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kuopohung ((风之过客)在场的缺席)》之铭言：
: 推 aurior: 汉学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但各人领略就看因缘造化了。 10/19 01:18
: → aurior: 并非中文系都逻辑不通，意淫人身攻击当论述的。 10/19 01:20
: 1.文史哲不分家；
: 你说的就是当代新儒家学者之所以胆敢微调历史课纲的理由
: 但问题在于；
: 1.1.西洋的学术分科从十九世纪开始都已经两百年以上了
: 1.2.以往历史和哲学是对立的
: 哲学追求普遍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历史研究在时间流变的过程
: 这两者是对立的
: 是直到近代(不知道多久以前)才有人拿历史研究哲学
: 1.3.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文史哲训练方式和发展方向完全不同
: 传统汉学根本不是如此
: 思辨性的，证据考古的，文字艺术的全部放在一起谈
: 就论这种大杂烩，样样通样样松的情况，传统汉学硬要跟西方学术pk根本是玩不赢
: 就论这三点，汉学的发展根本就没办法和西方学术相提并论
: 2.再者，当代新儒家继承汉文化的菁英论
: 认为是菁英的会跟他们站在同一立场，反对他们的都不会是菁英
: 而且人民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也同时他们有教化人民的义务
: 所以他们对于反黑箱课纲学生的看法都是年幼无知被扇动的
: 至于说那些一百七十位以上的历史学界学者(包含统派学者)联手反弹
: 他们认为根本不够格挑战他们，
: 也就是说他们打从一开始看待历史学界的态度就不是平等的
: 然后当代新儒家他们也不知如何处理那些学者的反弹
: 是说当然不是所有中文系/国文系都是如此，也有少数头脑清楚思想开明的学者
: 但多数的情况都是比当代新儒家还封建守旧，
: 要不然也不会有新儒家可以大量回归中文系的状况，
: 更甚者有些当代新儒家的地盘教学时也不会说他们的派别，然后学生一路念上来这样
: 这就更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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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信札——评《法的中国性》| 冬川豆
2016-10-19 阿姨
两千年秦政的特征是阴阳互用，内外有别。阴是实质，不可或缺的吏治国家。阳是缘饰，
经常更换的德教神话。今天，本土性恰好继承了缘饰的历史位置。
《法的中国性》是一束短论的集合，从法理和历史的各个角度论述宪法概念如何在中国寻找
存在之家。或者不如说，如何找不到合适的家园。《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所著书信体哲
理政论小说）的穴居人后裔多次无法理解德性和理想共同体的联系 ①，秦人的后裔同样一
再误解本土资源和宪法的关系。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包括三种成分：错误的概念引
进，错误的语境认知，错误的政治比附。最后，“中国特色”的宪法理念变成了一个有趣的
神话动物园。许多生物同时具备翅膀和手臂，大多数却没有足以自我维持的内部结构。本书
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清理这个动物园。
塑造近代中国的知识人创造了民权的概念，并且将西方的优越性归诸于此。奇怪的是：他们
的民权概念具有高度的国家主义色彩，尽管当时的中国政治体还不具备国家的许多重要特征
。梁启超的呼吁是热忱和混乱的大杂烩，跳过了作为宪法主体的公民个体权利，直接诉诸集
体主义的国民概念，希望这个尚未存在的神秘共同体一旦获得民权的洗礼，就会释放出不知
从何而来的巨大政治力量，实现超越欧洲和日本的富强。他从来没有解释清楚，民权是以下
四种概念当中的哪一种：国民共同体的权力，国民共同体的权利，被统治者阶级的权力，被
统治者阶级的权利。他对民权抱有的魔法般期望，当时的中国实现不了，现在的中国实现不
了。大多数欧洲国家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从来不知道这种国家主义价值观和宪法有什么关系
。衡诸西方历史，“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梁启超《爱国论》，收入《饮
冰室合集》第一册）的神话完全站不住脚。
然而，这种先验论迅速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可怜的郁达夫在日本深受性的困扰，
他的解决之道居然是诉诸祖国的强大（《沉沦》：“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
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种模板生命力很强，至今仍然
吸引著众多才华远不及郁达夫的晚辈。于是，宪法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北洋舰队的堂兄弟，必
须承担富国强兵的任务，而这是华盛顿、甚至俾斯麦都不会做出的承诺。除了普遍的心理挫
折感以外，明治宪法的国家主义倾向和日俄战争的结局发挥了巨大、可惜是错误的示范作用
。在咨议局的请愿活动中，那些本来应该是实务经营者的绅士固执地相信：只有加快宪法制
定的步骤，才能解除瓜分和灭亡的危险。显然，他们觉得制宪和变法没有多少区别。自战国
诸子以来，救亡图强就是历代变法的主要理据。这种工具主义的思路恰好代表了基本法理论
的反面，因为宪法就是超越具体政策的规范性条件。谁把宪法当做临时性的政策工具，谁就
得不到宪法的好处。
无独有偶，民主的定义迅速掺入了整体主义的概念。民主变成了庶民的统治，也就是代议
制的对立面。平民集体同时和直接行使立法权，已经符合中世纪政治思想家对暴政的所有定
义。虚拟的集体主义取消三权的界限，构成唯一的权威，尤其无异于巴黎公社的原则。这种
社会连宪法主体都已经取消，还有什么保留宪法的必要和可能呢？孟子的民本概念替代民主
，构成了另一种可怕的本土化。法家的本土性主要体现于酷吏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精神
足以摧毁任何法条主义的藩篱。畸胎学的怪物通常一出生就会死去，中西合璧的斯芬克斯根
本不需要自己的俄狄浦斯。从历史上看，这些形形色色的斯芬克斯主要起到了为列宁主义国
家驱除的任务。后者在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吸纳了儒家的元素，在国家主义和现实政治
方面保存了法家的特征。然而，它最根本的力量源于本土性无法自发产生的组织原理。残余
的本土因素不足以构成滋养树木的土壤，更接近装饰圣诞树的彩带。你很难指望它们离开依
附对像以后，还能保存自己的生命力。
在这样的框架下，劳教的宪法意义是一目了然的。从根本上讲，这种制度是列宁主义政治-
经济格式化的一部分。国务院的原始文本非常清楚。劳教的对像不是资产阶级刑法意义上的
罪犯，却酷似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者和不适应社会者。他们无论安置在社会的哪一个角落，
总是不能胜任和碍手碍脚。形式主义的司法无法为社会解除这样的累赘，强制劳动却可以。
从计划经济的角度讲，全面控制劳动力的分配和控制物资分配同样必不可少。强制劳动是计
划经济体系的必要补充，正如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补充。这种制度很快变成了政治迫害的
方便工具，但这并不是它最初的设计目的。列宁主义的逻辑本身就足以解释劳教问题，无需
依靠本土性因素。但本土因素也并不是一点辅助作用都没有。在舆论绑架和道德熏陶方面，
它有儒家的特征。在资源利用和权力规训方面，它也有法家的特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五
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两部宪法。它们从内容上看，明显不符合西方的宪法定义，更像政治意
图的宣言书，不具备任何可诉讼性和可审查性；从历史上看，不是政策所出的源泉，而是政
策想要实现的目标。然而，汉文的修辞仍然保留了某些模糊不清的“基本原则”意义。
我们如果遵循宪法在古典和中世纪的原始定义，就得承认中国宪法没有什么本土性，不是两
千年习俗和传统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百年来外来力量截断原有历史轨蹟的结果。然而，在
另一层意义上，宪法自身虽然没有本土性，中国人理解和对待宪法的方式却有本土性。或者
更正确地说，具有秦政性。两千年秦政的特征是阴阳互用，内外有别。阴是实质，不可或缺
的吏治国家。阳是缘饰，经常更换的德教神话。今天，本土性恰好继承了缘饰的历史位置。
当代宪法学对此的态度，同样酷似儒生对阳儒阴法的态度。波斯人信札的故事早已结束，秦
人信札的故事不过刚刚开始。
1、《波斯人信札》里讲了一个虚构的穴居族人的故事。穴居族人凶悍、残暴，不奉行任何
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他们有一位外族人国王，想纠正他们凶残的劣根性，对他们很严厉。他
们便发动叛乱，灭绝了王室。叛乱成功后，他们举行选举，选出了一批行政长官，可是这些
人刚被选出，他们就受不了，把他们全杀了。挣脱了这一新的桎梏后，他们只凭野蛮天性行
事，互相残杀。有两户穴居人逃离他们的同胞，偏居一隅，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他们人
口增多，又开始考虑推选一位国王。被选中的老者说，“你们开始感到道德是个沉重的包袱
了。在目前情况下，你们没有首领，不得不按道德行事，否则生存不下去，会重蹈你们祖先
的覆辙。但你们感到这种约束不堪忍受，宁愿听令于一位国君，遵守他的法律。你们认为，
国君的法律不如你们的道德严厉。你们知道，那样你们就可以填满欲壑，沉溺于颓靡的享乐
，只要不犯重大的罪过，什么道德全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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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 台湾人仍然在透过国民党 透过孙文使用的方式 来看待整个世界..
觉得西方的法律很方便 就剪下一块贴上 但是本质上还是假设法官要是圣人 是无上权威
觉得社会福利很重要 用的是父母官 官是父母的思维
觉得教育很重要 其实本质上还是进京赶考求取功名的思维
本质上仍然是富国强兵那一套 国民,宪法 所有的东西都只是工具罢了
只教逻辑其他哲学可以不教 只是顺这这种剪贴方式再来一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