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 引述《chungrew (一起去旅行吧^-^)》之铭言：
: 大致同意这篇文章，但对最后一段有点意见
: 何谓‘古代政府最好的策略’？我想这真的见仁见智，而且因为时空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化
: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那是亚当史密斯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想法
: 但如果你有像我一样，把亚当史密斯原文著作全部认真念过几遍，你会发现他被断章取义
: 亚当史密斯除了写《国富论》，另外还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也应该拜读一下
: 道德情操论强调以同情为基础，并且涵盖社会学与伦理学背景的分析与描述
: 也就是说，要玩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相搭配的政治、社会、伦理的背景作为基础；
: 此外，在亚当史密斯的时代，至少在英国，是一个中小企业与作坊林立
: 市场相对自由开放的时代，也就是说，相对来说资源的取得和分配较为公正
: 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讲，就是较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
: 完全竞争市场，是所谓的‘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功能的唯一背景
: 问题来了，假如这个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呢？市场机制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
: 所谓的自由放任，也就不一定是良药，很可能是泄药，甚至是变成毒药。
: 最好的例子，就是明朝，明朝中后期，整个市场不是管的太严，而是太松。
: 明朝的商业税，税率极低，洪武皇帝朱元璋订下来的祖制是千分之三，低到不可思议。
明朝几乎不收商业税，这点几乎是共识。明朝的财政税收管理几乎没有利用到当
时蓬勃的工商业活动，这也很多人提过了。不过政府对工商业活动的统制力量是高还
低，和这股统制力对工商活动本身是利还弊，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问题。
我们所谓的经济，其实就是如何配置资源，使效益最大化的理想状态。但是所谓
效益其实也有许多种，一般我们可能要求所有的效益都最大化，但在具体的时空脉络
中，不同的效益之间是有优先级的，那就有了战略考量，我们专注的就不是所有效
益的最大化，而是让最要紧的部门效益最大化。
这样讲好像很抽象，但我们只要想一下战时经济和非战时经际间的差别就好了。
在一战以后的总体战时期，攸关一国存亡的军火绝对是最优先级，这时候其他的民
生物资自然减产，因此目的导向的效益开到最大，但整体的经济活动是萎缩的。但又
不得不如此。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其实就都因为动员来生产军备的工业产能不够而
被盟军物量压垮。相对来说，有计画经济经验的苏联遭入侵后动员的就很彻底，虽然
工业劳动人口只有德国人的一半，但在几乎所有类别的武器生产量上都超过德国。
我们回来讲明朝。明朝并没有遭遇到同等量级国家间的生死战，有也是南明时期
的事。明朝也没有身处于像欧洲那样的多元权力体系中，经常为了权力平衡而开战。
明代的战乱相对于其国家的规模，对明代国家的威胁性实在偏低，不比欧洲国家经常
要付出与国家规模不相称的财政努力来打仗。下面这篇文章大概讨论比较了一下欧洲
国家和明代中国的战费，明朝的战费其实是偏低的。明朝也很少像欧洲那样战争动辄
打上数十年，一打就迁动全欧洲甚至全球地图的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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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是，对当时欧洲国家来说效益最大化第一顺位的或许是战争，但对明朝
来说应付战争就不需要那么多努力，尽管以必要性支出而言前近代国家花最多钱的都
是军费。
所以我们要转到第二个问题上来。明朝没有因为战争而加深对工商业的控制力，
但明朝也没怎么因为经济或工商业的理由去强化这股控制力；明朝的经济政策，如果
说他有一贯性的话，主要是集中在盐政和茶马贸易上，换言之是完全垄断盐的生产，
以及部份垄断茶的生产(仅有川陕两省)。而在更基本的，一般说来我们认为现代国家
都具有的，如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体系、工商贸易法规、基础建设等等，明代几乎是
通通付之阙如，偶有干涉，介入的程度也相当低。
但在提出明朝对于工商业的鼓励奖掖过低之前，我还是要回到上篇文章里提到的
更原本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政府介入能带来更大的效益，还是不介入的整体效益更大
。我们大概可以确定明朝因为始终对本国经济的干涉不大，控制力不够，所以一旦遭
遇超出其能力规模的战乱就灭国了。但以明代政府曾经介入的几个案例来看，国家介
入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如何，实际上有相当大的疑问。
以盐政，也就是盐的专卖制度来说，生产管理和配销上的问题就层出不穷。明代
盐政继承了宋代的开中法，商人在边疆缴纳粮食或银两交换盐引，凭盐引兑取食盐，
至指定的行盐地区贩卖。明中叶以后有所谓的“盐引壅积”的问题，发行的盐引过多
，盐产量却跟不上需求，拿到盐引的商人只好排队等候，称为守支，有些一守支就是
几十年，甚至祖传于孙还等不到的。承平时期尚可怠慢，但一旦边情紧急，急需大笔
物资现款，政府又另开一条后路称做“存积盐”，不用等待，但盐引价格更贵。结果
是一般须守支的“常股盐”的盐引没人要，价格直线掉。
从根本来说，明政府要嘛减少盐引的发行，要嘛需增加盐产量，取缔私盐只是支
微末节。但以明代对人民人身的控制力而言，对专职煎盐的所谓“灶户”都不怎么能
掌握其户口实数，要强制增加生产就更难了。政府实际上也无法管控商人向灶户收取
的食盐数量，因此实际上也不是食盐的生产不足，而是当商人以高于政府定价的价格
收买食盐时，灶户会优先供货给商人而不是政府。
茶马贸易也有类似的激励不足的问题；川陕种茶大概成本偏高，经营者顶多满足
政府课额就不愿再多生产，竞争不过内地好比说湖广更便宜的私茶；而私茶贸易也使
得官售的茶价偏高，少数民族宁买私茶不买官茶的帐。
茶与盐的专卖还有许多重要细节，此处不能详述；但总的来说，从明朝政府行政
机构的有限效率看来，别说是一开放私营就显得竞争不过，就是不开放而赶不上一般
私营经济的需求。就是再多介入其他品项的专卖，大概也不会有更好的下场。
实际上，不说专卖，就说单纯的商业税收好了，经营一个定点的税务机构所花费
的往往比所收到的税还多。明初广设的河泊所和竹木抽分局数以百计，但到明末真正
在经营的一双手就数得完，原因无他，决大部份是赔本生意，入不敷出，当然也就经
营不下去。
我们还可以拿基础建设来说，主要是桥梁道路；这方面明朝政府就认份多了，几
乎无所建树，连边疆要地的桥梁也经常见到当地耆宿僧道豪绅大家集资自掏腰包盖桥
的。明代并不是见不到好的交通系统，如川北的石铺路面就很精致，但与明政府没什
么关系，大概还是私人去维持的。其实18世纪的欧洲，政府也是鼓励私人去盖公路，
给予他们设站收过路费的特权，而不是政府下去经营。
大运河也是交通系统，不过其问题也很多，大抵也是因为政府控制着军户强制劳
动，因而激励过低，效率也就有问题；而运河又优先运送漕粮，因此私人船运被耽搁
的情况经常发生，对私营经济的好处是有，但未必能说有多大。而运完漕粮后空船返
程，其实也是种浪费。明政府为保证漕粮能运到额定数目，只让军户有限度的夹带私
货──不能完全禁止，因为军户必须借此谋生，否则无法应役、无法赔累船只漕粮的
损耗，要鬻妻卖女的。
最后再简单提一下货币政策。明初宝钞的信用一开始就被破坏掉了，后来民间也
未再恢复。而制钱，也就是铜币，明代人算是很清楚一般民间所用的制钱不在政府控
管中。谭纶就说“今钱惟布于天下，而不以输于上，故其权在市井”。但是政府鼓铸
铜币需有铜本，铜本若非开矿，就要以银购买，而这种经营方式并不总是能得利。明
代开局铸钱时停时兴，赚赔并不稳定是也。到明崇祯末才真正认真想要销毁古钱全归
政府鼓铸，但没多久就亡国了。
请循其本。我们已经知道，以明代中国对经济的认知和意识形态而言，很难说会
有对工商业有利的政策出台(尽管这未必是错的，因为人生在世食衣住行，粮食、燃料
、纤维、建材，在过去几乎都要依靠土地产出；有土斯有财，重农、重本抑末本来也
就很合理，剩下了不起就是如何适当调控物价物流的问题)，更别说政府机构的效率实
在也很低下，别说与民争利，就是本来有利的一经营下去反而就亏了。政府当然还是
能强制介入，或许还能靠这些资源维持政权，但若要说到让所有经济效益都放到最大
、建立近代的经济体制，还是勉强了些。
: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以后，商人势力大幅度的膨胀，身分地位也大幅提高
: 官宦子弟，要不然受到商人资助，又或者自身就是商人家族出身，例如王崇古、张四维
: 捍卫商人利益的官僚，反对任何形式的商业加税或摊派，美其名‘不与民争利’
: 自由放任的结果，是朝廷对商业完全没有着力点，既无法从繁荣昌盛的商业中课税
: 更完全没有办法介入市场之中，调节市场机制，只能坐视物价的波动上下起伏
: 承平日子还好，一但似上灾荒，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瘟疫，导致粮价飞涨
: 政府几乎是完全束手无策，朝廷没钱，所以赈灾银子远小于所需要的数目
: 朝廷没有粮食，仅有的粮食还要漕运到京师，根本不可能开仓放粮或赈灾
承上，因此这实际上不是财政体制的问题，而是生产的问题；生产不足或者生产
已达上限时，投入货币只是引起通货膨胀而已。而在过去几乎所有生产都靠土地来产
出时，生态环境就制约了生产的上限。而中国因为没有海外殖民地，是很难缓解这层
制约的。
: 一但民变或者是叛乱，政府也很难迅速作出应对，同样是因为没钱，没钱当然不好办事
: 明神宗万历皇帝有想到这个问题，他派太监去当税监，想办法抽一点商业税，
: 但后果大家都知道了，大家把此举骂成乱政甚至是暴政，在文官集团反对下不得不停止。
: 最后，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天灾？贪污？疾病？流寇？农民军？关外满清？
: 我觉得都不是，许多朝代都有贪污，但未必就很快灭亡了
: 但没钱的政府一定会灭亡，因为财政为庶政之母，钱是政府运作的血液，
: 举例来说，为什么明朝常常催促前线将帅尽速决战，就是因为钱粮没办法支撑持久战。
: 那奇怪了，满清这么小都可以持久，大明上亿人口无法持久，是什么道理？
: 就是这个道理，畸形的市场运作，导致资源无法转化为总体的实力和战力。
: 没钱，是注定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