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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投书：民主政治下的国家机器与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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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1 06:10
【完整内文】
于6年前（2014年）所爆发的太阳花公民运动攻占行政院一案，高等法院4月28日二审宣判
共17人有罪，其中魏扬等6人也由无罪改判有罪。对此，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江宜桦先生也
于其脸书专页公开发文，表示太阳花抗议群众持铁器破坏行政院的阻绝设施、暴力推挤负
责保卫行政院的警察、拆毁几百公斤重的行政院大门，以及在驱离过程中将执行公务的警
察“盖布袋”。当他们被检察官及法院指出这些犯行而无法否认时，就擡出“公民不服从
”的伟大口号，声称政府专制、戒严、不义，所以所有违法行为皆为“抗暴义行”。
对于江前院长的评论，笔者将先由其所发表过的学术著作出发，透过文献回顾之方式，探
究为何江前院长会极度否定太阳花学运为一场争求民主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笔者希望能透
过尽可能掌握江前院长的思想脉络，以期能对其评论做出适宜的批判性反思。
宪政民主与理性语言沟通
众所皆知，中华民国（ROC）目前为一采行宪政民主主义制度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相互对立。然而究竟何谓“宪政民主主义”？其具体内容又
有那些？为何江前院长会认为太阳花运动反而会伤害台湾的宪政民主？这些讨论我想都离
不开宪政民主的本质为何这个问题。因此以下笔者将先由“宪政民主”这个概念谈起，再
接续探讨为何江前院长与抗议群众之间会对此概念有如此大的认知落差，并进而导致双方
日后长期的紧张关系。
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做为一个建构现代法治国家的运行基础模型，
其核心思想包含有三大内容：“权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有限政府”（
Limited Government）以及“法治原则”（Rule of Law）。
而此三大内容又为互相影响之兄弟关系，在权力分立的基础上，“行政”、“立法”、“
司法”三权相互制衡，有限政府依循着宪法及法律的严格约束进行运转，以“民意授权”
为基础的立法以及独立的司法机关，严格管控著国家机器公权力的运行，进而达到“法治
”（Rule of Law），而非“人治”（Rule of Man）或是“法制”（Rule by Law）等非
以“公民权利”与“约束政府”为核心，而是以“便于管理”做为最高核心目标的工具主
义思想状态。
由上述可知，宪政民主的完善即是服膺于法治之上的。而江前院长与抗议群众间的认知落
差便在于，江前院长认为抗议者们在太阳花运动中诬称政府专制戒严，除了反对服贸协议
，还要求重新制宪或修宪，不承认现行宪法及政府依法治理的正当性。因此在江前院长的
认知中，这场运动是一破坏现有宪政民主运作的作为。既然当下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尚运
作良好，同时也具备法治正当性，诸如学生及民众占领立法院与行政院等行为对其来说当
然不能容忍，并且也是一破坏人民“理性讨论”公共事务的糟糕方式。对此，笔者发现江
前院长也曾在2003年于台大社科院举办的“公民投票座谈会”中指出：
对我来讲，人民跟他们的代表相较而言，谁也没有比谁更聪明。人民有时候聪明有时候笨
，代表一样也是有时候聪明有时候笨。谁会做出聪明或笨的事情，很大一部分要看什么条
件和什么制度制约了他的行为。而在这所有条件里面，能够使一个人做出聪明一点的决策
的，是要让理性讨论的空间加大；会使一个人做出比较不明智的决策的，是理性讨论的空
间被缩减。很不幸的是公民投票在理性讨论的空间这一点上，无疑是有缩减的效果。所以
我从来不认为公民投票会是一个比现存的代议民主更民主的方式，虽然以政治正确来讲，
今天恐怕没有人敢大声喊出：我反对公民投票。
由江前院长过去于公民投票座谈会的发言可以看出，他明显认为“理性讨论”的重要性要
远大于给人民进行直接民主式的公民投票。而在另一篇论文中，江前院长也曾提出“只要
我们试图以理性语言与他人沟通，寻求各种意见的交集，纵使世间的诸般问题不能一举解
决，政治生活的品质也可以提升。”的观点。由此可见，江前院长非常强调理性语言与沟
通，对于如太阳花运动这类“暴力式抗争”，当然势必会抱持着强烈否定态度了。
人类社会诸良善价值的追求
确实，笔者不得不承认“理性沟通”为宪政民主得以顺利运作的一大重要基础。然而除此
之外的价值难道就必须随之减弱并进而抛弃吗？如服贸通过时的“程序正义”议题，抗议
群众遭驱离时被殴打致头破血流的“国家暴力”议题，甚或是作为人类良心范畴最根本的
“同情同理”等良善价值难道都必须要位于所谓“理性沟通”之下吗？过去，江前院长曾
在〈台湾的转型正义及其省思〉一文中提出：
首先，无论我们如何肯定转型正义，请不要忘记它只是人类社会诸多价值之一。转型正义
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价值，也无法宣称是最高的价值。以撒．
伯林说得好：自由、平等、正义、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等等，都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价
值。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贯，人类的各种理想，当然更无法完全相容”
。转型正义是“正义”价值的一个次类，既无法涵盖分配正义，也无法等同代间正义。它
与其他次类一样都真有“给予人人应得之分”的正义核心意义，但无法适用于所有与正义
有关的情境。更重要的是，即使它可以等同于正义本身，它也无法取代自由、平等、幸福
或安定。实现了转型正义，我们仍然要面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环境生态恶化的问题、
教育品质下降的问题、复制科技泛滥的问题……。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价值作为导引
，而不同的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如果对这一点毫无认识，那我们等于仍未了解自由民
主社会的本质。
因此，当我们听到人们呼喊“没有转型正义，就没有和平”，“没有转型正义，就没有未
来”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这种修辞的真正涵意，是要督促我们重视人类的某个重要价值
，并不是要我们把这个价值摆在所有价值金字塔的项端，以之作为一切行动论述的起点。
而当我们真正体会转型正义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一位致力于
转型正义的学者 (Tuan E.Mendez) 要告诉我们:转型正义既不能全盘抹煞，也不能期待全
盘落实”。目前国内每逢二二八纪念日前后，转型正义的口号就会以无上价值的形貌出现
，虽然其原因不难理解，但我们终究必须在纪念日之后，恢复我们对政治社会问题复杂性
的如实掌握。
我不清楚江教授怎么会在该文中犯下如此简单的形式逻辑谬误，政治哲学家以撒．伯林所
提出的“自由、平等、正义、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等等，都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价值。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贯，人类的各种理想，当然更无法完全相容’。”
，是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强调自由）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强调
平等）对立的脉络下所提出的见解。此见解认为既然“自由”与“平等”皆是人类社会所
追求的普世价值，但发展至今却形成世界如此巨大之对立，因此人类社会的各种理想价值
目标，或许真的不能全部相容吧。
然而，笔者实在不了解此与台湾追求转型正义就会忽略其他也应当同时追求的人类社会良
善价值有何逻辑互通之处。也许正是因为此价值观，江前院长才会为了追求他所认定的某
些较重要的良善价值，而选择暂时抛下其余本不应当互斥的主体良知了吧……。
对话与沟通下的交往共同体
后殖民理论学者爱德华．萨依德曾于其著作《知识份子论》中指出：
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份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
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
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
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身负重任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
甚至担任驻外大使。
对知识份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如果有任何事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终至戕
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这些习惯内化。
笔者相信，知识份子的责任即是尽力为那些处于权力弱势的人们发声，为那些惨遭苦难迫
害的人们发声。一个知识份子的心灵必定要具有独立精神并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提出怀疑批
判。对于太阳花运动，笔者可以理解江前院长当时所处身分所必须做出的一些决策，但否
定抗议群众正当性的同时，却也不必然必须完全肯定己方的作为。
江前院长既然可以认知到抗议群众的部分暴力行为的非合理性，相信他也完全可以对当时
镇暴警察的种种暴力行为做出批判，并作为当时中华民国最高行政机关领导人代表向遭受
国家暴力的民众道歉，但他却选择以不断在伤口上洒盐的方式与抗议群众对话。笔者认为
，若要批评暴力行为的不合理性，便应当不分群体而针对行为去进行批判，然而江前院长
对于两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言说批评却完全不成比例，实令笔者感到相当可惜。
对于台湾的历史解释与公共政策，长期以来因为各个主体间的不同解释而使台湾社会成为
一破碎化的交往共同体。不同阶级、民族、生活方式的人们能否真正达成一理想的交往共
同体的实践进步？这是哲学层次上的恒久提问。语言诠释可以作为人类的沟通中介，历史
亦然，如何能在当代台湾去完成一符号互补的交往共同体，并进而在实践中达成它，我想
这是当代台湾要追求政治社会长足进步的必经之路，而对于太阳花运动的讨论正好提供给
了我们这个契机。愿江前院长与抗议群众之间有一天能有机会放下彼此成见进行对话，并
为台湾民主社会的成熟提供一条可能的康庄大道。（相关报导：观点投书：消逝中的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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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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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
不过党国样板容许的表面假开明被撕破
这种人在经历漫长戒严之下
多如过江之鲫
充斥各界
必须跟党产或附随组织一起转型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