观察其中的蛛丝蚂迹。
杨贵媚饰演一个因车祸而成为残疾人士，从此失去舞台的电影名星费曼光。这个角色
在电影前半段的出现总是突兀的，而且其情节看起来也没什么必要性。直到当她与Setia
相见之后，才突然鲜活了起来。
在一场两角色的对手戏中，费曼光突然大方地要把衣、鞋都送给 Setia──她口中的
“阿丽”。当“阿丽”在挑衣服时，费曼光冒出了一句“我也是苦过来的”感叹。原本我
以为这只是一句交代人物背景的台词，同时合理化这个雇主特别善心的设定。但是当后面
另一场费曼光的独角戏出现时，我发现这句台词大可以做另一种解读。那场戏是这样的：
费曼光关起了新式的CD音响，然后打开她母亲传下来的收音机，背景音乐从西洋音乐变成
台语怀念老歌后，她拿起了芭比娃娃 (依剧中台词的介绍，她年轻时曾跟母亲做过芭比娃
娃制造的工作) 开始把玩。这场戏表面上是那么地合理：不过就是一个可怜人怀念起有母
亲的岁月罢了。但是从符号的角度来看，其中的矛盾却值得玩味。为什么芭比娃娃这种极
西方的东西，不是跟西洋音乐联结，而是跟老语老歌联结？
我认为这可以从一个方向来理解：过去台湾经济正在发展的年代里，虽然比较没有大
规模到国外做基层劳工的情况，但是国内的代工产业盛行，台湾同样是在国际中被视为地
位不高的情况之下，以大量基层而廉价的劳动人力赚取外汇，剥削劳工来累积整个国家的
资本。做为一项代工商品，又是一项外表光鲜但实际上只能任人摆布的玩偶，芭比娃娃在
这里是再合适也不过的意象。时至今日，廉价的劳动力被东南亚诸国所替代，台湾的地位
也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有所提升。东南亚诸国的现况正是台湾过去所面临的类似处境。
所以，费曼光的那句台词正好提醒台湾的观众们思考，过去走过的路是什么样的情况；而
今是否要因为经济实力的改变，反而加入的剥削者的行列。
平心而论，《歧路天堂》对于四个角色的刻划其实并不完全到位，同时在情节的取舍
上仍有诸多的问题。不过在拿捏说与不说、明示还是暗喻的部分，则颇有可观之处。如果
能够将篇幅缩减、每个角色发生的事件能有更紧密的相互结合，相信会是一部让人心服口
服的佳作。而眼前的《歧路天堂》虽然不够完美，但是以新手上路的情况来看，倒也无需
再过度苛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