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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的一胎化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大量堕胎造成女性输卵管受损无法受孕、丧子之人必须重新接通输精管再生下子嗣、以罚款之名课征生育税金之实际、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人口快速老化造成壮年人口扶养比提高、无法申报户籍的幽灵人口无法享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对于传递香火的传统观念使得不具有阴茎的婴孩出生时被丢到滚水中。但这却不包括经济的成长。
甚至，经济的成长是因有大量的劳动力才可能，如此才能吸引世界市场的投入，只不过停止一胎化政策的二零一五已经太迟，尤其人口的减少实也非以这残酷的政策为必要，因为早在此前中国政府依照原先的“晚稀少”政策已经能稳定降下人口成长让生育六胎减半成三胎，那为何还要那么强硬的措施？倒也不是要展现铁腕，而是在一九七六毛泽东过世产生的权力真空，中国也要面临大跃进与文革的余波下，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必须要取得正当性，为了要振兴经济就必须要提高人均GDP，为此则须提高产出以及减缓人口成长。无疑地，后者容易多了。
中国为了经济成长、超英赶美，无所不用其极早已不是新闻，碳排放造成全球暖化也都是将来的事，先赶上美帝才是首要之旨，而全世界的人类生命本来就不在考量之中，尤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本来就是倒著唸的语句，中国人打最凶的就是中国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分明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尤其在传统儒道下的男尊女卑观念，使得女人怀上了胎、肚子被打了根针，也不过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大业下的为国奉献—而非必要之恶。然而一胎化政策真有那么神奇？实际上从未有如官方所宣称达成人口三四亿的减少，因为实际上当时的估计实在过于草率，甚至整个政策都是
由宋健之流的火箭科学家来评估的，何故？文化大革命早革翻了文化，人文科学不过是阻碍迈向共产社会的人民毒药。
然而，一胎化政策不仅是并未如同“计画经济”一般地“经济”，甚至而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人类想要掌控世界的意志在共产中国找到出口，但于此才发现弄巧成拙，因为中国即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虽然人口老化是第一世界的问题，而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难称得上是第一世界，即便是第二大的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韩国六分之一与美国九分之一，尤其在二零五零食将会每三人有一人是六十岁高龄以上。这会造成的问题是超高扶养比，而这时代的重担将会因“党”的方向不公平地成为赐予这一代一胎化政策下的炎黄子孙。
而在个人的层面上无论是父母或是子女都同样必须接受这个政策的后果，在父母这方可能要面临强致绝育措施的威胁，但非法治国家从来就不存在公正，法律（如果堪称法律）在各个地区的执行都很依赖地方官，所以可严可宽，一切端看人品，有关系就是没关系，甚至有钱就能违反政策，这反而是法治国家中最忌讳的现象。处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要实现正义（应报的retribution）或说是要威吓（功利的deterrence），又或者是要根治行为人的劣根性（矫治的rehabilitation），都有实践的意义存在，但是在中国的超生罚款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要有钱就能多生，这无疑ꘊa就是用罚款来买孩子的配额。在中国什么都要计画、什么都要掌控，所以你怎么生、怎么死都不是你能决定的，人定胜天在这里能得到实现，就像京奥时为了洗去北京的雾霾，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就要发射装有碘化银的火箭弹，毕竟共产无神论，没有雨神雷神没有神意，只有党的意志存在，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现在是党说要下雨就要下雨。
而在孩子的方面也要面临庞大的压力，因为是独子（除非父母竭尽所能地生出了双胞胎、多胞胎），所以成为实现父母梦想的工具，父母细微地照料只怕丧失这唯一的依靠，虽然普世原则上说人人平等，所以无论是单子家庭或是多子家庭丧子都应该是同等的悲痛，但这只是理论上。在中国的现实所反映出的是理论不完全适用，普世原则似乎在此碰到天外天，因为“失独”所造成的损害并不只是生命的殒落，而是爱的对象失去之外，也失去经济依靠、社会认可还有人生价值。毕竟失独之后连邻居都退避三舍，深怕靠近是为了寻求浮木依凭。
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在人民的层面上是被去政治了，每个人都不是公民也都没有政治上的权力，换句话说，在国家的层面上则是太政治了，就连知识上的真理与道德上的对错甚至美学上的美丑，全都被权力给垄断。举例来说，曾经的北大校长马寅初现在被称作一胎化政策之父，但斯时碰上毛主席摆荡在“愈多愈好”与“少即是多”的人口政策之间，所以他提出的人口控制观念遇上的是国家意志的“愈多愈好”，想当然地就被斗下了校长职。然而二十年后的梁中堂提出的反对人口控制，却碰上了国家要控制人口，风水轮流转，这时马寅初在历史上就获得了平反。
中国是不信任自由的，这是个充满恐惧的国家，不仅人民被恐惧给绑缚，国家也正是被恐惧给驱动着的一个巨灵，在执行政策的手段上，中国并不考虑保险套、避孕药或是避孕器这样的措施，即便这些技术已经改良到人民无法自行解消这装避孕状态，中国偏爱的还是绝育，因为这万无一失，一切尽可在党的掌控之中，秩序之外的一点混乱都不得渗入，即便这剥夺了不可计数的自由。慢著，是可计数的，一九八三年有两千万中国人接受绝育手术，这就是对于自由恐惧所造成的灾难。
这种适得其反的事例即便在历史上还有其他的参考资料，但是没有比中国更为显著的例子可举，就像大跃进与文革所造成的非自然死亡可是无人可及，相较于纳粹屠杀六百万人的成绩而言，三、四千万人的中国人在此期间的死亡，以及在一胎化政策下多少生命在尚未吸取到世界的空气（即便在中国的空气混浊很多），就已经被排除活着的资格。而女性更是因为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中，受到更大迫害的群体，就连自由世界都在二十世纪才让女性取得普选的公民权，那么非自由世界诚可想像？共产党起初为了革命而把国家放在家庭之前，破毁家庭的秩序，让孩子批斗自己的父
母、也不准祭祖，革命是成功了，腐败的国民党败逃后是人民的胜利，但人民的定义迅速地缩减，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所谓的“人民”的意涵只包括共党的高官，
其他人都“不是人”，就连富如马云也是隔日如过往云烟，如梦幻泡影。而今日的共产党想要重建家庭才发现，创造什么比破坏什么还难，偏偏共产党擅长后者。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还包括例如彩礼（类似礼聘女方一笔金钱，尤其这也把婚姻的意义贬低成金钱交易）后女方逃婚、女性在过适婚年龄后尚未结婚成为剩女所面临的庞大压力、城乡贫富以及人口组成结构差距、父母为了独子能吸引到数量稀少的女性所以要置产买房而造成的房价上升，同时也让生活绝大多数的收入都要投注在这空洞的“不动产”（虽然照理说共产主义没有私有财产权的观念）、更悲哀的是
失独的父母养老院都进不去、买不到，因为怕收不到钱。
“也许共产党能够扭转局势，毕竟他们曾经发起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反生育运动。但我猜测这件事就算不是绝对办不到，也会很艰难。以纯粹数字运算的心态看待生育问题，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心理。到头来，一胎化政策造成的最大伤害或许是他强迫民众理性思考—也许太过理性—为人父母这件事。然而成为父母，却是带着一种无穷的能力跃进未知，这种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生存与爱的意义。”对于人是经济理性的假设只能用做理论上理解、解释人类的特定行动之用，但是以此作为假设来实践没有科学根据的政策，就是把成千上万的人命当作实验场的材料，而这就
是中国的历史，而这实验场的残余，至今共产党都还在收拾，也即将要面对高扶养比、人口老化、经济衰退以及社会福利不够健全所将来临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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