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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是来自于与文明的相对，然而这组关联概念却也是后者所创生，也不过是站在后者的
视角中被认定为没有生产力的文化就是野蛮的，因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贡献，
并且在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18世纪后全球的笼罩下，各种非此主流文化者皆被归类
在野蛮的范畴中。经历长期殖民的台湾岛屿亦如是，荷清之后的1895年日本殖民时代，以
至于1945年终战与1949年国共内战败战后国民党政府来台，至今所谓“台湾民族的台湾人
”所谈的转型正义，却始末未含括进台湾原住民，于是，若只谈及国民党政府对岛民的荼
害如白色恐怖、228事件，却未论及百年来对于原住民的掠夺，例如在戒严时期也有着因
为汉原间的压迫与歧视导致的汤英伸事件，那么这样的转型正义只能说至多一半，甚至，
也称不上“正义”了。
先谈这本书的作者吴豪人教授，前先就有阅读相关的文章与专栏，光就其评论文章即可见
及在思想史上的着墨，而更重要的是行文上的妙趣与用语，能使得具有知识重量的内容却
透过（黑色）幽默的文字表达，即便长文亦不感疲劳。例如在台湾史上经常会形容在1945
年的交替中，是狗去猪来，即两者同样都会掠夺，但是一个的吃相比另一个更加难看，日
本殖民时代中也有试图同化的皇民化运动，也有因为歧视待遇而产生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
运动，但是也提升了台湾的公共建设、卫生。相对的，国民政府却是以反共之名，持续地
夺取台湾资源以挹注于反共大业上，四万元换一元又或者强占日产，以及对于台湾岛民认
定属于日奴的偏见进而强盗与强暴。都是掠夺，一者以法为之，一者以暴为之，法固亦为
暴，然仍有法之表面。在这样的对比中，作者使用了“法匪”与“匪”作为二者之别，不
禁令人感到精辟之处所在多有。
而回归到原汉之间的差别，在本著作中所提到的首要者即为财产的观念。当代的资本主义
社会是以财产为基础的，甚至在社会契约论者洛克（J. Locke）所提出的政治社会建构中
，自然权中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等权利乃是以财产为最为重要者。而现代社会所延续了的
这个观念，也让私有财产成为根深柢固的观念。然而，非现代人的文化观念就未必如此，
甚至所谓现代人的前现代时期也根本未有此等私有财产的观念，“第一个圈起一块地的人
，当他胆敢宣称：“这是我的”，又认为周遭的人简单到相信他所说的，那么他就是公民
社会的真正创建人。”（J. J. Rousseau 著，苑举正译，德行堕落与不平等的起源，页2
61（2017年））
对于私有财产制的讽刺，更可见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其中一段：“然而，他们却玩
弄小聪明，在这茫茫的大地上，砌起围墙，树起木桩，划为某某所有；这种行为，正像把
苍天划分界线，然后向官府呈报说这一部分是我的天，那一部分是他的天，是同样可笑的
。如果把土地分割起来，规定一亩的所有权是多少钱而进行买卖的话，那么，我们也可把
呼吸的空气一立方尺一立方尺地匀分起来，拿来零卖了。假如空气不能零卖，天空也不能
分割的话，那么，土地的私有不是也不合理吗？”当然，这个段落的“猫的自白”乃是以
此来正当化其来去自如各处而“侵入他人住居”了。在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猫的自白中，
乍看是在以这个不可动摇的前提来反讽其自圆其说地四处“潜入”，但真正的批判却更是
在这种私有财产制的荒谬，以想像而出的所有权疆界来划分哪块“土地”是谁“所有”。
想像力之丰富可比拟在民法物权篇中有“共有”之章节，假设有二人共有一地，那么分别
共有二分之一并不是左边那块跟右边那块又或者北边那块跟南边那块各归一人所有，而是
权利的一半分别笼罩在这整个地域上，从一块土地、到一颗石头、到一个砂粒、到其中的
原子，并不是简简单单切一半就能说是“共有”，而是现实无法完全被涵摄在这权利的虚
构之中。但这个虚构（fiction）想必不是个好作品，否则也无需再大学院校开设系别以
一个学期两三个学分约莫二至三十小时才能有些许地把握，倒不像小说（fictino）中的
故事能在二至三个小时让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中。
但财产权、物权、民法、法律，却是一个当代伟大的文学，因为这私有财产制的观念已彻
底地成为当代人民对于主体以外的客体—人以外的物的理解，至少还没有任何一个虚构可
以像法律这样地让所有人信以为真，并且认为理所当然，甚至，理所应然，并以此作为价
值准则去强要他人顺服，然此过程正是殖民的历史。如同在著作中提到的，法律的历史正
是各式各样的人成为“人”的过程，一个生物上的人未必具有法律上的人格，甚至，非生
物上的人却未必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举例来说，奴隶曾经被认为是法律上的“非人”（
而为物），而公司却是法律上的“法人”；或者曾经女人不具有公民权，却在一步步地抗
争中争取到选举罢免权。
原先居住在岛屿中的自然住民，横遭掠夺生活后，在体制内的抗争至今延续，歧视乍看在
21世纪后减少很多，但实际上网络充斥的歧视言论仍所在多有，在相关原住民的抗争行动
的传播媒体下方仍然可以见得酸语如：“又要钱了”、“没有给你加分吗？”等傲慢言语
，似乎认为在先手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之后，给些恩惠就公平了。然而，这就像先打人再说
给你三万元医疗费用还不够吗？如此霸道。更在初始就已经否认他人的自主性，而在未取
得同意的前提下强迫实践整个历程。
又或者，当代司法引进的“修复式正义”概念，却早已在对原住民的文化研究中发见到在
当代司法介入之前，其等处理部落间纠纷的方式，并非使用应报刑的方式，却多是以“赎
财”的方式以施刑，避免同族间的残害连锁。但这也并非出于任何关于“威吓（deterren
ce）”又或者是“复归（rehabilitation）”的目的而来，而是当所有人并不分别作为个
体而存在，没有你我他，只有我们这个部群，因此在错行产生后的对治，即是以社群的修
补为主要诉求，而这种思想正对应及当代刑事司法反省过后的修复式正义概念（只不过这
组程序多也放在补充性的措施使用而已）。
而这必须回归到更根本的原住民文化中，对于整体感的整体感知相较于当代个人主义想像
出的个体感知有所区别所致。也因此，在财产关系上也不因此有“私有财产”之别，甚至
公私这组概念如同文初所述的文明与野蛮的对应关系也不存。资本主义的发轫导致文明的
暴冲，确实使得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科技大幅发展，但同时所产生的环境代价却是被忽视
掉的成本，也使得生活的处境所累积的负担越来越重，这一代人所享有的，是向下一代人
借贷而来的。这又牵扯到世代正义的问题，而所有的正义问题所关注的正是“公平（fair
ness）”一事。转型正义、修复正义、司法正义、分配正义、世代正义，分别是在不同的
轴向中去求取如何才是正当的归属问题。
当我们谈野蛮的复权时，我们必须要去理解所谓的野蛮并不是与文明相对因此分别隶属于
正面与负面的词汇，野蛮毋宁只是代表“非文明”，然而文明不见得必然是“好”的，文
明所带来的是核废料与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降低，而在著作中也从第三
代基本权的环境权中，试图去推导出原住民的权利。当我们讨论到野蛮—非文明，我们也
必须要了解当文明的群落中有差异的存在，更必须要理解到比文明更广大的野蛮有更多的
差异存在，而不单单是以“野蛮”、“原住民”可以涵括的，甚至，文明人的先祖也是来
自于野蛮，故殊不得仅以现时现地的狭隘范界来区别。当我们要求我们的东西归还于我们
自身时，我们并不是在夺取，所以这并不是野蛮的夺权，甚至，这个“复权”的诉求，正
是起因于被掠夺的因由所肇致。当我们在谈当代民族国家时，除了有共同的情感认同之外
，更有以是否共享相同的价值认同为据，以为界分是否属于相同国家之国民。那么，若与
我们在法系的根本认知上有所差异的原住民，是否我们并不应该强要其等归属于我国国民
？无论是中华民国亦或台湾国，皆同。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排除，而是应该在充分的理解与
沟通下，尊重原住民对于其等未来的自主选择，毕竟这不正是当代台湾独立诉求中所论及
的“民族自决”吗？同样的标准之下，这更应该是自身应该实践的行为准则。
当台湾人反抗殖民的政权，并呼求着自身的自主与独立时，也必须要理解到在同样一块土
地上有更早的居民，并且有其自身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并且也同样被掠夺与剥削、殖民。
那么我们更应该要去关怀与我等同处被殖民的历史下的“他们”，因为在这类似的过往中
，他们，也是我们。并且，他们也有权获得返还原先属于他们的，他们也有权选择他们的
未来，无论是选择作为他们，或者是我们。当我们要讨论“正义”时，我们是否不愧对于
这个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