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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某维吾尔专家看看维吾尔自认的历史
不知该专家是赞成还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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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7 期（民国99 年3 月），149-184
c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
吴启讷**
摘 要
本文回顾并讨论 1950 年代以来的新疆现代史研究。处在民族主义立
场两端的中共官方与维吾尔民族主义者，都依赖历史书写，为各自的政
治诉求寻找合理化或合法化的依据；19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以汉语文
进行的相关研究有令人瞩目的进步，但仍未摆脱政治框架的约束。台湾
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正逐渐摆脱传统的反共情结，但又面临能否抗拒简
单模仿西方视角及方法、保留有价值的中文思维传统的新问题。英文学
界对民国新疆史和中共治理新疆时期的研究，既发掘了认同和冲突的政
治层面，也广及文化层面的问题，成绩斐然，但也一直存在东方主义倾
向与对抗论述的角力。而且，在各方对新疆现代史的研究中，仍存在某
种以政权更替为分期标准，切断历史连续性的状况。无论如何，一甲子
以来的新疆现代史研究，经历了由青涩步向成形的过程。
关键词：新疆现代史、民族史、历史书写、认同、文化冲突
*
本文承编辑委员会及匿名审查人提供极有价值的意见与建议，谨致衷心谢意。
收稿日期：2009 年 3 月 16 日，通过刊登日期：2010 年 2 月 3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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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现代史的研究始于 1950 年代。中共在北京建立新政权，取得对包括
新疆在内中国大陆的全面控制后，开始以胜利者、统治者的立场书写历史。另
一方面，曾经经历 1920 年代以来新疆风云变幻，尤其是 1944-1949 年间东突
厥斯坦伊斯兰人民共和国独立、半独立风暴，于 1949 年末随国民政府撤退到
台湾的各方人士，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也开始回顾刚刚落幕的历史大戏。西
方学者以往可以自由出入中国边疆省分，并以边疆做为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
切入点，但遭到竹幕隔绝之后，则以反省的态度，初步归纳自己对二十世纪前
半期包括新疆在内中国边疆地区历史的观察。1970 年代末，随着毛泽东时代
的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统治下的边疆地区与外界资讯隔绝的状况逐渐改
善，西方中国研究界、流亡在中亚和土耳其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圈以及中共学
者，不约而同地展开对 1950 年代以来中共统治新疆时期的研究，到二十一世
纪初为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或政治现实的影响
下，各方对新疆古代史的书写，也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趋向，并与新疆现代
史研究发生了密切的互动。
一、中共史学与维吾尔民族主义史学书写下的
新疆古代史
中共官方和维吾尔民族主义者治史，一开始便带有完全对立的政治目的。
中共党国依赖历史书写，为其对新疆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汉人移民等寻找合理
化或合法化的依据。相对地，当代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则透过历史书写，夸张维
吾尔民族身分和民族认同，淡化伊斯兰教对维吾尔人生活的核心影响，试图为
维吾尔人反抗中国统治提供佐证。正由于双方的目标和方法都是基于民族主义
考量，因而使用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历史思考方法和论述模式。
清末民初，汉人政治势力继承满洲人留下的帝国遗产，“中华民族主义”
史学家创立了新的历史论述，主张中国是由“中原”和“西域”等“边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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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而此一构成型态在历史上从未中断。1
中共建政后，继承了这一论述，
并从中发展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尊重汉人以外其他民族法律上的平等
地位，但同时也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确认了中原文化—中华民族中心论述。2
此
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史”，也适用于“地方史”和“少数民族史”。在此一
框架下，新疆的历史被描述为构成现代中国特定一部份的地方史；论断塔里木
盆地、准噶尔盆地与古代中国王朝间关系的标准，被限定在“统一”与“分裂”
的命题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更凸显了“帝国主义煽惑”背景下“民族分
裂”与“国家统一”的冲突。官方史学将新疆百年来的历史描述为：“各民族
劳动人民在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和反抗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斗争中，加强了共同
的历史命运和共同斗争的历史传统。”3
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官方史学同时也受到“马列主义”诠释架构的
约束。中共所奉行的“马列主义”，乃是由马克思的部份理念与之后的苏联诠
释者之引伸和注解的混合物。4
官方史学使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学说，将 1949
年之前的汉人社会，定位为处在较高的文明和社会发展阶段，而维吾尔等诸多
1
1930 年代涉及新疆古代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是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不过，与曾问吾同期，以汉语文写作的史学家中，仍有不同于“中华民族主义”史观
的“汉民族主义”，甚或穆斯林民族主义史观存在，前者如：李新，〈评《中国经营西域史》〉，
《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期 78（1936 年 12 月 10 日），无页码；后者如时任中华民国外交
部参事，汉语穆斯林王曾善的论著：王曾善，〈东土耳其斯坦古库车一带之文明〉，《新亚细
亚》，卷 4 期 6 (1932)，无页码；〈新疆与土耳其〉，《阿尔泰月刊》，创刊号（1944 年 1 月
15 日），无页码。在 1949-1980 年期间，中共当局完全禁止任何不同于“中华民族”论述的公
开讨论。时在土耳其的维吾尔学者，基本上延续其 1930 年代以来的主张；在苏联的维吾尔学者，
也还享有相对自由的学术（仅限于学术，并止于近代史）空间；在新疆的维吾尔学者，只能在
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观点与沉默之间选择其一。
2
配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历史书写，首先表现在继承古代中国史学的华夏中心想像，扩
大解释远古神话和典籍，也表现在考古发掘的解释之上。对新疆境内考古发掘的解释，可以参
见王时祥，〈喀什市历史文化发展概述〉，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编印，《喀什市文史资料》（内部印行，1988），第 3 辑，页 1-38。 3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 年-1966 年 4 月）》（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卷 1，页 210-211。 4
Walker Conner, The National Questions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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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汉民族尚未进入此一阶段。5
官方史学倾向将 1949 年之前不同语言、宗教群
体间的冲突，描述为“阶级”─而非“民族”─的冲突，同时声称中国共
产党是站在各民族受压迫人民这一边，反对各民族剥削阶级和压迫者的政党。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中共的诠释里，中国历史和“地方史”的“必然趋势”或曰“历史潮流”、
“主流”，是“统一”；而“分裂”则是“逆流”、“支流”。6
因此，图谋
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不仅不具道德正当性，并且注
定了失败的命运。官方历史学者在自认了解历史“必然趋势”后，将中国疆土
的扩大描述为“统一”，而非“征服”或“吞并”；当然，官方历史叙述在采
认前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前提下，也将北亚游牧集团数度征服“中国”
北部甚至整个“中国”的过程，定义为“中华民族内的各个兄弟民族对于中国
统一的贡献”。
除了引用马克思学说之外，中共官方史学另从列宁那里吸收了“帝国主义
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和最高阶段”的理论。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向列强割地赔款的
历史，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逐渐淡化了历史上中华帝国的扩张行
径。7
然而，在尊奉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主张的中国史学家描述下，
1840-1949 年的中国乃沦为“半殖民地”，同时为由所有前清朝臣民及其后裔
5
官方史学对此的具体描述是：“就全国而言，汉族地区经过几千年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社会
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明清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少
数民族与汉族交错杂居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部份成员在与汉族的长期交往中，逐步吸收和采
用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在生产力发展程度上接近或达到当地汉族的水平。对于
地处边远、民族聚居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却大大落后于汉族地
区。……除部份地区处于封建地主经济统治之下外，封建农奴制、奴隶制和浓厚的原始公社制
残余仍主宰著众多少数民族人民的命运。”见郝时远，《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论中国共
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页 102。 6
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魏良弢称：“不论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政治实体是独立的，还是不独立的，
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或汗国。”见魏良弢，〈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编纂学的若干问题〉，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3 期，页 28-34。 7
Peter Perdue, “Comparing Empires: Manchu Colonialism,”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20:2 (June
1998), pp. 25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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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成的“中华民族”，取得了以“国族”身分追求自决的权力。8
官方史学
还利用史达林有关“民族识别”的学说，为其在新疆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寻求正当性。在官方民族学家的定义下，新疆各地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并
不属于同一“民族”（泛突厥主义者则相反，认定这些人都属于“突厥民族”），
而是五个不同民族。
总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观、列宁的殖民
地人民反帝论述，以及史达林式的民族学说所构成的框架下，新疆历史被界定
为由时间轴上的“古代西域史”和“近代新疆地方史”，以及空间面上的“维
吾尔族史”、“哈萨克斯坦族史”、“克尔克孜族史”、“乌孜别克族史”和“塔
塔尔族史”等“少数民族史”组成。9
官方有关新疆和维吾尔历史研究的作品，基本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形塑，每
次小心翼翼的修订，都是为了与共产党的政治需求保持一致。101980 年代出版
的多卷本《新疆简史》11和多卷本《维吾尔族历史》12，到目前为止仍被认定
为最正确的新疆历史版本。官方历史书写声称“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
离的一部份”，13目的在于消除维吾尔人争取独立的念头；而他们在撰写新疆
8
如：1956 年《初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历
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历史。我国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都有重大的贡献，各民族在对共同敌
人的斗争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形成了各民族友爱团结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编订，《初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页 1-2。 9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著名的历史学家冯家升参与主编的上、下两卷本《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于 1956 年“内部发行”。
原因应是这一类书籍的主题与资料都带有敏感性；当局也可能担忧这类出版品对社会的影响。
1958 年，该书上卷修订出版；1981 年，全书再度增订出版，见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等，《维
吾尔族史料简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该书出版过程的内幕，见刘格，〈《维吾尔
族史料简编》新旧两个版本的比较〉，《新疆图书馆学会会刊》，1984 年第 1 期，页 79。至于
此书之修改，此不详述。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册 1-3。 12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维吾尔族历史（中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维吾尔族历史（下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9）。
13 包尔汉院长在新疆学院的副手张东月发表于 1959 年的文章，开宗明义即有此宣示，见张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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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时，更希望消除仍然存在于一定比例维吾尔人之中，有关 1930 和 1940
年代两次真实存在过的民族独立的历史记忆；因为这种记忆，可能为现实当中
维吾尔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统治的政治行动提供道德正当性。
二十世纪以来，亚洲传统国家纷纷转变为西欧式的民族国家，许多在原本
传统国家势力范围之内的民族团体，试图拒绝与这类新的民族国家整合，例如
外蒙古和西藏即不愿被新兴的中华民国吸纳。为了向此类抵抗行动提供合法依
据，这些民族团体也试图创造主流或传统历史书写之外的另类历史。为了反驳
民族国家对其境内主体民族团体和被统治民族团体历史的独断描述，以便让自
己的民族团体取得与统治民族团体以及他们的民族国家完全相等的地位，拒绝
接受统治的民族团体，便模仿统治者官方史学的书写架构与叙述方式，建立一
个观点相反的对照诠释系统，制造对立的结论。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学者，以及在中共统治之下，某些坚持维吾尔民族主义
理念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在历史书写中建立了“维吾尔中心主义”。维吾尔人
的故乡中亚，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中国则被置于外缘。相对于中国将现代新
疆当作中国历史记述中“西域”的一部份，维吾尔民族主义者则使用“中亚”
或“东突厥斯坦”的概念。他们试图透过历史书写，证明维吾尔人自古以来便
是独特而具有连续历史的民族，他们到达新疆的时间远早于汉人，并且在那里
建立了一系列古代国家，所以该民族是新疆的土著，新疆是该民族的固有家
园。因此，维吾尔人拥有主张新疆地区主权的合法权力。14
与中共的官方史学类似，维吾尔民族主义史学同样依赖一套混合的诠释框
架，只是此一架构是由维吾尔民族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组成，将大多数历史上的
〈关于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59 年第 6 期，页 16-21。此一公式（中共术
语为“提法”），自此便成为新疆一切有关历史的出版品所必须服膺的标准。
14 例如 Turghun Almas（吐尔浑‧阿勒马斯）, Uyghurlar（《维吾尔人》）(Urumqi: ?injang ya?larosmula
na?riyati, 1989)；Alken Bai Alp Tekin（艾尔肯‧阿尔普特勤）著，米娜娃‧阿布都热依木译（自
流亡团体刊物《东突厥斯坦之声》1985 年第 5 期），〈东突厥斯坦是中国领土吗？〉，收入新
疆社会科学院“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对策研究”课题组编，《双泛研究
译丛》（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内部印行，1993），第 3 辑，页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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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政权追认为维吾尔人的政权。著名的吐尔浑‧阿勒玛斯在《维吾尔人》一
书中即宣称，乌古斯(Oghuz)、匈奴大单于国(Hun Tengriqut)、欧洲匈奴(Huns)、
白匈奴（White Hun ?哒）、蓝突厥(Kok Turk)、鄂尔浑回纥(Orkhon)、亦都护
(Idiqut)、喀喇汗国 (Karahanid)、伽色尼王朝 (Ghaznavid)、塞尔柱苏丹国
(Seljuk)、花喇子模(Khwarazm)、叶尔羌汗国（萨伊德王朝，Yarkand Khanates）
都是维吾尔人的祖先与血亲。15
维吾尔民族主义史学家也模仿中国史学家，从 1930 年代以来“北京人”
与“山顶洞人”等古人类学发现以后所建立的诠释学，吐尔浑‧阿勒玛斯将楼
兰出土的一具数千年前的木乃伊，直断为维吾尔人的祖先。他的推断依据的是
一个似是而非的三段论：由于维吾尔人的祖先信仰萨满教(shamanism)，而楼
兰木乃伊的埋葬方式明确显示了萨满的特性，因此该木乃伊就是维吾尔人。与
阿勒玛斯氏相似，维吾尔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家库尔班‧瓦里(Qurban Wali)
致力于从数千年前的粟特文(Sogdian)和佉卢文(Kharosti)书面文献中，寻找“维
吾尔语”字汇（完全不顾维吾尔语系从粟特语中吸收字汇的事实），以证明维
吾尔人和他们的语言在数千年前已出现在新疆。16
东突厥斯坦独立论者也模仿中国历史学者的方法，在他们的历史论述中，
有意无意地模糊西域突厥化以前的历史，将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部落描写成塔
里木盆地的原住世居民族。早在 1940 年代，主持“和阗伊斯兰国”国政的穆
罕默德‧伊敏‧布格拉(Muhemmed Imim Bughra)即从突厥中心主义的角度写
作，并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17成为现代维吾尔民族主义历史研究
之滥觞。师承伊敏、艾沙（详后文）主张的当代东突厥斯坦独立论者艾尔肯‧
阿尔普特勤(Alken Alp Bai Tekin)则宣称：“东突厥斯坦使用最早的主要语言
是突厥语，西方语言学家习惯上称之为东突厥斯坦语。这种语言在东突厥斯坦
15 Turghun Almas（吐尔温‧阿勒马斯）, Uyhurlar（《维吾尔人》）, p. 4.
16 Qurban Wali, Bizning tarikhiy Teziqlirmiz（《我们历史上的文字》）(Urumqi: ?injang ya?larosmula
na?riyati, 1988).
17 Muhemmed Imin Bughra, Sherqi Turkistan Tarixi (Kabul: N.p., 1940; Ankara: N.p.,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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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中使用普遍而且范围很广，它是从突厥语的不同方言中衍生出的一种语
言。”“东突厥斯坦的居民过著一种与他们突厥血统同胞相反的定居生活，突
厥人过去习惯于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这是因为东突厥斯坦人民从二世纪
起便已掌握了改良土地的知识。在七世纪，他们便开始采用各种先进的农业耕
作方法了。”“在东突厥斯坦，突厥人民最初的文学作品是翻译佛教、摩尼教
中的宗教典籍。”18
从这个角度而言，维吾尔民族主义史学与凯末尔主义论述的差异在于，维
吾尔人从自己的老邻居汉人那里，学到了夸耀祖先的“阿 Q 主义”。所有的
人群都希冀借由夸耀其祖先而凝聚共同意志。“中国人”拥有足资炫耀的古老
光荣，习惯“引经据典”，书写光荣历史。维吾尔知识分子为了与之对抗，也
仿效此一模式，将自己的文化与大可汗们的荣光牵连到一起，将“突厥人”虚
构为“最文明的民族”。
或许正是由于中共史学垄断了现代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历史的诠释权（例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全体中华民族反帝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
命），反而迫使维吾尔人否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或将这种关系简化为单向的
侵略与反侵略关系。
二、中共官方框架下的新疆现代史研究
从 1980 年代开始，中共官方允许甚至鼓励对中国近、现代史，包括同期
的“地方史”、“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但较古代史的写作更为严苛的是，这
段历史直接涉及中国共产革命和建政、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一切研究和论述不
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原则，也必须符合党中央在数次有关历
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重大历史事件”所做的“政治结论”的评价和规范。
1980 年代后半期，官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开始推动新疆近代史、现代
18 Alken Alp Bai Tekin（艾尔肯‧阿尔普特勤），白川译（自 1990 年阿拉伯文本），〈在中国共
产党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收入《双泛研究译丛》，第 3 辑，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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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当代史”的研究。在中共的定义中，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19 年“五
四运动”间的历史被称为“近代史”；从 1919-1949 年中共建政间的历史被称
为“现代史”；其中从 1912-1949 年的历史又被视为“中华民国史”；1949
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历史被称作“当代史”。由白振声、鲤渊信一主编的《新疆
现代政治社会史略》是成书最早的作品。19该书以 1912-1949 年为范围，并依
照中共官方的论述，将 1912-1943 年间的新疆历史描述为“比北洋军阀和国民
党更黑暗”的地方军阀独裁统治，将 1944-1949 年间的新疆历史描述为“三区
民族民主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间的殊死斗争”，以及“三区革命汇入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和“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起义归向
人民民主阵营”的过程。
稍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慧生、陈超完成
了《民国新疆史》。20相较于白振声等人编写的史著，该书对历史事件和人物
的评价并无差异。事实上，它本身亦不打算突破官方所划定的框架。所幸，该
书的学术性有所增强。不过，书中仅利用各级“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
的内容，弥补了部份史实，限于政治禁忌，未曾利用当地丰富的历史档案，不
免仍有缺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蔡锦松，则利用了南京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部份相关档案，写作了《盛世才在新疆》，21由于他发掘
出一些新史料，对盛世才治新时期的历史有了某些新的发现，可惜仍未超出前
述官方论述的框架。
事实上，从 1980 年代末开始，中共即制颁了《档案法》，官方开始允许
研究机构或经过筛选的个人接触与利用开放的档案。同样来自新疆社科院，法
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阎殿卿，利用 1944-1949 年间伊宁东突厥斯坦伊斯兰人民共
19 白振声、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0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21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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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的档案，研究伊宁政权的司法制度，撰写了《新疆三区革命法制史》。22
阎氏同事、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陈延琪，则利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人民共和国的
档案，研究伊宁政权的财政经济史。23另一方面，官方也于 1990 年代中期，
成立由徐玉圻等学者实际主持的“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利用伊宁政
权的档案，编写《新疆三区革命史》。24徐玉圻的团队依照官方对伊宁事变评
价的“辩证化”新公式—即仍旧承认三区革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
份，但曾经在民族主义者的主导下犯有分离主义错误—对于伊宁政权的政治
活动做了切割，对于苏联在事件中的角色与介入程度，也做了前所未有的描述。
同期，沈志华以民间学者身分，研究 1940 年代后半期的中苏关系及新疆
问题。他利用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并直接访问曾参与或目睹
重要历史事件决策的当事人，撰写出〈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
(1944-1950)〉一文。25该文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在伊宁事变与苏联的关系这
个问题上，首度突破中共官方于 1990 年代之前所划设、并仍由徐玉圻团队谨
慎遵循的政治界限，而与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界获致近似的见解。当然，出
现这样的变化，除了官方对学术的监控有所放松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官方自身
开始降低其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代之以民族主义；因而趋近于“反
共抗俄”时期台湾学界的民族主义倾向。尽管如此，沈氏此文将 1940 年代后
期新疆政治的变化归诸苏联干涉，多少仍忽略了维吾尔民族主义本身复杂演变
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从事冷战初期中苏外交关系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薛衔天，也试图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所藏前苏联外交档案以及苏联学者的
相关研究，寻找影响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中共、伊宁政权等政治势力间关系
22 阎殿卿，《新疆三区革命法制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3 成果如：陈延琪，〈浅议 1945 年至 1948 年伊塔阿三区的物价与供给〉，《新疆地方志》，1995
年第 4 期，页 51–55。 24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25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北京），1999
年第 3 期，页 21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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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因素，并完成了《中苏关系史(1945-1949)》一书。26该书揭示苏联从 1930
年代开始，制定对新疆政策的内幕，并暗示苏联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
上，并非始自中苏共反目前后，而是史达林时代苏联的国策。
黄建华师从苏北海治新疆古代史，于 1990 年代后半期转向有关国民党与
新疆关系的研究，《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一书集结了他在这方面的成
果。27该书首次利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收藏的吴忠信〈主新日记〉，
描绘出国民政府势力从进入新疆初期，到与伊宁事变当局军事对峙阶段决策过
程的轮廓。
从 19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与中共官方撰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和共
产党各级组织史同步，官方也开始撰修 1949 年中共建政之后的新疆“当代
史”。共产党系统下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以中共新疆
党政机构的档案为基础，编撰了完全官方化的《中共新疆地方史》。28该书不
能说是符合学术体例的著作，全未注明资料出处；但在略去带有政治意味的判
断和评论后，其中很多首次面世的资料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与此类似，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研究人员方英楷，也在掌握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两卷本《新
疆兵团屯垦戍边史》。29该书的价值与缺失，与《中共新疆地方史》十分相似。
主持《中共新疆地方史》撰修工作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党史教研室主
任朱培民，将他在撰修此书前后，依据资料写成的 25 篇论文（其中 14 篇讨论
1949 年以后“当代史”的内容），编成《20 世纪新疆史研究》一书。30相较
于官方版本，朱氏的著作较符合学术体例，但他也避免注明档案的出处，且讨
26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7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8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 年-1966 年 4 月）》（乌
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卷 1。 29 方英楷，《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7），上、下卷。该
书运用的史料，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辑委员会督导编纂的生产建设兵团各“师”的“师
志”，以及该编委会从北京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军委档案馆和乌鲁木齐的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档案中筛选部份史料，所编成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乌鲁木
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2001），第 1-11 辑等。
30 朱培民，《20 世纪新疆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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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问题的观点与官方并无差异。另有王拴干、厉声、马大正等人，分别从
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国家整合的角度，在各自编著的《走向 21 世纪的
新疆》、《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等著作中，披露
并讨论了部份新疆“当代史”中的问题。31这三本著作对历史的讨论，大致仍
遵循前述官方版《中共新疆地方史》的论点；尽管它们发现并运用了很多有价
值的新史料，史料的运用依然带有选择性，历史书写的记忆与遗忘仍不掩现实
的政治意图。
例外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从前述沈志
华的研究中，延续了苏联如何利用苏籍侨民，扩大苏联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
课题。李丹慧更充分地利用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以及对相
关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访谈，集中探讨苏联在中苏共蜜月期间，仍然利用侨民问
题维护并延伸其在新疆的利益，并在 1960 年代初期，利用此一筹码，导演了
1962 年数万新疆哈萨克斯坦边民越境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的历史过程。32李丹
慧的研究具有原创性，但对史料的诠释，受到自中苏共反目以来北京官方强调
国家自主权与国家利益论述的约束，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中共在内政方面的失败
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整体而言，1990 年代之前的中共史学界基本上仿效苏联史学，以意识形
态和政治需求主导历史书写，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下，将中国内地和维吾尔
双方都简化为“反动的”和“进步的”两种势力，将维吾尔人的反抗归结为“中
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份”，掩盖了这一段历史中以民族主义冲突为核心的真
实背景，从而背离了历史求真的基本要求。
31 王拴干主编，《走向 21 世纪的新疆（政治卷）》、《走向 21 世纪的新疆（经济卷）》、《走
向 21 世纪的新疆（文化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厉声主编，《中国新疆：
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乌鲁
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32 李丹慧，〈对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收入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
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 480-509；李丹慧，〈对苏联侨民间题
的历史考察(1945-1965)〉，收入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4），页 16-66。
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
-161-
1990 年代以降，由于资料利用的限制渐减，学术圈的自由空间较以往扩
大，中共官方和大陆学界对于 1912-1949 年间新疆现代史的研究有长足的进
步。不过，官方史观和史学方法，不仅继续左右古代史的论述和研究，也依然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史的研究。上述研究在针对伊宁事变、伊宁政权、苏联
与国民政府的评价上，固然有所松动，甚至有相当大幅度的调整，但其极限，
只是将共产党意识形态调整为中国主权的立场。换言之，控制学术的政治约束
并未消失，只是略显宽松。因此，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角
度，以中华民族主义的标准谴责苏联干涉中国事务、侵害中国主权；强调伊宁
事变受到外来势力操纵，责怪伊宁政权分离主义倾向损害中国领土完整；由此
部份肯定国民政府对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贡献。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史
代论”：即堆砌史料，回避应有的分析讨论，或以上述简化的政治公式加以搪
塞。因此，它们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盲点。首先，它们承认苏联利用伊宁政权并
向国民政府诈取中国利益，但回避讨论中共在苏联牌局中比伊宁更重要的角
色。其次，淡化、简化新疆突厥穆斯林中民族主义运动的背景、过程及影响，
以“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作为一切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的代
罪羔羊；更淡化或回避讨论阿合买提江等左翼民族主义者在伊宁政权中，与那
些坚持主张新国家独立、主权的伊斯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领袖间的密切合
作；同时也回避讨论左翼民族主义者主持下的伊宁政权，较此前的宗教高层更
有效地将其突厥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诉求全面落实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层
面，更有效地抗拒中华民国政府的整合措施等关键史实。再次，它们更回避讨
论中共在对待伊宁政权与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间态度的微妙差异，代之以“三
区革命政权批判革命初期的狭隘民族主义错误，自觉汇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
洪流”；“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将保国安边置于对蒋介石政权的效忠之上”的
官方政治结论。
中共官方和大陆学界在 1949 年以来新疆“当代史”的研究上，受到较“现
代史”更多的限制。可以想见，在可预期的未来，只要中共不放弃其意识形态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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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则笼罩在中共建政以后历史研究上的“鸟笼”，很难有进一步扩大的
空间。李丹慧与沈志华等学者的研究固然较有创意，然而，他们研究的结论，
似乎倾向于将新疆在中共统治下发生“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现象的
原因，归咎于苏联的操纵，有意或无意之间，忽略了上述问题有一部份是中共
制造的：例如，从 1957 年开始的政治与经济激进政策，无疑是 1962 年事件的
内因与近因。李丹慧的结论暗示，中共因应 1962 年事件而发起的“反对地方
民族主义”，开展宣导“一个党、一个祖国、一条道路”的宣传攻势，是新疆
最终整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系中的关键因素。这一推论似乎夸大了中共
的宣传工作对历史的影响，未能正视真正改变新疆历史演进方向的因素，乃是
造成新疆族群人口构成比例与经济结构根本变化的生产建设兵团。33
总之，中共统治之下长期形成的“潜规则”，对于多数以汉语文进行的新
疆现代史的研究，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维吾尔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新疆现代史研究
流亡到土耳其和前苏联中亚地区的维吾尔团体中的历史研究者，和少数在
新疆以非正统方式写作的研究者，也以自身的经验、记忆为主，撰写有关新疆
现代史的研究文章。例如，曾于 1946-1949 年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的右翼民
族主义者艾沙(Isa Yusuf Alp Tekin)，便在安卡拉的流亡团体刊物《东突厥斯坦
之声》上，发表批判中共统治新疆政策和讨论新疆突厥穆斯林在中共统治下现
状的〈被支配的穆斯林突厥人〉、〈以慈悲的安拉的名义〉等论文。艾沙之子
艾尔肯‧阿尔普特勤(Alken Alp Bai Tekin)踵继乃父的民族主义志业，成为维
33 有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共向新疆“政策性移民”的研究，参见本文注 29、注 44 及注 66 的
相关内容。此外，已有人针对北京以生产建设兵团为平台，推动汉人更大规模移民新疆等相关
事务（如女性移民，知识青年移民等），开始从事史料蒐集。例如，张吕、朱秋德编著，《西
部女人情事─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口述实录》（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卢
一萍，《八千湘女上天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洪堡，〈难忘新疆知青岁月〉，
http://blog.sina.com.cn/hongbao2007 (2009/7/1)。
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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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海外流亡团体的中坚分子。他撰写了较具学术气息的〈在中国共产党统治
下的东突厥斯坦〉、〈中国受支配民族与中国新宪法〉等论文。身为喀什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赴苏求援代表团副团长阿合买提‧帕赫塔(Ahmed Pahta)之子，
曾接受历史学训练的古拉穆丁‧帕赫塔(Gulamuddin Pahta)，则从本地民族自
身的视角出发，运用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中苏双方在喀什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短暂的国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喀什政权对 1940 年代以后新疆突厥穆斯林
民族主义运动产生的影响，以俄文撰就了〈中苏在东突厥斯坦的合作：1933
年起义〉的专题论文。穆罕默德‧安拉拜尔迪(Mohammed Alabard)和拉赫麦吐
拉‧阿赫麦德‧拉赫麦提(Rahmatullah Ahmet Lahmet)二人，分别以〈突厥斯
坦还是新疆？〉和〈东突厥斯坦自治了吗？——中国消灭伊斯兰教存在的政策〉
为题，批判中共当局在新疆推行的汉化与去伊斯兰化政策。34此外，乌玆别克
裔德国学者海特‧巴米尔查(Hadi Bamirza)的《俄国与中国之间的突厥斯坦》，
从中亚突厥穆斯林的角度，将中亚突厥斯坦统一国家的历史追溯到帖木尔时
代，并以继之而来的东、西突厥斯坦的“分裂”、两个突厥斯坦到 1950 年代
后期为止各自反抗外来强权的历史、以及两者间长期的相互往来为主题，写成
一部“突厥穆斯林中心”的历史著作。35
与中共官方和大陆学者对新疆现代史的研究类似，维吾尔民族主义史学也
34 例如 Alken Alp Bai Tekin（艾尔肯‧阿尔普特勤）著，白川译（自 1990 年阿拉伯文本），〈在
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穆罕默德‧安拉拜尔迪著，米娜娃‧阿布都热依木译（自
《东突厥斯坦之声》，1985 年第 5 期），〈突厥斯坦还是新疆？〉；古拉穆丁‧帕赫塔著，米
娜娃‧阿布都热依木译（自莫斯科《穆斯林少数民族研究》学刊，1990 年第 2 期），〈中苏在
东突厥斯坦的合作：1933 年起义〉；Isa Yusuf Alp Tekin（艾沙‧阿尔普特勤）著，米娜娃‧阿
布都热依木译（自《东突厥斯坦之声》，1987 年第 13 期），〈被支配的穆斯林突厥人〉；Alken
Alp Bai Tekin（艾尔肯‧阿尔普特勤）著，米娜娃‧阿布都热依木译（自《东突厥斯坦之声》，
1985 年第 7-8 期合刊），〈中国受支配民族与中国新宪法〉；拉赫麦吐拉‧阿赫麦德‧拉赫麦
提着，米娜娃‧阿布都热依木译（自《东突厥斯坦之声》1987 年第 13 期），〈东突厥斯坦自
治了吗？——中国消灭伊斯兰教存在的政策〉；Isa Yusuf Alp Tekin 著，米娜娃‧阿布都热依木
译（自《东突厥斯坦之声》，1985 年第 16 期），〈以慈悲的安拉的名义〉。分别收入《双泛
研究译丛》，第 3 辑，页 1-24、28-34、53-59、103-104、105-112、113-116、124-126。 35 〔德〕海特‧巴米尔查著，李琪、周金玲译（自阿姆斯特丹，1971 年德文版），《俄国与中国
之间的突厥斯坦》，收入《双泛研究译丛》，第 3 辑，页 60-102。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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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政治理念的强烈影响。他们研究新疆现代历史的基本立场是，近现代中国
历届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完全是以“废除东突厥斯坦传统的国家机构与地方行
政机构”为目标的殖民侵略行为，而 1863 年阿古柏伯克率领突厥人民驱逐了
侵略者，恢复了国家独立。1872 年以后的中国统治，再度恢复了十八世纪以
来的殖民与屠杀政策。无论中国政权如何更替，他们都未曾改变上述政策方
向。在此一认知下，流亡维吾尔学者谴责共产党接管政权后的高压统治，造成
大量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死亡，或被迫流亡，以及更不幸的，有数十万人被遣送
到设置在东突厥斯坦的劳改营当中。他们也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试图将数以
亿计的汉人输送到东突厥斯坦领土，并推动该地区在经济开发上接近或达到汉
人地区的程度。而两种做法的目标，皆在于同化非汉民族：东突厥斯坦的经济
虽然有所成长，但中国政府剥夺了此间的矿物与农业资源，剥夺了突厥人民的
信仰、文化与传统，目的在于让突厥人民永远依附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之
中。为了支持上述论点，流亡维吾尔学者在质疑中共官方统计资料的同时，又
以某种想像中的公式，对这些资料中的数字予以加、乘或减、除，再以经过加
工过的（倍数化的）资料，去证实中国殖民统治的非法与不正当。
新疆当地的维吾尔学者，通常将研究范围侷限在古代史，涉及近现代的研
究，也仅限于人口、文化、社会学统计等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层面，避免触及近
现代的民族、政治与社会史。例外的情形出现在文学创作之中。2000 年，维
吾尔文学家祖尔敦‧沙比尔(Zordun Sabir)以 1944-1949 年的伊宁东突厥斯坦伊
斯兰人民共和国为主题，出版了一部名为《祖国》的三卷本历史小说。36在毛
泽东有关“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份”定义的保护伞之下，小说
尽情呈现了突厥穆斯林的反汉情绪，并有意凸显伊宁政权曾经是完整而有效运
作的独立国家的史实。很多维吾尔读者表示受到小说的启示。中共当局及时查
禁了该部小说，但反而帮助了它的盗版在黑市流传。
总之，在土耳其等地和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境内活动的维吾尔民族主义
36 Zordun Sabir, Ana Yurt（《祖国》）(Urumqi: ?injang ya?larosmula na?riyati, 2000).
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
-165-
史学家，以及个别在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史学家，倾向引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
理论，建构一种“突厥国家”的国家历史人格，藉以确立中国作为外来侵略者
的性质，同时将参与中共体制运作的维吾尔人士界定为民族叛徒。37这类论点
一方面借用了西方史学界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借用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
思考方式，对古代和现代民族关系的差异，有所忽略，在某种程度上又制造了
一种历史“神话”。
四、台湾史学界的新疆现代史研究
在此简略回顾一下另一个使用汉语文作为研究语言的台湾史学界，面对以
民族互动为焦点的新疆现代史的研究趋向。
1949 年，时在驻新国军迪化警备司令部司令罗恕人少将麾下任职的张大
军（达钧）上校，历尽艰险曲折，将新疆省政府的部份档案运抵台湾。毕业于
国立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大军，经过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以新疆现代史为研究
范围，先后完成了多卷本的《四十年动乱新疆》与其延伸修订版《新疆风暴七
十年》。38他的开创性工作，成为后人研究近现代新疆的出发点。
近二十年来，在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等研究型教学机构的培育和鼓励下，
出现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硕士论文。其中有些论文经过修改后，以专书或研
究文章的形式出版。例如由李信成的硕士论文改写而成的《杨增新在新疆
(1912-1928)》，39以及由高素兰的硕士论文《盛世才与国民政府关系之研究》
发展而成的四篇研究文章，40都对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
37 例如艾尔肯‧阿尔普特勤（Alkin Alp Tekin）著，白川译，〈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东突厥欺坦〉，
原刊于安卡拉：《东突厥斯坦之声月刊》；中译收入《双泛研究译丛》，第 3 辑，页 1-24。 38 张大军，《四十年动乱新疆》（香港：亚洲出版社，1956）；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
北：兰溪出版社，1980）；张大军主编，《盛世才上莫斯科史达林报告书》（台中：中亚出版
社，1997）。
39 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1912-1928)》（台北：国史馆，1993）。
40 高素兰，〈盛世才入新疆主政经纬（民国 19 年-23 年）〉，《国史馆馆刊》，复刊期 22（1997
年 6 月），页 135-154；〈盛世才归顺中央（民国 31 年-33 年）〉，收入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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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针对“伊宁事变”的研究仍大致倾向于将该事件定位为苏联实现
其吞并新疆野心的第一步。这种观点显然建立在 1940 年代后半期中华民国政
府作为全中国主权的代表，以及国民党反共抗俄的意识形态这两个认知基础
上。对待后来变节的张治中，台湾研究者倾向于指责他在面对伊宁政权时，无
原则地妥协退让，背叛、出卖党国利益。41对于新疆陷共后，流亡土耳其的右
翼民族主义者坚持突厥民族独立立场，论者亦站在中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加以
反驳。421990 年代以降的大陆史学界和部份海外华裔历史学家，将长期隐藏在
内心的中华民族主义倾向公开化，显示出向台湾史学界的传统论点靠拢的倾
向。例如强调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主导作用，淡化由民族关系所构成的新疆问
题的背景色彩，将民族问题化约为国际关系问题，以“民族平等”口号代替新
疆本地民族的主观感受等，多多少少有为国民政府“三民主义”治新政策辩护
的色彩。43
受到资料来源的限制，到 1990 年代中期为止，台湾对于中共建政之后新
疆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对台面上公开的“匪情”或中共政治制度（就新疆而
言，集中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中苏共关系的政治学分析上。1990
年代中期，伴随资料来源的改善与不同背景研究者的加入，台湾学界从历史视
角切入，针对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新疆现代史领域的研究，已逐步展开。44
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第二册》（新店：国史馆，2000），
页 1745-1773；〈盛世才与中共（民国 26 年-31 年）〉，《国史馆学术集刊》，期 1（2001 年
12 月），页 55-75；〈战时国民政府势力进入新疆始末(1942-1944)〉，《国史馆学术集刊》，
期 17（2008 年 9 月），页 129-165。 41 例如许秀蓉，〈张治中与战后新疆政局之演变（民国 34 年-38 年）〉，《国史馆馆刊》，复刊
期 22（1997 年 6 月），页 155-174。 42 朱家骅，〈论所谓新疆问题：致穆罕默德伊敏先生一封公开信〉；〈再论所谓新疆问题：覆穆罕默
德伊敏先生函〉，收入氏著，《世界文化的前途》（台北：云天出版社，1970），页 84-94、95-112。 43 例如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北京），
1999 年第 3 期，页 213-242；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4 例如，吴启讷运用档案等一手资料撰写的〈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1944-1962〉（台
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及吴启讷，〈从“国中之国”到“省中之省”—
1949-1955 年伊宁与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问题上角力的背景、过程与结果〉，《两岸发展史研究》，
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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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文学界的民国新疆史研究
中亚、内亚史研究的先驱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西方史学界在研
究实践中最早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他在 1950 年代便针对此前西方
学术界在描述亚洲古代史时挪用西方经验的缺失提出质疑。当时的西方汉学与
阿尔泰学界，倾向于以田园牧歌式的方式美化草原游牧与绿洲农耕生活，指陈
古代中国王朝和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传统的延续者；他们往往忽略突厥、回鹘
等游牧集团本身同样是从草原帝国外来的入侵者，也忽略伊斯兰教向塔里木盆
地的传播和扩张，利用了武力攻灭信仰佛教的绿洲城邦的史实。拉铁摩尔指
出，美国西部开发与欧亚大陆边疆开发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涉及到在此前完
全无关的两种社会间（欧洲与“印第安”）之接触，后者则始终涉及到人类群
体间长期的接触与流动。45
拉铁摩尔的警示在一段时间内并未产生广泛影响。前述“土著居民对抗中
国内部殖民扩张”的论述模式，又被沿用到近代与现代新疆史的叙述之上。46
期 4（2007 年 12 月），页 217-275。其中，〈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1944-1962〉一
文，探讨了涉及民族关系、国际关系和中国革命等方面，若干重要的政治史问题，包括：（一）
中共接收国民政府遗留在新疆的外交、政治、军事遗产，降低苏联的实质影响，压制分离主义
倾向的过程；（二）中共利用全国性的或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运动，从中拔擢
忠于中共的本地民族干部，清洗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亲苏的本地民族菁英，巩固政治权力架构
的过程；（三）中共模仿史达林的民族分类法，防止突厥语穆斯林形成一体感；借鉴古代王朝
“众建以分其势”手法，推行中共版的“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国家权力整合的过程。（四）
中共利用由前国民政府军和人民解放军就地转业而成的“生产建设兵团”，监控新疆本地民族、
大规模接纳汉族移民，从而改变该地区民族人口构成和文化传统，同时建设现代农、工、商业
与现代交通，尤其是不惜工本修筑兰新铁路，将该地区经济整合到中国经济体系之中，建立中
国在该地区永久统治基础的过程；（五）中共控制新疆的政策所遭遇到的困境，以及本地民族
的反弹、本地民众民族主义倾向加强的过程。
45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35-136.
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还包括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H. Fertig, 1934);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0);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print).
46 例如 Lillian Craig Harris, “Xinjiang, Central As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Policy in the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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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讨论近代与现代新疆政治史的论文或著作中，清朝和后来的共和中国被
简化为俄、英与阿古柏伯克在中亚的竞逐者；研究者并强调中国政府殖民政策
的非正义性，谴责中国殖民者的贪婪。此一论述常常规避检验与答复十九世纪
中期以来新疆突厥穆斯林同样抗拒俄、英和阿古柏的问题，也从未有西方学者
对由汉人、通古斯人和东干人士兵与平民所组成的“殖民者”─与追逐黄金
梦的欧洲、俄罗斯人不同─本身便是中国统治者政策之下的受害者这个问题
表达任何关怀。
拉铁摩尔于 1950 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气氛的压制，未能在美国继续其研
究工作。1950 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惠廷(Allen Whiting)来到东京和台北，利用
两地的档案，访问曾参与新疆事务的美国、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官员，并与
国民政府势力入新前的新疆军政首脑盛世才合作，以盛氏主持新疆政务期间的
经历为范围，勾描出 1933-1949 年这一段新疆现代政治史上重要时期的轮廓，
写成《新疆：是主体还是棋子？》一书。47该书上下两部份，分别由惠廷和盛
世才独立完成。盛世才未能影响惠廷对人物的评价，但也从他个人的角度提供
了有参考价值的史料。英国学者安德鲁‧福布斯(Andrew Forbes)从 1970 年代
末期开始，利用英国外交部、英国英印事务部、英国国家档案馆、印度外交与
政治事务部等档案材料，对中华民国建立后在中国大陆三十八年期间新疆的地
方政治与民族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撰就《民国新疆政治史》一书。48该书
不仅比惠廷、盛世才的合著涵盖较长时段，也为讨论近现代新疆突厥穆斯林民
族主义运动提供了更多的背景资料，并且对 1933 年的喀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的内幕和英国在新疆的活动着墨甚多，有特殊独到的价值。
Islamic World,” The China Quarterly 133 (March 1993), pp. 111-129; Gaye Chistoffersen, “Xinjiang
and the Great Islamic Circle: The Impact of Transhational Forces on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The China Quarterly 133 (March 1993), pp. 130-151.
47 Allen S. Whiting, Shih-ts’ai Sheng,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48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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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奥克兰大学(Oakland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杨边琳(Linda Benson)从
1980 年代开始，专研“伊宁事变”和新疆哈萨克斯坦人。她于 1990 年出版的《伊
犁起义》，是学界研究“伊宁事变”的第一部专书。49该书的副标题作“穆斯
林对新疆中国当局的挑战”，显示作者将此事变定位为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对
中国统治当局的反抗。杨边琳认为，新疆地方民族的反抗运动受到泛突厥主
义、泛伊斯兰民族主义和近代土耳其及中亚苏联加盟共和国代议民主制度的影
响；而中国统治当局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贪残暴虐，滥肆压迫。杨边
琳大致倾向于否认苏联对该事件的深刻介入和影响，而将矛头直指中国政府
“虚伪”或错误的民族政策。
前述几本著作，在资料蒐集和分析上，都超过中文研究界，但他们在讨论
包括新疆问题在内与中国有关的民族问题时，或不假思索、或深思熟虑地将原
因归结为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中华思想”，质言之，即汉人的民族歧视思
想。这样的结论，非常接近对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在亚、非殖民地形成的民族
关系结构所作的观察与批判。在此，研究者直接套用了“殖民帝国侵略∕殖民
地人民反抗，争取民族自决”的批评模式，认定新疆问题是突厥穆斯林民族和
外来的中国侵略者之间的冲突。这类结论的缺失在于，省略了由东亚和中亚长
期复杂的历史文化关系所构成的特殊背景，因而既低估了“中国”在西域的影
响，也低估了俄、苏在新疆的角色与影响，从而掩盖了新疆居民在历史上长期
处于附属地位、在地缘政治中一直扮演次要角色的事实。从自由主义角度出
发，批判强权和殖民主义，同情“少数”、“弱势”的悲天悯人的论点，固然
令人钦佩，然而，将“多数”、“少数”和“强势”、“弱势”简化为“邪恶”、
“善良”，多少显得有些粗率。
生长于新疆，曾任教于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的华裔学
者王大刚(David D. Wang)，于 1990 年代中期，利用其经历、背景之长，蒐集掌
49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 E. Sharp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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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包括对在世的事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士的直接接触与访谈
纪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前苏联和俄罗斯档案
馆、台北国史馆、中华民国总统府、外交部、内政部、调查局、史政局、国民
党党史会以及张大军先生个人所藏相关档案，在广泛的史料基础上，撰写了《在
苏维埃的阴影下：伊宁事变》。50该书标题即显示作者并不赞同杨边琳“伊犁
起义”论点，反而强调该事件背后外来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亦即苏联在事变中
的角色。该书也回应了杨边琳前述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其主要论点为：首先，
毛泽东将伊宁政权界定为“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份”的目的，在于
清除苏联对伊宁方面的影响，其所以为苏联官方所接受，是因为要掩饰苏联干
涉外国内政的事实，而其所以为伊宁政权所接受，则是因为后期领袖阿合买提
江等人有意争取在未来中共体制下的有利地位。其次，“伊宁事变”绝非单纯
的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也非单纯的中国内部事务，而是许多国际、族际
复杂因素交叉互动的结果。第三，关于国民政府处理伊宁事变的态度，事实上，
张治中忠实贯彻了蒋介石的意图。在蒋、张共同确信事变的关键在于苏联方面
这一基础上，张维持与苏方和伊宁政权和平共处的状态，进而在法律上维护了
中国主权的完整，使蒋得以全力应付东北和中国本部的中共问题。第四，作者
指出，史达林对新疆政策的目标和结果，不是单独存在的，必须放在苏联的亚
洲政策中来考虑。苏联当局在与亚洲各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利用本国和邻国的
跨界民族及地方当局，扩散其影响力，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并排拒英、日、
美等国的影响；而新疆汉族统治当局与地方民族长期的历史冲突正好为其提供
了绝佳的机会，只不过国际政治现实不允许同时制造两个“外蒙古”。在新疆
制造“国中之国”反而更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中共后来之所以可以不发一
弹而“和平解放”新疆，也是因为他们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照顾到苏
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所致。
50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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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刚试图证明伊宁事变的实质，最初是苏联操纵下用以讹诈中国政府的
筹码，继而成为亲苏地方民族人士与宗教民族主义者、亲苏穆斯林与亲西方穆
斯林之间的权力斗争，而非单纯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史料证据之坚强而言，可
说铁案如山。但作者似乎站到杨边琳对面的另一极端，即低估了新疆突厥穆斯
林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力量。
六、英文学界对中共统治下新疆的研究
有关中国和中亚研究的英文著作，对于中共建政后统治新疆，以及新疆本
地民族与中共当局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始于 1960 年代末期。毕业于重庆中央
大学，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曾任台北《公论报》编辑的李福祥(Fu-hsiang Lee)，
利用中共报刊上公开的资料，于 1973 年在纽泽西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政治学系完成了题为〈新疆的突厥穆斯林问题：中共民族政策个案研究〉的博
士论文。51该文以历史上新疆的民族问题为背景，再以中共在新疆的施政状况
为对象，讨论中共标举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新政策的成败。尽
管资料来源有限，但大致描摹出中共建政后新疆政策的轮廓。李福祥的研究在
某种程度上为此后的英文写作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基础。
1970 年代末，澳洲学者唐纳‧麦米伦(Donald McMillen)以中共建政后在
新疆实行的政治、农、牧、工业、民族与军事等各项政策为探讨对象，撰写了
《中共在新疆的权力与政策》。52该书是迄今为止，在中共官方和大陆以外的
学界中，研究中共统治下的新疆历史最全面、完整的一部著作。与前述李福祥
的论文不同的是，该书作者蒐集了多方面的资料，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论述模
51 Fu-hsiang Lee, “The Turkic-Moslem Problem in Sinkiang: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ationality Policy,” (Ph. D. dissertation, Piscataway: Rutgers University, 1973).
52 Donald H. McMillen, Chinese Communist Power and Policy in Xinjiang, 1949-1977 (Boulder:
Westview, 1979). 作者此后将其中部份内容发展成为 “Xinjiang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 Han Organization in a Non-Han Reg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6 (1981), pp. 65-96, 以及“Xinjiang and Wang Enmao: New Directions in Power, Policy, and
Inte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99 (September 1984), pp. 569-593 两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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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它的架构更接近政治、社会史的写作方式。不过，由于该书引用的资料和
统计数字，几乎都来自中国大陆的报刊，尤其是中共中央和新疆党政负责人的
讲话，在缺乏可供对照、判别的原始资料的情形下，该书的论述模型出现了缺
陷。例如，它受到后毛时代初期，中共基于政治需求，掀起批判“文革”与毛
派过失风潮的影响，认定长期主持新疆党政工作的王恩茂奉行了一条与毛主义
不同的务实路线；在充分考量到新疆特殊条件的前提下，王的路线较毛主义的
主张更有效地推进了该地区与中国的整合。但较新的研究却显示，与中共其他
地方领导干部相似，王恩茂依然只是一个顺从的政策执行者，他与毛的主张并
无重大差异，而毛本人也并不如想像中的那样热中于意识形态争议。53
随着中共的“开放”政策，愈来愈多的西方学者得以直接前往新疆，突破以
往依赖中共官方资料的窘境。身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中亚—高加索研究所、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全球华人事务研究
所教授的卢德森(Justin Rudelson)，是第一位以人类学家的身分到新疆从事田野
调查的西方学者，《绿洲认同：中国丝路沿线的维吾尔民族主义》一书，即是
他的成果。54卢德森以人类学的蒐证方法，从直接访谈、文学作品、日常生活
细节中，分析了吐鲁番等地维吾尔穆斯林的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及认同
的变迁。作者发现，维吾尔人的多重认同现象包括若干层次，底层是“绿洲人”，
即自认为“吐鲁番人”、“喀什人”、“阿图什人”、“阿克苏人”等，这种
认同超过他们作为“维吾尔人”的认同；中层是某种汉文化与中亚、西亚与斯
拉夫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更高的层次是“穆斯林”。但与维吾尔农民强烈
的宗教意识相较，维吾尔知识分子则呈现出世俗化倾向。卢德森还发现，很多
维吾尔人对希特勒具有特殊好感，但这与反犹无关，而是基于“敌人的敌人便
是朋友”的逻辑，抒发反汉情绪的一种方式。该书引发一些抱有民族主义情绪
53 例如吴启讷，〈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1944-1962〉（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