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从小到大，我竟然不知道故乡过去曾经经历过如此惨痛的血泪
读来真是令人不胜唏嘘，事到如今，
好像再也不需要有人为过去的杀戮负责？
先警告一下如果不想要打坏好心情的，请不要往下阅读这悲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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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凤凰花──228 事件中的嘉义
◎王昭文
一、前言──向后看、为反省
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这几年透过平反运动的进展，不再是禁忌话
题，一般人对这个事件也都有概略性的了解。然而平反运动在建碑、赔偿、政府
道歉等告一段落之后，社会上继续追究真相的动力似乎已弱化很多。在台湾这个
缺乏历史意识的社会中，“向前看”就等于“向钱看”，缺乏从历史学习教训的能
力。其实回头望并非只是为了纪念、为了追怀、为了申冤，更是为了深入了解事
实、确实反省，避免重蹈覆辙，寻求未来有更开阔、进步的可能。
真相──不是靠公布，而是靠追查
二二八平反运动中的一个诉求，是要求政府要“公布真相”。其实真相是不
可能由政府公布的，政府能够做的，是公布当时所留存的所有档案资料，以及给
二二八事件一个新的“官方说法”。真相，应该由关心二二八者从寻找到的资料
中去逐步建立。由于牵涉到族群及政治立场问题，对二二八的认识至今仍有很多
的歧异，只有继续挖掘，继续让资料出土、让见证者讲话；此外，也待不同立场
者能够基于事实来对话的时机到来，真相才会真的明朗起来。
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已成立了国家档案馆，第一步就是把二二八相关的政府
档案全部收集在一起，并公开给大众查阅。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在 1990 年代进行
行政院委托的二二八调查报告时，将已公开的政府档案编辑印行出来，国史馆也
于近年将有关二二八的档案汇编出版。政府该做的事，已经做了不少，接下来就
看民间是否有足够强大的愿心和动力，继续追查下去。
民间资料非常重要
1993 年至 1995 年间，笔者曾参与嘉义地区二二八口述历史的工作。当时二
二八赔偿还未定案，平反运动已达最高潮，平日隐忍度日的受难者家属、当年参
与行动而逃过一劫者，逐渐敢于发言。由于年代已远，记忆模糊，片片段段的事
件回忆中，又掺著传说与推论，要建立事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现在重读过去
纪录下来的资料，觉得还是颇为宝贵。
二二八事件不管是发生当时或是事后政府的了解，都可看出官方和民间对这
个事件的认识有极大的差距，因此了解二二八事件绝不能只依赖政府的资料。口
述历史留下了民间人士对二二八的了解与看法，反映二二八前后台湾人对中国统
治的普遍对应态度，更道出许多辛酸、悲壮的故事。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爬
梳出当时一些事件的大概样貌，这是和官方留下的资料大不相同的。
这几年当事者凋零得更厉害了，即使有心要再做民间资料蒐集，也比十多年
前难得多。1990 年代中期由吴三连基金会出版的台北、基隆、嘉义地区的口述
历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几本关于二二八的口述历史；高雄市政府
出版的高雄地区二二八事件口述历史……等资料，已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检讨“革命未竟”之因
这几年虽然未继续做二二八研究，但深深体会到，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的影响
并未成为过去。除了受难者家属要求的：追查真相、追究元凶之外，整个台湾社
会更需要从这个事件当中学习。除了检讨政府的错误、珍惜民主成果、继续维持
对外来统治者的抗争精神之外，台湾人也应该深刻自我反省，探讨为什么轰轰烈
烈的全岛蜂起竟然一下子就被镇压，而且往后数十年间民间的自主性力量几乎瓦
解？二二八究竟是“未竟的革命”还是一场混乱的民变？这是需要仔细去厘清
的。要了解二二八，除了悲悼无辜牺牲者、歌颂英雄人物之外，还应该检讨事件
中政治改革目的失败之因，祈能加强自身的力量，不再重蹈覆辙。
本文主要想讲一些二二八事件中的故事，对二二八失败之因恐怕不能深入探
讨，但在此愿意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简单来说，当时台湾缺乏“建国目标”，缺乏有组织的一群领导菁英，虽然
知识份子的想法都很接近，但并未有很好的联系与组织。群众蜂起之后，地方领
导者的心态多数是保守的，希望尽快恢复安定，政治要求也是属于“温和企求”
式的民主化正当性诉求。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但在统治者眼中却是“民逼
官反”，所以用极惨酷手段来镇压。民间自主性的组织力量不够，自己乱成一片，
其实不待镇压差不多就都瓦解了。在强大的政府暴力下，台湾人更是完全找不到
抵抗之途。其实二二八事件中，有部分人士已意识到没有组织的抗争是不会成功
的，继续在暗地里发展组织，甚至想建立武装基地。然而 1950 年之后，国民政
府败退台湾，白色恐怖肃清下，这些组织纷纷瓦解，同时国民党的组织控制了所
有的民间团体，让台湾的社会力陷于桎梏。
近十年虽然政治改革有成，但是社会自主性力量仍然颠簸难进。我们不知道
若再来一次类似事件，这一代会表现得比上一代更好吗？还是仍旧徒然燃尽热
情、做了重大牺牲，却仍然难以团结、没有目标、抵抗不了强大的压制暴力？
唯有更多的了解与反省，才能帮助我们走出历史的悲运。
二、二二八事件中的嘉义市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台北市因为取缔卖私烟而引爆民众抗议事件，在第
二天更因请愿民众遭到行政长官镇压，人民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酿成二二八事
件。
二二八事件的成因已有多人探讨，最主要是战后中国政府接收后统治措施不3
当，造成经济萧条，失业人口遽增。中国政府的贪官污吏横行、军队纪律极差，
给台湾人很坏的印象。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已经是个近代化、法制化的社会，一般
人在工作岗位上都是勤奋笃实地工作，在战争中更养成台湾青年公而忘私、勇敢
负责的精神，这些文化特质显然和中国的官场、军队文化截然不同，这种明显的
文化落差，早已在社会上酿出许多问题。而中国来的主政者歧视台湾人、不信任
台湾人的态度，更让这种文化落差造成的问题愈形严重。中国政府以殖民者的心
态入主台湾，中国人取代原先日本人的位置，照样骑在台湾人头上，让原先对“祖
国”充满期待、以为终于可以结束二等国民地位的台湾人，感到无比失望；统治
者更以台湾人受过日本统治、思想日本化为台湾人的“原罪”，要台湾人洗掉日
本的影响，对台湾人的爱国心有所猜疑。凡此种种，当时台湾民间的不满情绪早
已蓄积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反抗专制统治和歧视、要求民主和平等的呼声也早已
在舆论界和台湾知识份子间热烈讨论。
全民蜂起的二二八
二二八发生之后，各地状况虽然不一，但可归纳成几个普遍模式：
1. 大陆人离开职守避难，政府机关、警察单位由台湾人接管。部分
地方曾发生台湾人殴打、抢劫大陆人事件。
2. 地方人士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维持治安，保护大陆
人，同时也向政府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
3. 社会青年、学生组织队伍，担任维持治安的工作，但是也有部份
人的认为应该以武力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遂有作战的准备。
4. 因为反抗群众缺乏组织，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缺乏武器，加上
地方上的民间领袖多主张不扩大事端、尽力维持秩序，大部分地
区在几天之内便恢复平静。
5. 三月十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宣布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
会”，三月十一日国军二十一师到达台湾“绥靖”，并进行清乡。
陈仪政府展开连串的恐怖报复清算行动。许多地方领袖、社会菁
英被列为“首恶”而被捕杀或追缉。
6. 部分反抗者躲入山中，欲建立基地继续抗争。这部分的整肃继续
到一九五○年代初，成为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
嘉义抵抗最烈
二二八事件虽然是从台北开始、政治改革的要求也由台北的台湾人领袖和陈
仪谈判，不过二二八事件惊人之处在于“全台蜂起”，在云嘉平原更有激烈的武
装抵抗。
一九四七年事件平静后，来台湾调查的监察委员杨亮功在报告中说：“
综观台省各地此次事变，以除台北外，嘉义为最激烈。”一九九四年《行政院“二
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结论当中就写道：“嘉义地区自三月二日事件发生后，就
显现出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第一，各地民众曾组成武装队伍，参加攻击红毛
埤军械库及水上飞机场的军事行动，惟参加者大半是乌合之众；第二，嘉义地区
不少社会人士支持这些行动，因而孙志俊市长认为嘉义地区‘战事进行之激烈，
与公教人员损害之惨重，堪称为全省之冠’。”
的确二二八事件中，嘉义有较长时间的军事对峙。而且中南部许多地方的民
间志愿军都前来参加保卫战。为什么嘉义的局势会演变成持续性的武装军事行
动？这要从嘉义市的“三二事件”开始说起。
嘉义市的“三二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台北发生的事件，原本嘉义市长──江苏籍的孙志俊并不
以为意，认为嘉义的官民关系良好，不会影响到嘉义。但是到了三月二日下午，
市民却开始包围警察局接收枪枝、闯进市长官舍，市长孙志俊在台湾人市参议员
林文树、林抱的协助下抵达宪兵队避难。之后市区继续发生大陆人遭抢、遭殴打
等事件。同时市民也占领了广播电台。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有人说是因为三
月二日(礼拜天)当天下午有几位从台中、彰化方面来的人士在中央喷水池旁演
说，才激起民众行动。不过也有人说三月一日嘉义市内已有军人巡逻，无故殴打
台湾人，隔天民众是要去向市长要求主持公道的。
避难到宪兵队的孙志俊遂要求市参议会议长钟家成出面维持秩序，并打算要
驻军入城镇压。当时有陆军二十一师一个独立营驻在市郊山仔顶的军营内，同时
东门附近也有一排兵驻扎。此外市内还有宪兵队。嘉义市南边则有位于水上乡的
空军基地，通称水上飞机场。
三月三日市参议员、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及关心地方事务的人士聚集开会，
照行政长官和市长的命令，组成了嘉义的“三二事件处理委员会”。市参议会议
长钟家成生病无法出面，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任陈复志被推为主委。
处委会头一件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因警察、驻军在民众围攻下退走，一方面
市内需要维持治安，因为确实有流氓趁机接收武器，不只威胁大陆人，也威胁一
般市民；另一方面，由于市长和大陆军人态度强硬，宪兵队和军队打算入城镇压，
还有红毛埤空军第十九军械库、附近的水上空军基地所构成的强大兵力，让嘉义
市民相当不安。基于这样的情况，于是成立了“作战本部”，由保定军校出身、
打过抗日战争的陈复志上校担任司令，号召市民自动组成自卫队。又在处委会的
决议下，嘉义电台向全台湾广播征求“志愿军”来嘉义协助，果然中南部许多乡
镇一队队青年前来助阵，而有围攻红毛埤军械库、水上飞机场包围战等事件发生。
注:赖泽涵等，《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页 406。5
虽然所有的人都有爱乡爱民的心，同时都对中国接收台湾之后，官吏贪污不
断、歧视台湾人等的种种作为感到不满，但是面对危机时刻每个人做的判断并不
同。处理委员会内部纷乱不堪，要取得一致意见相当困难，很难做出有效的决策。
而省方代表出面调停后，防卫司令部和战斗队伍之间也出现分歧意见，在主战派
的人身威胁下，陈复志遂放弃指挥权。
三月三日至十三日之间，民军和国军的确处于交战状态。之间有多次和谈，
但是条件一直谈不拢。致力于和平解决的处委会十一日派出“和平使”到机场，
没想到这些参议员却被扣押，陈复志、潘木枝、陈澄波、柯麟等更遭枪杀示众的
惨酷报复-2。
嘉义市的战斗
嘉义市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于三月三日成立后，决定号召台籍原日本
兵、军伕、军属等有作战经验者共同应付变局。据了解，有自海南岛归来的巡查
补、原日本陆军、海军的军人、军伕、军属，从东南亚战地回来的技术人员等还
有中学生都自动自发的组成队伍。之后更透过广播，报告嘉义市民受着军队威
胁，请求各地民军前来帮助。当天及往后几天各地来驰援的队伍相当多，包括来
自：布袋、朴子、盐水、新营、后壁、佳里、六脚、番路、斗六、台中、埔里、
北港、竹山、奋起湖、达邦及台南工学院。
处委会将大陆人都集中在中山堂、国民党市党部及参议会内加以保护。此举
在大陆人眼中是将他们关入集中营，但台湾人方面的用意是避免他们受到流氓的
威胁。嘉义中学的老师陈显富将学生组队，加入治安维持队伍，但是学生一出校
门就遭到驻在山仔顶的国军射击，有一名学生受伤。
处委会怕军队真的进到市内镇压，派代表前往宪兵队和市长孙志俊及宪兵队
长李士荣谈判，希望军队和宪兵都退出市内，以安民心，但是双方未有共识。
之后，本地和外地驰援的队伍围攻宪兵队，但未能攻下。同时民军也开始进
攻红毛埤军械库，以及包围水上飞机场。另外有队伍攻击驻在东门町的军队。民
军的立场是必须防止国军对市民造成危害。晚上九时，市政府被民军接收。
三月四日，战斗持续。驻守城外的独立营由罗迪光营长指挥，一度砲击市区，
造成市民伤亡。经处委会秘书李晓芳和三青团王甘棠向军队广播劝说后，罗迪光
同意停火进行交涉。但不久市长决定退往机场。罗迪光部队则退驻红毛埤。
注2“嘉义三二事件”经过，主要参考：
〈嘉义市三二事变报告书〉，收录于《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四)》，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
许雪姬，〈台湾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为例〉，
收录于《台湾光复初期的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
王昭文，〈嘉义市二二八事件大事记〉，收录于《 嘉义北回二二八》，
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4 年。
三月五日，处委会见军事对立依然，市内治安也成问题，就请市参议员卢炳
钦联络邹族的汤守仁(日本军校出身、日军大尉)，带领原住民下山帮忙维持秩序。
另一方面，陈仪派了陈汉平及刘传能到嘉义，希望斡旋谈判事宜。两人到处
委会之后，由许世贤(市参议员，后来担任嘉义市长)和一名记者陪同到机场送公
文给市长。
这天包围红毛埤和飞机场的战斗相当激烈，据说有三千多人参与。民军对飞
机场断水断电。国军向台北求援，两天后空军以空运方式接济机场内的驻军和大
陆人。
三月六日，在特使斡旋下双方进行谈判，但未达成协议。
三月七日，阿里山邹族部队加入民军战斗行列，猛攻军械库，驻军破坏仓库
后转往飞机场，之后民军占领军械库，但是已经没剩多少可用的武器。罗营退往
机场时在路上，杀害四位驾车往嘉义市内的南靖糖厂员工。机场内的国军则攻击
邻近村庄。这天，处委会方面已经恢复机场水电，并由民众捐出粮食送到机场内
给大陆人。可是就在同时，国军方面向台北要求的弹药补给也到了。
三月八日，孙志俊回嘉义市和处委会谈判，处委会要求军警缴械，市长拒绝，
谈判再度破裂。台北再运弹药补给到嘉义。机场附近的三和村被国军烧掉三间
子，三人被枪杀，多人被掳至空军基地担任煮饭、收拾尸体的工作。
三月九日，机场附近的刘厝庄被国军劫掠屠杀，三人在村中被杀，十人被带
到机场旁杀害。民军仍然包围机场，并试图以加农砲射击机场，但因距离过远无
效。机场内国军再度得到空运补给，弹药和粮食都已充足，待援军到达就要展开
反攻。处委会再派四人到机场内谈判，仍然无进展。
三月十日，民军最后一次与机场内的国军对战。下午，处委会又提出七条件
议和，内容包括：(1)国军驻守营内；(2)国军日用粮食由处委会供应；(3)市长返
回市区处理善后，其生命由处委会负责；(4) 不得再派便衣潜入市区；(5) 双方
不得再开炮；(6)事件解决由处委会代表及政府大员会同办理；(7)机场附近死者
由处委会掩埋。但是罗迪光营长不接受和谈。
包围机场的各部队已经听到国军登陆即将展开镇压的消息，纷纷撤离，如
台南工学院的学生队伍于十日凌晨离开，原住民部队则在前一天得知将和平解决
时就已撤离。不过，后壁队到这天才来嘉义市打算支援，却因找不到负责人，隔
天撤回后壁。
三月十一日，新登陆的二十一师一个营空运至嘉义机场，南部防卫司令部
所派的援军也到达嘉义。处委会为了让嘉义市的损失减到最小，请参议员前往机
场做和平谈判。但是八位谈判代表到机场后不久，士兵持枪而入，把谈判代表一
一綑绑带走，其中唯一的女性邱鸳鸯(市参议员)、以及刘传来(国大代表、省议7
员)、担任通译的王钟麟被释放，市参议员林文树后来以钱赎命，其他几位：陈
复志、市参议会副议长潘木枝、市参议员陈澄波及柯麟，分别于三月十八日与二
十五日被公开枪杀。
三月十二日罗营攻入市区，宣布开始收缴武器，将在市府前欢迎军队的有
关人员一一逮捕，并劫掠其身上的财物。集中收容在国民党市党部、市参议会及
中山堂的外省人被释放出来。军队并宣布戒严。
三月十三日整编二十一师一四六旅四三六团副团长彭时雨率军进入嘉义市
区，市长孙志俊随军回到市政府，随后向市民广播，要求区邻里长检举涉及二二
八的人士、军警宪兵加强搜捕。
三月十四日起，嘉义市的秩序已逐渐恢复。原先在嘉义市活动的民军，部
分退入小梅及附近山区，数日后政府军在往小梅路上拦截疑似民军的四辆卡车，
发生激战，民军方面现场有三十多人死亡，有些则被捕后枪杀，政府军有四人伤
亡。还有一批民军继续往山地撤退，国军于二十日起扫荡梅山地区，肃清告一段
落。
在善后处理中，外省官员军人把事件的“祸首”指向处委会成员、三青团干
部、市参议员等，未经正式审判，就加以逮捕、杀害。在二二八事件的镇压行动
中，嘉义地区公开枪决的人数最多，而且被杀者多是市民耳熟能详的人物。十八
日首先枪决陈复志，二十三日则是卢镒、苏宪章、施珠文、林登科、黄水树、吴
溪水、陈阵、陈容貌、蔡金爝、陈庚辛、薛皆得等十一人，同日又在虎尾溪畔处
决顾尚太郎、李诗芳、王济宁、黄汉书。二十五日则是四位市参议员：陈澄波、
柯麟、潘木枝、卢鈵钦被杀。这些枪决都未经正式审判，就由罗迪光营执行。注3
武装行动的效果与结果
嘉义虽然成立了“作战本部”，主要的功能还是在防卫而不在真正作战。各
地来的队伍缺乏横向联系，作战本部也没有办法指挥、统整这些队伍，更没有清
楚、一贯的战略。民军武器不足、各自为政，虽有保家卫乡的责任感在支持，凭
藉的只是单纯的热情与义愤，难以成事。因此即使有几千人曾经一起包围飞机
场，最后仍然在处委会倾向和谈解决的情况下，队伍纷纷散去。
但是这些战斗，却造成中国政府对嘉义特别有戒心，更引起事件后市长孙志
俊、驻在嘉义的第二十一师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罗迪光、宪兵队队长李士荣等握有
权力者对处委会相关人士的报复，枪杀无辜的市参议员、记者、台湾人警察作为
恐吓市民的手段。清乡时期嘉义更被列为“搜查区”全面仔细清查。
但是嘉义人的反抗精神，却因此更加巩固。
3 同上注。
这些武装行动在人心留下的影响是大的。在口述历史访问工作中所得的印
象，一般市民提起二二八，典型的反应是：一、惋惜陈澄波、潘木枝等人的无辜
被杀；二、肯定当时人民自动自发出来保卫家乡、反抗大陆人的行动。许多人都
是带着骄傲的语气谈起包围机场的青年们，提到连中学生都出来作战、女学生也
帮忙做饭团送到战场上去，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努力共度难关。
即使过去国民党的教育下将二二八定位为共产党煽惑下的叛乱事件，二二八
长期污名化，民间仍有不少人的历史解释是：这是反抗不义政权的未竟革命，认
为当时很可惜缺乏组织、缺乏一致的领导，否则应该可以打赢。还有人对当时的
战斗怀抱一种浪漫的怀念。
燃烧的凤凰花
当年不顾一切挺身而出的青年，有人在战斗中丧失生命，有人躲过二二八却
在白色恐怖中遭到肃清，也有人沉默地继续生活、将这段记忆深埋心底。
嘉义诗人萧翔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是海军航空兵，曾受训要担任神风
特攻队队员，战战争快结束时他写过一首诗：〈凤凰木的花〉，描写看着战友出征
的心情。这首诗也很适合描写二二八幸存者对在战斗中牺牲者的悼念。兹以此诗
作为本节的结尾、下节的引子。
凤凰木的花：
在炎天下燃烧着，
竭取不尽的热情，
凤凰木的红花
任南风不住地摇动。
如年轻人的心，
在希望和谛念之间，
欢喜与悲哀之间，
摇摇晃晃。
夏天快结束了，
燃尽了热情的花，
惨酷地落掉了。
秋天到了，
残留着的胜利之花，
混在病叶里变作果实，
抑制着不安的思念，
在北风里告诉著。
“被淘汰的花友们，
我们虽然永存著，
但竟看不到你们，
所梦着的美丽的远景。”
三、嘉南平原上的殒落之花
抵抗最激烈 牺牲最惨重
二二八事件对嘉义市民有相当特别的意义，因为此地除了抵抗最激烈之
外，牺牲也最惨重。
军械库、飞机场等多日的攻防战，估计至少有三百人伤亡。在国军与民军
冲突之际，也有不少市民无辜受害。三月四日国军砲击市区，多位市民伤亡。三
月七日，五位南靖糖厂职员在回嘉义途中被杀。三月九日，刘厝庄遭国军劫掠，
有十三人被杀。
三月十二日国军重新进入嘉义市之后，展开恐怖报复行动，造成更多悲剧。
特别是代表市民前往飞机场和谈的“和平使”中，多位市参议员竟然被公开枪杀
于火车站前，成为台湾人最恐怖、最惨痛的记忆之一。
对许多台湾人而言，“二二八”就等于“统治者滥杀无辜、恐吓人民”。这
样的集体记忆，使得许多菁英视政治为畏途，学会表里不一、忍从度日。统治者
的确收到恐吓之效。但是悲愤的情绪仍然在表面服从下沸腾著。
隐忍未发的悲情，成了台湾历史文化的基调之一。悲情一旦得到释放的机
会，可以成为纪念、反省、建立新社会的原动力，但也可能让人停留在受害者意
识当中，不断自怨自艾，甚至成为新的禁忌，拒绝了理性讨论的可能。如何将悲
情成为前进的力量？不断重新理解二二八的真相和意义、客观检讨台湾人的优点
与缺点，是一个可尝试的途径。
本节尝试以一些嘉义市二二八事件牺牲者的故事，来呈现二二八事件的实
况与意义。
战斗中死亡者
二二八事件中真正参与战斗者，多半讳莫如深，不愿提起。在战斗中死亡
者的家属，更是多半不敢声张。不过我们在口述历史访问中，还是遇到几位亲身
参与战斗者，谈起当年勇敢出面应付危局而相当自豪；也有以其兄弟翁婿勇敢抗
暴为傲者，说出这些如凤凰花般奉献出年轻生命的故事。
当时当过日本兵的、或是去过海外的青年，都会被期许出来参与战斗，有
不少这类青年出于责任感和义愤，自然加入行列。林青龙和他的弟弟林清柱就是
如此。林青龙当时开一家帽店，林清柱在税务处上班，两人在三月四日不约而同
到中央喷水池集合，林清柱那队二十几个人，先乘卡车出发去攻打水上飞机场，
出发后就没有再回来了。注4同一批牺牲的青年，还有海军志愿兵出身的王万吉、
当过海军的陈少辉等人。
陈少辉曾经被日本政府调到马尼拉工作，训练成优秀的飞机修护技工，但
在战后遽变的台湾社会很难找工作。他好不容易努力考上中林铁工场技术员，没
想到上班不到半个月，就遇到二二八事件。他义无反顾地和当过海军的同伴一起
参与飞机场的战斗，就此失踪，留下二十岁的妻子和四个月的女儿。注5
郑万山，日本时代曾经到海南岛担任“巡查补”(警佐)，从事制造木屐的行
业。海南岛回来的人，在当时有组成队伍参加战斗。据其友人的说法，有几个去
海南岛工作的台湾人，在战争结束前就杀了日本人、投到中国军的阵营，回台湾
后，中国政府并没有依约定来论功行赏，引起他们不满，而在二二八时趁机参加
了反抗的队伍。他是在国军尚未完全撤到飞机场的市街战中阵亡的，有个英雄式
的葬礼，墓碑上刻着当初蒋介石给他们的名号：“护国中尉”。然而二二八事件台
湾人算是输了，墓碑上的名号也被家属涂掉、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注6
蔡中山，北港车站(运甘蔗的五分仔车车站)的流氓头，绰号“蔡中”。家中
兄弟多人都参加了二二八事件的战斗，蔡中山似乎是市内“兄弟人”组成的队伍
首领。二弟蔡长水战争中也曾到海南岛担任巡查补，是海南岛队的指挥者，事件
后自新，被送到大直管训，后来当选过好几届的市民代表、县议员。蔡中山则是
在飞机场之围被突破、打算入山打游击时，在往梅山的路上被杀。注7
蔡长祝，日本时代跑到中国加入中国军队，战后以中国军官的身分回台湾，
改名为蔡树仁。他带了一些嘉义的青年，和北港的青年一起战斗，可能是属于张
志忠领导的“自治联军”的一分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当在水
上飞机场之围被突破后，这批青年打算前往山区建立基地继续打游击(目的地应
该是樟湖)，但是在往梅山的路上遭到伏击，多人被杀。据说蔡长祝是在跑离之
后，又回现场看死伤情况，不幸被抓，押到北港枪决。注8
这些个案只是冰山一角，让我们一窥当时战斗参与者的出身背景、动机和
牺牲的情况。
注4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 嘉义北回二二八》
(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4年)，页 237-246。
注5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诸罗山城二二八》
(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 年)，页 38-46。
注6 同上注，页 12-17。
注7 同上注，页 86-93。
注8 同上注，页 76-82。11
四位市参议员之死
三月十二日，大陆人重新取得嘉义市的控制权之后，开始进行一连串的报
复行动。这些报复性杀戮，应是由市长孙志俊、陆军营长罗迪光、宪兵队长李士
荣等人所做的决定。依照当时担任处委会秘书的李晓芳所说，几位比较了解中国
人做事方式的“半山”，此时曾向陈仪建言，千万不可放任地方权势人士借机报
复乱杀人，重大案情都要送台北审议，陈仪也说好，但是交代给参谋长柯远芬后，
命令却迟迟未下，以至于台北、嘉义等地都发生相当惨烈的报复性屠杀。
三月十八日，被视为首谋的处委会主委、作战司令部司令陈复志，被五花大
绑游街示众后，押到嘉义火车站前公开枪杀。之后，还有至少两次公开枪决示众。
这种作法，是已进入法治社会的台湾人相当不可理解的。
对嘉义人而言，三月廿五日公开枪决四位市参议员，对市民的冲击最大。
被害的人士包括：
陈澄波，第一位入选“帝展”的台湾画家，台湾美术界的领导者。曾经到
上海教书，回台湾后致力于美术运动，和同好组织台阳美术协会，战后他当选嘉
义市第一届市参议员。陈澄波为人热情和善，爱帮助别人，善于做调人，个性很
耿直。二二八事件期间，因为他会讲北京话，又是市参议员，因此成为“和平使”，
担任和大陆人谈判的工作。没想到竟然因此而遇害。他太太在他遇难之后，坚持
拍下他遗体的相片，藏起来，也把他死时所穿的衣服收藏得很好。他太太活得很
长寿，儿媳说她是抱着非看到丈夫得到平反不可的心情，顽强地活下去，九十岁
时还很健康，想念丈夫时仍然会流泪，时常说：“天有在看，咱做给天看！咱会
有出头天的一日的！”注9
潘木枝，嘉义市著名的医生，开设“向生”医院，当时为市参议会副议长。
他常免费为穷人看病，也免费为当时驻扎在嘉义的中国兵看病，孙志俊尚未当市
长之前得了难治的病，潘木枝从死亡边缘救回他，孙还说潘木枝是他的再生父
母，可是到头来孙却判了潘木枝死刑。被捕羁押期间，他托人带出以香菸纸写成
的遗书给妻子，除交代妻子自重自强以外，更强调：“木枝是为市民而亡，身虽
死犹荣”。注10
卢鈵钦，齿科医生，曾到广东读中学，大哥与小弟都在中国发展，他则到
日本读书后回台湾开业，战后当选第一届市参议员，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
记。三月十一日到飞机场谈判的议员被扣押之后，他忙着营救，甚至还出席“迎
接国军”的行列，不知道自己早已列名黑名单。他太太林秀媚说，卢炳钦在日治
时代不愿到中国为日本人工作，因为他“绝对不能出卖自己的民族”，没想到却
死在“自己的民族”手上。林秀媚保留了他死时穿的衣服，在胸前有很大的伤口。
她认为卢炳钦是因为之前就常搜集官员不法贪污的罪证，才会遭到枪杀。她以他
的作为为荣，在他的墓碑上刻着：“死在历史上”。注11
柯麟，嘉义唯一民营戏院“庆升”的老板，市参议员，“和平使”之一。他
去飞机场之前，始终相信这次一去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没想到一去就被抓起来枪
杀。他是独子，他太太一直将死讯瞒着婆婆，直到婆婆快过世时才告诉她实情。注12
注9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 嘉义驿前二二八》
(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 年)，页 157-196。
〈陈重光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 4 二二八事件专号》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页 311-320。
注10《嘉义驿前二二八》，页 213-233。〈潘信行先生访问纪录〉
《口述历史 3 二二八事件专号》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页 113-120。12
为众作牺牲
市参议员被杀之前两天，三月廿三日，也有十一位市民遭到报复性杀害。
这些受害者，大多都是市长、罗迪光营长及宪兵队长李士荣熟悉的人，但并不是
反抗战斗的要角。好几个人是在死后才被判为无罪。
苏宪章，新生报嘉义分社主任。据家人的回忆，二二八事件期间他很为就
读台南工学院、回嘉义参加战斗的大儿子担心，没想到成为逮捕目标的是自己。
他被官方说是“处委会宣传部长”，但是他自认为并未参与不法行动，因此没有
逃躲。新生报向来勇于反映当时人民的痛苦，披露官僚、军人的不法行为，批评
陈仪政府，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后的整肃中，成为首要目标。除了苏宪章之外，还
有五位报社主管级人物受害。
在家人的回忆里，苏宪章曾和罗迪光营长起过正面冲突，很可能为此种下
被害之因。最令家人痛苦的是，在他死后几天竟然又贴出告示说他无罪。注13
施珠文，日本时代就在警察局司法系工作，战后亦在警察局工作。二二八
正乱时跑到乡下去住，并未参与，讲和之后依然回警局上班，没想到竟然被捕遭
害。据说临时军法处判他无罪，但已经太迟。他死后，亲戚朋友都极度害怕，不
敢和他家来往。他太太娘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太太的养父是牧师，但是当她请
求教会牧师为施珠文主持葬礼时，牧师以施并非基督徒而拒绝。他太太因此而非
常痛心，有一段时间不愿再去教会。注14
陈容貌，日本时代就担任警察，和施珠文一样，都是会帮助台湾人的好警
察。汉文、日文素养都很好，会作诗。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是台湾人当中警界
资历最深的，因此被推举出来负责警政工作。当时台湾人警察也组织起来，轮流
顾守警察宿舍，保护大陆警察及其家属，但是后来陈容貌却被说成“伪警察局长”
而被杀害。据其子的回忆，陈容貌知道二二八事件是人民对政府失望、一时冲动
的无计划行为，劝儿子最好不要介入。但是他自己基于尽忠职守的原则，仍然每
日去上班执勤。三月十三日左右他上班后即被收押，廿三日和其他十人被杀。据
说他从狱中被带出来时，双脚被钉在一块木板上，却面不改色。在狱中他留下一
首绝笔诗：“非关荣利与贪名，大祸临身惹恨生，四八年华从此断，甘心为众作
牺牲。”正义凛然的气魄，传为美谈。注15
11 《 嘉义驿前二二八》，页 235-253。
12 《 嘉义驿前二二八》，页 147-155。
13 《 嘉义驿前二二八》，页 125-146。
14 《 嘉义驿前二二八》，页 61-76。13
卢镒，绰号“大目仔”，战后经营大陆旅社，和大陆人颇有来往，与其兄卢
兴都是江湖上有名人物，卢兴被认为是嘉义市“兄弟人”的首领。二二八事件时
卢镒的旅社收容不少大陆人，包括警察局的刑事课长夫妇、检察官等。后来宪兵
队长叫他去，不但不感激他保护大陆人，还责怪他不帮忙，又表示原本是要抓卢
兴，但是找不到人，就认定卢镒也有参加作战，要他供出那一带参加者的名单。
被捕四、五天后，他被枪杀。枪杀当天，他在押往火车站的车上大喊：“来哦，
来看我大目仔被枪杀哦！”市民对他的豪气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多年后提起还
称赞不已。注16
同一批遭到杀害的人士，还有：吴溪水，皮鞋店老板、邻长；林登科，木
材行老板，家属表示他被捕后家人曾被士兵勒索，但是钱送去人还是被杀了；陈
阵，任职于区公所；蔡金爝，脚踏车店老板；薛皆得，洗衣店老板。17其他还有
好几位至今仍不清楚其生平事蹟。
嘉义机械厂(日本时代的中林铁工场)的守卫许其旺，在二二八事件期间，保
护着厂里的大陆人，不让外面的人进去打他们，甚至还不时从外面买东西给厂长
等吃。二二八事件后他被捕，原先厂长还保他出来，但是后来再度被捕，他太太
去求情，厂长的态度却完全改变，说：“今天是我们赢才有这局面，不然我的财
产搞不好都变成他的了。”后来他被带到台中，五月廿八日在台中公园被枪杀。
据说他死前曾说：“我保护厂长反而被杀，我死是为正义死，但死的只有许其旺，
正义不死。”注18
可怜的小老百姓
三月七日之后，以水上飞机场为基地的大陆军人，在和包围机场的台湾青
年作战之外，也趁隙攻击了附近村落。飞机场对面的刘厝庄，就有多人被害。“血
洗刘厝庄”注19，是二二八事件中相当令人心酸的故事。
15 《 嘉义驿前二二八》，页 87-98。
16 《 嘉义驿前二二八》，页 107-112。
17 《 嘉义驿前二二八》，页 49-60、101-106 、115-124 。
18 《 诸罗山城二二八》，页 139-142。14
二二八事件期间，刘厝庄处于交战线上，居民多数把妻小疏散到其他地方，
但是田里农事不能不管，因此壮丁仍回村里喂家畜、下田工作。三月九日下午，
国军由飞机场冲出来，见人就开枪，打伤了几个人，把在田里工作的庄民集中到
一间房子里关起来，在村里到处劫掠，拿得动的东西通通拿走。除了庄头有三个
人中枪死亡之外，十个村民被带到机场外面杀害。当时村民还以为他们只是被抓
去做工，根本无法想像这样就会被杀。
这些人多是不识字的农民，以为没有参加任何事，就不会有问题，结果遇
上“土匪兵”。后来警察还不断到当地查问，是否有藏坏人。
另外和飞机场有关的心酸故事，是一位在空军基地当厨师的赖炳南，在事
件中也遭到杀害。他在飞机厂当厨师有一段日子了，二二八事件之初他照样负责
采买，辛辛苦苦把菜运回飞机场，后来又没再出来了。里面有人传话给他儿子，
说他被怀疑出去之后有做什么坏事，因此被杀。他儿子气愤地表示，连每天做牛
做马、煮饭给他们吃的人都要杀，还有人性吗？注20
其他还有许多无辜市民在战斗中遭到池鱼之殃。工程小包商童万贵在斗六
遇到市街战，被国军打死。市民蔡维在东门一带被害。天主教徒张天赐于戒严后
在火车站遭盘问，后被士兵以刺刀杀害。注21
陈家的悲剧
上述的故事之外，有一个家族在这事件中的遭遇，更可以说明二二八事件的
悲剧性。
嘉义县立中学校长陈庆元是个教育家，书香门第，儿女个个杰出，是人人羡
慕的好家庭。陈显富是陈庆元的第三个儿子，日治时代总督府台南工业专门学校
毕业，当时在嘉义中学教数学，据说长于足球，深受学生爱戴。二二八事件发生
后，他率先将嘉义中学的学生组织起来，出面维持治安，并接收广播电台。他是
个主战派，对台湾人抗暴的能力相当乐观。当处委会秘书李晓芳去劝戒他不要扩
大事端时，他断然地说：“政治交给你们处理，军事我们有把握会赢”。注22
陈显富投入战斗之时，并无法预料他们家在这个事件中会遭受家破人亡的惨
剧。三月四日罗迪光营长砲击市区，在东门一带造成伤亡，其中陈家的第六个儿
子陈显能被击中死亡。注23 三月七日，罗迪光营长由红毛埤退往飞机场时遇到南
靖糖厂的台湾人职员护送两个大陆人要到市内，结果四个职员：邱创仁、赖耀钦、
钟季友、陈显宗被军队绑缚树上以刺刀乱刺乱砍惨杀，蔡启聪下落不明，很可能
被押到飞机场杀害。陈显宗是陈家第四个儿子。四个人的尸体运回嘉义市内，引
起市民极大愤慨，陈显富更是怒不可遏，加强了抗暴的决心。24此外，陈家的第
五个儿子当时就读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与同学组成队伍回嘉义支援机场包围
战，及时逃躲于山区，事后回校自新，躲过一劫。注25
注19 刘厝事件参考：许雪姬，
〈台湾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为例〉，页 202-203；
《嘉义北回二二八》，页 175-200。
注20 《 诸罗山城二二八》，页 133-138。
注21 《 诸罗山城二二八》，页 107-116、23-30、57-66。
注22 《 诸罗山城二二八》，页 232-233；〈李晓芳先生访问纪录〉，
《口述历史 3 二二八专号》，页 23。
注23 《 嘉义北回二二八》，页 157。15
国军重新取得嘉义市的控制权时，连陈庆元校长都被捕，送到台中审问，据
说曾遭电殛刑求，后来交保释放，但是身体变得很坏，精神打击甚大，于一九五
○年去世。26二二八事件之后，陈显富逃亡了很久，仍然不放弃对抗国民政府，
一九五○年牵涉共产党“山地工作委员会案”，被捕处死刑。
被推出来担任嘉义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主委的陈复志是陈庆元的堂弟。他
少年时代就到中国求学，读了保定军校，娶了南京籍的蒋佩芝，加入抗日战争行
列，吃过苦、立过功。战后回台湾，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筹备处主任。
事件中，陈复志虽然被推为处委会主委，又是防卫部司令，但是处境相当为难。
因为他被视为“半山”，很多人并不相信他，甚至事件开始就有流氓威胁他、要
打他。可是最后又要他出来担任讲和的工作。蒋佩芝回忆说：“去机场之前回家
时，有几个台湾人拿枪跟着他，好像不信任他。我偷偷告诉陈仔跑，他不要，说：
我不出去讲话谁出来讲话？嘉义人死太多了。”
陈复志在三月十八日被枪决。他当年怀抱祖国梦而到中国从军，也加入抗日
战争，经历过许多战役与流亡的生活，没想到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却在回到家
乡后，死在他热烈拥抱的祖国手里。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角色
陈复志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三青团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相当
重要，牺牲也最为惨重。在事后清算中，几乎各地都有三青团成员被杀。
三青团在 1938 年成立，被视为是蒋经国的势力。由台湾到中国参加抗战的
李友邦和张士德在战后三个月回到台湾筹备三青团。张士德日治时代参加过台湾
农民组合，因此他循线将日治时代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士组织起来，以前参加文化
协会、工会、农组等的人士于是纷纷加入。
李友邦担任台湾三青团干事长。他是台北芦洲人，台北师范毕业后到大陆念
军校。诸多“半山”当中，李友邦是比较正派、爱台湾的人士。但是因为二二八
事件中三青团成员太多人牵涉在内，使得政府高层对他开始不信任。虽然二二八
之后他暂时保住地位，但到了在白色恐怖时期，李友邦就无法逃过一劫了。
24 《 嘉义北回二二八》，页 153-171。
25 《 嘉义北回二二八》，页 26-45。
26 《 嘉义北回二二八》，页 153-171。16
李晓芳说：“并不是说大家加入青年团，就表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很大的
信任，我也也知道青年团在大陆的形象、风评并不好。但在台湾根本不允许有另
外的组织，所以大家也只好暂时加入。”注27
根据钟逸人所记，三青团成员中有许多知名之士：台北的主任是王添灯，
成员尚有老台共林日高、潘钦信等；台中有：张信义、林碧梧、石锡勋、林糊、
庄守、陈崁、陈海成、叶荣钟、林培英、钟逸人、赖通尧、杨启东、吕赫若、林
连宗、何赤城、巫永福、林朝业；嘉义有：陈复志、李晓芳、王甘棠、许世贤、
张进通、许传；台南的庄孟侯、曾溪水、林义成、许丽玉、欧滋英、吴新荣，高
雄有王清佐和简吉，屏东有叶秋木。注28
除了以上人士，冈山地区萧朝金、朴子张荣宗，也是地方上三青团负责人，
都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
青年团的主要工作是宣传三民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办国语补习班等，对
象以青年学生为主。如洪炎秋负责推行国语的工作，后来就办了《国语日报》。
但由于三青团成员的属性，对地方的公共事务都很热心，平常就常反映民情，为
民众的陈情和官方交涉，因此和地方的军人、警察、官员早有不少摩擦。事件发
生之后，又多主动负起地方治安等责任，结果竟成了政府头号眼中钉。
以嘉义市为例，孙志俊认定的“主动暴犯”就包括：三青团嘉义分团筹备
处主任陈复志、卢镒、苏宪章、黄汉书、王甘棠、李晓芳，其中陈、王、李三人
都是三青团的重要成员。被杀害的市参议员卢鈵钦也是三青团成员。
三青团可说是延续日治时代社会运动的组织与精神，原本应该在战后台湾
的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经过二二八及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之后，所受的打
击不下于一九三○年代之后日本政府对台湾社会运动的全面镇压。日治时代的社
会运动者，至此或是入监遭害、或是流亡海外、或是退隐不问世事、或是谋生困
顿，力量几乎全然瓦解。
虽然如此，台湾人追求民主、自立的反抗精神仍然不绝。这反抗精神很长
的一段时间缺乏组织来持续发展，反抗意识成了盖在灰堆里的火种，等待新的燃
料、新一代热血青年出现，再续追求社会正义、保家卫乡之战。
四、结语──抗拒嘈杂蝉声
萧翔文在另一首〈凤凰木的花〉这样说：
像火焰一般盛开的凤凰花
与炎炎夏阳
联手燃烧嘉南平原！
为了抵抗笼罩在叶丛里的蝉声──
“我已占领了台湾”，凤凰木竭尽一切热情燃出鲜红的花
──“台湾要自立！”
在燃烧的凤凰花
听到抗拒“殖民”与“白色恐怖”一世纪的叫唤
27 《 诸罗山城二二八》，页 230-231。
28 〈钟逸人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 3 二二八事件专号》，页 41。17
二二八事件对台湾人是突发的考验，在各种条件未成熟下，自立的愿景未
能成为普遍的目标。许多人在当时努力反抗了，可是为何反抗？台湾要往何处
去？一切显得茫然。如今，若仍是如此，那些殒落之花，又要归投何处？
我们的世代，仍然还得抵抗岛内岛外反对台湾自立的嘈杂蝉声，仍然得抗
拒暴力与极权。一年又一年花开花落，一代又一代在考验来临时继续勇敢回应。
社群的生命力，就此展现。
(本文依据 2000 年发表于《台湾教会公报》的〈凤凰花燃烧的平原〉
一文重新修订)
主要参考资料：
〈嘉义市三二事变报告书〉，收录于《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四)》，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
《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 嘉义北回二二八》，台北：自立晚报
社文化出版部，1994 年。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诸罗山城二二八》，台北：吴三连
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 年。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嘉义驿前二二八》，台北：吴三连
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 年。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嘉云平野二二八》，台北：吴三连
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 年。
《口述历史 3 二二八事件专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口述历史 4 二二八事件专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许雪姬〈台湾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为例〉，
收录于《台湾光复初期的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 年。
赖泽涵等，《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李筱峰，《解读二二八》，台北：玉山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