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西方政治制度的两次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
http://whis.cssn.cn/sjs/sjs_sjxds/201903/t20190301_4840999.shtml
张潇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2000年至2015年，西式民主在27个国家失灵，包括英美
在内的成熟民主国家亦屡现"功能失调"。近年来，英国脱欧，法国乃至欧洲连番发生恐怖
袭击及难民危机，美国出现种族冲突和政治特朗普现象。种种迹象表明，西方以民主为旗
帜的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失掉了旧有荣光。这种衰退可归因于2008年金融风暴及其后长
期的经济低迷，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贫富分化、福利制度造就债务国家和党争导致
选举政治深陷僵局等因素，可谓一次深刻的制度危机。而回溯至1970年代的冷战对峙时期
，西方各国也曾遭遇类似的危机：同样的经济停滞和民粹政治，同样的城市暴力与极端主
义崛起，以致被亨廷顿称为"民主统治能力危机"。
1970年代的民主"统治能力"危机
西方战后第一次政治制度危机发生于1970年代，诱因是1974年阿拉伯和以色列两国战争致
使世界范围内石油短缺、油价攀升，加剧了此前已经开始的通货膨胀，西方各国的战后经
济繁荣突然陷入停滞，因而往往被称为石油危机。事实上，这场危机真正肇始于1960年代
末，究其实质，则是平等主义浪潮下的过度参与，危及民主"统治能力"的制度危机。
二战后，世界政治旋即进入冷战对峙阶段，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展开政治制度优劣的意
识形态之争。西方阵营在反思两次世界大战与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以自由主义民
主、竞争性选举和公民权利重述民主政治，以凯恩斯主义修正使自由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
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增强政府对市场的管制，通过保护性劳动法律、限制性金融规则和
惠及更多人的福利体系来为大众提供保障，开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时期。凯恩斯信条下
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和美国的马歇尔计画为西方社会带来了25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到了
1960年代中期，当二战后的"婴儿潮"成长为反叛的青年一代，大众从对社会和种族不平等
的心安理得中惊醒，激进化的大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最大和最早的政治示威发生在美国
，导火索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随着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使之升温，最终促
使平权法案通过并结束了越战。当时的法国则是风暴中心。到了1960年代末，意大利的极
左翼分子组建"红色旅"暴力对抗资产阶级，并号称要"让权力机构残废"。加拿大、墨西哥
、西德和西班牙亦卷入造反浪潮之中。
在激进的平等主义导向之下，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分裂加剧。公众对政治制度
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赖进一步滑落。如1958年，76.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为所有人谋利，
1972年则降至37.7%；而认为政府是为少数大型利益集团服务的看法，则从1958年的17.6%
上升至1972年的53.3%；而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比例，1966年是41%，1973年则为19%。
随着政府活动的膨胀，预算赤字激增，通货膨胀严重，为争取高薪而开展的罢工此起彼伏
；随着政府权威的下降，政府控制工资和价格的努力，又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节节败退
。到了1974年，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停滞，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相结合，又给政府带来更严
重的危机。西方政府最终放弃凯恩斯主义而转向放松管制，着手削弱劳工的力量并转向资
本的逻辑。
正如1970年代出版的《民主危机》一书所指出，1960年代，西方的民主制度遭到来自外部
环境、时代趋势和内部危机的三重挑战，当时东方阵营意识形态的影响、知识分子与青年
的狂热以及政府面对多元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使得"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
一个问题"。亨廷顿呼吁"节制民主"，而哈贝马斯则在《合法性危机》中认为，危机已从
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行政和文化领域。1970年代西方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危
机。
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逆转
实际上，二战后大众政治兴起，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塑造著现代西方世界：资
本主义借助市场分配资源，遵从资本的追逐利润的逻辑；民主通过投票等分配权力，回应
大众平等主义的诉求。由此，资本运行逻辑与大众民主诉求之间此消彼长、冲突不断，如
此构成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难以消弭的结构性危机。
1970年代的民主危机，一方面是长达数年的平等主义浪潮和过度的大众抗争消耗了民主政
治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底层政治诉求占据上风，直接冲击了资本权力而造成经济丧失
活力。危机之际，资本亦发起其对大众民主政治的反抗。1970年代起，哈耶克所保守的古
典自由主义重新受到追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异军突起