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到底22K长辈溺爱的结果，造成年轻人不努力抗压性低，
还是这已是整个世代掠夺的问题呢？
看看彭明辉是怎么酸的(话说这酸人口气跟乡民还挺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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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救济与结构问题，别老是把它们混在一起
面对 22K 和买不起的房子，你可以有两个思考方向：
（1）谁都不怪，想办法靠自力救济脱离苦海，
（2）想清楚到底怎么会有 22K，从结构上去改善问题。
台湾的评论老是分不清楚这两个问题，因而老是把两个问题混成一个问题，
像没头苍蝇般地杀来杀去。
一般人犯这种错就算了，被广大台湾人信赖的严长寿和陈文茜还犯这种错，
那或许真的表示台湾社会浮上台面的都不是人才。
不过，我在台面下的确见识过很多让我惊艳的人才，
其中很高比例都是六、七年级。
所以，我只能推测，台湾的问题是：台面上没有人才，
人才全被挤压到台面下去了；做决策的没脑袋，只好“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在这种难堪的社会情势下，年轻世代不但被怪罪成草莓族，
最近甚至害爸妈被总裁与“台湾最聪明的女人”骂：
别怪 22K，都怪你们把孩子宠坏！
话能这么说吗？
故事的开始（嗯，也许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是关心教育的严长寿又出新书了，
把当前年轻人的困境当作是父母溺爱造成的问题：
“当我们争取到经济状况的稳定，却开始纵容下一代，
只要求他们读书，剥夺了他们应该要为社会、为自己负责的能力。
我们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成功经验来走，
却压制了他们开启天赋、探索自我、服务人群的能力。
在我们的保护伞下，他们失去了自主能力；
在我们自以为善意打造的温床中，他们失去了危机意识，
更在我们一再宠溺爱护下，失去了面对挑战的勇气。”
严总裁错在哪里？
总统府和行政院里的决策者们老被讥讽跟民间脱节，
老是闹“何不食肉糜”；贫苦出身的严总裁现在也闹同一种笑话了。
他不知道花多少钱把儿子严心隽送去加拿大唸多伦多大学
（这好像是台北权贵最爱玩的把戏？），
却回过头来质问年轻人为何不出国去留学，培养自己的实力。
“台湾已耗尽过去的海外人才存量。
过去的资源让年轻人延毕、游学，
但他们可以给下一代同样的资源吗？”
严总裁大概钱多到根本不知道他儿子在多伦多念一个学士要花富爸爸多少钱，
也不知道台湾人现在要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有多难，
更不知道今天要在美加打工有多不容易
（连他们自己的大学毕业生实习都拿不到钱）。
以古骂今而不知今日何日，
这是不是要用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
严总怎么会被出版界和媒体捧成社会未来趋势大师？
我不知道。陈文茜就更有趣了。
陈文茜的笑话与颜色
陈文茜先是在二月中旬写了一篇〈这个国家太对不起年轻人〉，
为年轻人掉了几滴鳄鱼的眼泪（据说还学焚毁罗马城的暴君尼禄王一样，
用镶金的眼泪瓶装了起来，拿给文化部长龙映台去当文物典藏），
接着却在四月中旬写了〈爱一个孩子，有错吗？〉来附会严总裁，
一起打了年轻人和他们父母各一个巴掌。
这还不过瘾，七月中旬她又写了〈我们的时代，以愤怒为名〉，
暗指：台湾经济的崛起是剥夺了美国人的工作，
今天新兴国家崛起则剥夺了我们的工作，不要怪别人，
只能认清残酷而不可改的社会现实与经济铁律，咬牙苟活下去。
前言不对后语，自相矛盾，陈文茜果不愧是政坛变色龙，
披着文化外衣的市场买办，谁给钱就唱谁的歌。
别的不说，还记得太阳花学运冲进立法院的事吗？
陈文茜先是“砲轰认为学生无限上纲，进入院长办公室偷看文件，
他为这些孩子感到悲哀，甚至痛批这是台湾民主之耻”，
不过“随后又把这段留言删除。”
不过，“博学”的陈文茜老是说出违背事实的话，这可就只有学界和少数人知道
（姚人多的〈总评陈文茜现象〉是最精采而深刻的必读评论），
她的粉丝可能鲜少有人知道。这次，她卖弄历史知识，却又搞错了。
二次战后台湾经济的崛起是承接美国人不想做的工作，而没有抢他们的工作；
美国在二次战后直到80年代初期的黄金岁月里，
经济成长一直都是“贫富均霑”的 inclusive development（见下图与原出处的讨论）
而80年代以后的贫富差距扩大则跟减富人税有密切关系。（见下图与原出处的讨论）
他们搞不清楚的事实
新兴国家的 30亿人口既竞争，又是新市场，是利或弊，端看是否因应得宜。
要怪就怪台面上的政客、老板和名嘴无能，而不要怪新兴国家的 30亿。
全球青年失业的主因是经济低迷，而经济低迷的原因则是政府失能所造成，
可以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改善或解决。
雷根与柴契尔主义通过很多政策促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而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底层 90% 的人收入没有增加，
消费也无法成长，连带地需求和经济的成长就会陷入低迷。
在这局势下 Thomas Piketty 的“资本报酬 > 经济成长”的公式明显成真，
资本主义进入“竭泽而渔”的状态，使经济成长更加疲软无力。
偏偏，这时候全球化却与自动化结合，
导致因“赢者通吃”而扩大产能的厂没有像经济学家所预期地扩大人力需求，
反而积极地扩大自动化的规模来取代人力，
以致全球经济成长时人力需求却无法成长，甚至还倒退。
以上因素全加起来，导致目前的全球的青年失业，以及铺陈了台湾的外部困境。
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崛起不必然要对台湾造成负面的效应。
新兴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提供台湾新的市场和建立二轮品牌的机会，
问题是台湾的老板没有能力看见这蓝海，也没有能力去经营这个市场。
其次，如果新兴国家30亿人口加入全球化时伴随着全球合理的财富重分配，
消费能力将会增加，全球经济将会加速成长而有机会打破
Thomas Piketty 的“资本报酬 > 经济成长”，
贫富差距将会缩小，对经济成长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良性助益。
此外，如果各国工时可以获得控制而按国情减少（越富有的国家工时越短），
劳动人口需求就不会随自动化而减少，失业的问题就可以获得缓解或解除。
这些倡议与 Thomas Piketty 的倡议必非绝不可能。
既然 WTO 可以利用会员国的市场推动全球减免关税与阻碍贸易的政府法令，
就可以利用相同的诱因去诱使（或逼迫）
各国同意征收 Thomas Piketty 倡议的资本税与智财税；
在类似的逻辑下，应该也可以借助 WTO 去推动各国“逐年降低最高工时”的规范。
如果这些目标达成了，全球就可以一起脱离当前荒诞而不合理的发展模式
（exclusive development）。
假如上述倡议太复杂，别忘了我们还可以学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来缓解台湾的问题。
资本主义不是只有英美这种“放任式的资本主义”，还有北欧和莱茵模式。
总结：
年轻人面对的残酷就业情势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
而是全球政府治理虚无化的结果。
假如严总裁不明白这道理，你别太讶异。
但是，假如陈文茜连这道理都不明白，
那可就真的枉负她曾唸过 New School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