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chordate (にんきもの)》之铭言：
: 如此一来北京的战略纵深就止有短短60公里左右。
: 最近发现熊廷弼也这样说
: 万历四十八年熊的奏章：
: 今辽阳、沈阳、抚顺、清河、均B宽奠、镇江各相去数百里，或百数十里，皆当贼一面
: 来路，不置兵，无以阻其阑入。不多置兵，无以当其聚攻。如主贵精之说，势之不能分散
: 布置，必屯聚辽城一处，然后可。而以应沈阳则百二十里，应抚顺、清河则二百余里，应
: 宽奠、靉阳三百余里，应镇江则四百余里。鞭长不及马腹。
: 况海州、三岔河、金、复等处尚议添设，以护海运，以防门户，臣更不知贵精者作何铺摆
: ？若云物力之匮难于供输，地方之窄难于安顿，则臣既知之矣。傥非国家建都逼近，则似
: 此一向沦于夷之地不可感以忠义之人，弃之可也，何必救？惟其不得不救，则兵不得不多
: 。
: 如果不是首都在北京，辽东的防守范围就可以减少许多。
来点个人主观分析，我认为问题的解答同时藏在这段叙述中。
战略纵深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其实套用在那个时代的军事有点误导。
古人固然会追求战略纵深，但纵深在战术战略上的效益，是否总是正面，则有疑问。
从皇帝角度，可能会错误的追求战略纵深，并把这种可量化的东西当作成败指标，
却使自己战略面更加被动与犯错。
先从整体战略局势来看，明代面对的是宋之后的北方游牧民族，
已经具备高度整合能力，而且北方的地力(尤其关中)已经降低，
如果用以前中原王朝的配置，
结果很容易产生辽和金这种政权，最后它们往往会整和当地汉人势力，
获得继续南下扩张资本与桥头堡。
所以明朝的角度来看，要想阻止这个骨牌效应产生，
就是必须屯重兵在北方，
而这又直接产生政治问题，
所以明成祖的解方变成把皇帝塞过去。
。。。
回头看熊的奏折，
他自己都说了，一向沦于夷之地。
就代表他也清楚这个战略态势与难题，
本来就是为了维持一个本来不能维持的平衡。
短期角度来看，如果首都不在北京，
确实有战略收缩的空间，也大可玩土地换取时间的战法。
问题是这帝国就建立在一个僵硬的体系上，
没有一任皇帝会想承认自己这任做不下去，
该退缩了。
事实上一旦退缩，后续历史情境也蛮容易想像，
我们客观看历史，看到南渡政权可以延长国祚，
可是没有一个政权，会把这种应急手段，
当作策略核心去推动，主力投资一定还是在维持现状，
对于退缩的可能，顶多是分配投入一些保本。
。。。
所以天子守国门的意味，代表的是一种长期方针，
在主要压力方向强硬对抗的策略，
他其实不必然要与皇帝主动出击相关，
而可以是皇帝居中调派援军的形式。
往正面想，他能让某些神智正常的皇帝/当权者更加警醒，
往负面想，他给了敌人斩首/攻敌必救的战略目标。
如果不采用这个策略，明会更早或更晚灭亡?
不知道。
但很大机率能说，
进程就会和我们所知的明朝历史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